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叛乱吗？”
“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1789年7月14日，当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利昂古尔公爵连夜向路易十六报告，君臣之间这段对话虽然字面上平淡无奇，但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看来，堪称“微言大义”——18世纪末期的“革命”概念并不像今天一样带有开天辟地般的崭新气象，恰恰相反，是天体运行般周而复始的回归，但这一次在利昂古尔口中，“革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意味着一场势不可挡的洪流，乃是人力不可挽回的，即便君权也无能为力。
对于2019年的北京“君上大权”来说，同样的问题再度浮现——远在香港所发生的，究竟是一场叛乱，还是一场革命？尤其当近十年来“颜色革命”作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升级迭代版本，已经成为北京的心腹之患，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又成为这场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口号，是像当年对待乌坎一样恩威并施地平息冲突，还是放在“颜色革命”框架中来理解、并以最高等级来全力应对？
目前看来，北京毫无疑问选择的是后者。这种选择是数十年来“路径依赖”的惯性体现，并不令人意外，但放在中国大陆内部的“改良vs革命”语境中，香港事态又提供了更难得的样本和更丰富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