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胡耀邦逝世三十年的日子。本文原发于丁东先生个人微信公号“丁东小群”，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钟沛璋先生现年94岁，2009年他曾接受我们采访，回忆有关胡耀邦的一些往事。他说：
1953年，开始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我是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在《青年报》发表了，《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耀邦同志看到了，他觉得很有思想，指名把我调到北京。1954年初，我就当了《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管文教方面的宣传。
耀邦自己直接抓团的报刊宣传，所以经常到报社来。我们团报团刊的负责同志，经常被叫到他家里开会，他及时传达中央的一些精神，布置题目，出思想，叫我们写文章，我在《中国青年报》写的好几篇文章都是耀邦定的题目。同时，我也跟耀邦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帮忙起草文件，比如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青年工人会议，在延安召开的五省青年造林大会。1954年以后的几年里，跟耀邦接触比较多。1957年，党发动整风，号召大家鸣放，提意见。我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感到无政府状态的大鸣大放，应该加以引导，回来向耀邦反映。但是后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这是引蛇出洞，要反右。我就按照党的指示，连续写了几篇反右的社论。当时闹哄哄的，我说应该在讨论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大字报揭露很多问题，应该通过讨论，统一思想，形成团结。后来说，不行，要反右，我们按照耀邦等团中央领导的意思，也发表了几篇社论。
当时报社搞了好多右派出来，出名的有刘宾雁，他在《中国青年报》也是编委，青工部的主任，经常出去采访，写了《上海在沉思中》。还有一个副总编，叫陈模，从小就参加革命了，也给划成右派了。讨论我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不赞成，行政部门有两、三个人投票，要把我划右派，其他的干部都不赞成，所以给我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被下放到农村，带队劳动。
到了1958年，当时党中央主管工青妇工作的是刘澜涛，他要重新讨论工青妇的党的领导问题，就把1956年我们筹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发言找出来。我当时的意见是青年工作应该有青年特点，应该有独立性，独立活动，青年对一些坏的现象应该有冲击作用。我说，“五四精神”就是反对坏的现象。当时认为这些发言都是右派言论。有相同主张的项南、梁步庭都受了处分，从书记处的书记被贬到农村当公社当书记去了。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还说是爱护我。这使我大为困惑。明明我是少年入党，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怎么忽然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我真不知道右派为何物。但既然反右是毛主席的决策，戴右派帽子是党组织的决定，思想不通，还得不断检讨认错。几年后，把帽子摘掉了，1960年回报社当普通编辑，我还是努力地干。
1964年，又要开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几位团中央书记组织了一个班子，起草报告，写了几稿，感到不满意，就把我这个“摘帽右派”叫去参加起草。我写了一稿，几位团中央书记觉得还可以，就让我和几个同志一起带着稿子到湘潭，请耀邦审阅。当时耀邦带职下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我到了他那里，耀邦没想到我也去了。说：“你也来了。”耀邦看了稿子，说：“不行，没有什么新思想。”他说，应该站得高，看得远，根据毛泽东思想，很好总结几年来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从当前国内外形势来分析共青团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中心思想是要促进青年革命化。他亲自带我们住在招待所里，不断出主意，不断修改。常常是按照他原来的思想起草的稿子还没有写完，他的思想又发展了，于是又推倒重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前后写了七、八稿，终于写出一篇题目叫做《为我国青年革命化斗争》的报告。整个报告的调子是反修，是按照当时《九评》调子来写的。当时开团的省市书记会议讨论这稿子时候，大家一片叫好声，耀邦非常高兴。现在回头看，整个调子很左。
文革前报社成立了一个知识生活部，让我当副主任，我也写一些知识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就贴出大字报，把我和老伴陈敏，还有被打成右派的陈模，说成报社的“三家村”，我写的知识性文章成了罪状。
耀邦当时首先受到冲击，团中央是“三胡一王”。后来，耀邦跟我一起到了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劳动，耀邦也做小工，扛大包，什么都干。当时我和老伴都是摘帽右派，没人理。有一次我和老伴拉着板车陷在泥里，旁边地里的人谁也不敢来帮着推一下，后来拉车的老伴突然感到轻松了，原来是耀邦过来帮我们把车子从泥里抬出来。还有一次，我的大儿子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被无端打成反革命，关押的地方零下30度。老伴找到耀邦，耀邦立即给表兄杨勇写信，请求查清。杨勇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救了我儿子一命。
后来邓小平出来了，1975年让他和李昌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受到批判，要他和李昌写检讨。李昌很着急，这个检讨怎么写呢？他又把我找去，让我帮他写检讨。
我1968年去的干校。1975年回北京，没地方干工作了，《中国青年报》也没复刊。华国锋时代，我被借调到朝阳区委党校讲课，还是捧着《毛选》五卷，当作经典，讲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当时我的政治觉悟还是很慢的。后来又到近代史所参加《民国史》编写，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这一章。
胡耀邦再次恢复工作之后，以一种伟大的政治家气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组织真理标准讨论，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我学习了真理标准讨论，特别是参加务虚会，慢慢的认识水平才上来。务虚会我在中央的新闻单位那个组。务虚会谈得很不错，解放思想，谈了很多东西，确实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
