8月30日，黄之锋、周庭、谭文豪、区诺轩等至少8名政治人物、议员同日被捕，而前一天831集会申请人岑子杰（民阵召集人）和“光复元朗”活动申请人钟健平在公共场合先后遇袭；警方继批出831集会反对通知书后，继而禁止公众以维园赏花、自由行、宗教游行等名义集会；前特首梁振英呼吁调动体制内外“一切常规和非常规力量”，与“暴力分子和他们的主子金主们斗争到底”，同日，路透社发出独家报道，引述高层消息指特首林郑月娥曾于7月中至8月7日前向中央呈交一份习近平知悉其存在的报告、讨论五大诉求各自可行性，唯所有诉求一概被拒而中央要求香港政府take more initiatives，而香港政府已开始为《紧急法》吹风，建制派消息则指目前策略是“拉到无人为止”……8月30日的几宗新闻结合近日风声，既是数道民意炸药桶，也揭开香港政府彻底变作中央传声筒的最后一层遮掩、间接印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带来的决策研判机制的系统性偏离。警队、中央和香港政府撕去遮羞布的动作本身，亦将公众在恐惧与愤怒之下急遽增长的焦灼推向新层面。
在人大释法5周年（8月31日）的“抗命”新纪元、在大规模逮捕和全民“被勇武”的高压之下，8月31日的集会将以什么形式收场、香港目前的动荡局势将因什么契机转圜/恶化，除了要理解一场无领袖的运动如何动员组织、一个以“和理非”抗争著称的社会如何重新认知具体暴力背后的系统性暴力、一桩本可以制度内途径消弭的争议如何“被街头”如何“被勇武”如何“被全民化”，更要理解现阶段镇压手段的背后理念、理解香港微妙地位带来的畸形管制关系、理解十八大以来的强硬风格和中央政府显著脱离香港现状的决策机制，而这种偏差导向的最坏结果可能是什么。
830大抓捕：升级的恐惧与新的撕裂
选择本身就建立在香港命运只取决于中央、而中央只认可高压和全方位管制的逻辑下。
抓捕黄之锋周庭等人，不在于中央和香港政府如何误判形式如何不理解一场 leaderless 运动，这只是诸多误判中的细微环节。抓捕连同拒绝831集会等安排的目的非常明确，其一是香港政府向中央交代、中央向被宣传机器全面煽动的内地舆论交代，运动有推手、自己有做事；其二，进一步将目前的白色恐怖扩展到指标性的社运人物，并以此刺激公众情绪，为8月31日发生冲突、顺势镇压或引入《紧急法》埋伏笔。
有关第二点，除了行政会议计划视 831 情况决定是否启用《紧急法》的消息，前特首梁振英的 facebook 发言也格外值得玩味。8月18日第三次百万人和平集会结束后，梁振英似乎对勇武示威者并无动作倍感失落，认为反对派“大枱怯，勇武缩，输人输阵，颓势已成”；而其30日的 facebook，除了向中央积极展示自己有能力处理香港动荡、甚至进一步将运动提炼到“推翻特区政府”、“内地的政治制度和进一步分裂中国”的程度，梁还格外强调“不应有思想束缚，不能有行动禁区，不要投鼠忌器”，“调动香港体制内、体制外的一切常规和非常规力量”。我无从判断梁振英的言下之意是否没有冲突也要制造冲突、没有事端也要制造起因、“体制外的非常规力量”意指什么，但参考此前多桩警方疑似包庇黑社会势力的丑闻、有关《紧急法》的讨论，不顾忌手段也不顾忌后果的信号至少足够明确；我同样无法判断梁振英的发言究竟是向北京递交的投名状，还是受北京委托向公众释放的信号——毕竟整套内容党腔党调浓郁、而傀儡定位的前特首恐怕没有拔高事件定调的自主权，但无论公众眼下的抗争还是长期捍卫法治争取民主的诉求，显然将笼罩在前所未有的国家力量的阴影之下，尤其前一日凌晨香港多地出现军车（新华社解释为正常换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