接下来我就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起草团的十大报告。1978年3月份要开团的十大。当时是团中央找我起草，韩英找我。耀邦当时有一个思想，是进行新的长征，让青年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我按照这个思想来起草报告。当时有人报告到中央，提出要像热爱毛主席一样热爱华主席，要像紧跟毛主席一样紧跟华主席。我说，我们不能再写这种个人崇拜的东西，把这个抵制掉了。起草完报告，我就回中国青年报社了。右派改正后安排我做《中国青年报》副总编，副社长，兼团中央研究室主任，当时候佘世光是《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第二件事，是推动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年成长。十年浩劫之后，青年思想陷入极大的苦闷和迷茫当中，感到被愚弄，被出卖，陷入信任危机。广大青年存在着失学、失业、生活没有保障的困境。社会上对青年很不理解，认为青年是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责备比较多。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把这些账都算在青年身上。
作为团中央研究室主任，1980年4月，我为团中央起草了一个给党中央的报告，题目是《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在青年身上》，请中央制定相关的政策方针，解决青年问题。同年7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为一代青年成长广开出路》，提出培养一代青年的成长，首先要解决青年的实际问题，为青年广开学路，广开才路，广开就业门路，广开文体之路，广开人生之路。当时还进行了人生意义的讨论。
面对香港的广东，是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大批青年想方设法偷渡香港，跑去了以后抓回来，抓回来以后又跑，让人想起《红色娘子军》里打不死的吴清华，这是很尴尬的。为什么从社会主义的大陆跑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因为生活差距非常大，你阻止不了他们。后来建立蛇口开发区，经济发展起来了，就安定了，人慢慢就跑回来了。开始时候偷渡罪名很大，叛国。农民就是为生活嘛，何必戴这么大的帽子。
第三件事情，是为《中国青年报》制定新时期的办报方向。在1979年11月13号，我在报社全体大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为造就一代忠诚社会主义的有真才实学的新人而努力》，把培养青年成为忠诚社会主义的有真才实学的新人，作为我们报社的神圣使命。我说，《中国青年报》停刊11年以后复刊了，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求丰富报纸内容，改进报纸的版面。与青年更近一些，这也是借别的报刊的口号，人家做得好的，我把它接过来。同时，要求报社按照我在《人民日报》写的《为青年成长广开门路》，作为我们报纸的宣传提纲，关心青年的切身利益。 有一件发扬青年政治民主积极性的事情，就是公开报导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吃客饭，搞特权。这个报导当时震动很大，王磊听了以后就傻了：怎么可以公开批评一个部长呢？当时《人民日报》对这件事很支持，也登了这个报导。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中纪委也支持我们报导。接着我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大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反映很强烈。官方有些人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而青年方面觉得非常好。有些青年原先看破红尘，认为什么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根本不相信党，不相信领导。这件事比多少红头文件都有效。因此我在《人民日报》上写的文章讲了这件事情的意义。这件事说明我们的青年的确是可爱的，可信赖的，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大好事。不单是鼓舞了人们反对不正之风、实现四化的信心，意义更深远的是，它与人大代表行使民主监督相联系，正在开创一代民主新风，我们向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又迈近了一步。这个典型事例宣告了十分重要的两点：
第一，任何人民公仆，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对公仆行使监督、批评、任免的权利，是实现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第二，利用报纸监督公仆，好事表扬，错事批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建立真正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上应该有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的民主。要实行高度民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民主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党在前进，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陈爱武批评王磊之后一个星期，这篇文章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我们一方面关心青年切身利益，广开门路，另一方面保护青年一代的政治积极性。因此，《中国青年报》报纸发行量猛涨，从几十万份涨到三百万份，是历史最高的发行量。
第四件事是创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我当团中央研究室主任的时候，感到研究室不能光给领导干部起草讲话稿和文件，首先应该调查研究青年情况，所以我建议，团中央和中国社科院联合成立一个青少年研究所。这个建议得到批准。1981年，就把研究室改成青少年研究所了，就在原来的研究室办公。同时，我把张黎群请回来当所长，他是《中国青年报》的老社长，也是反右时弄下去的。我因为还管《中国青年报》，兼副所长。当时青少研究所有20—30人。如谢韬的夫人卢玉，还有谢昌奎、唐若昕、李景先等。
创办青少所以后，金观涛找我，要出《走向未来丛书》，他找不到挂靠单位。我就写信给邓力群，说他们这些青年很好，我又拿了其中的一本给他看。他说，包遵信这个人不好，其他的人可以看看嘛。这样，《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挂在了青少年所，张黎群和我都兼任丛书顾问，支持金观涛他们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因为我们长期封闭，对国外新的知识、新的学术成就都不清楚，丛书传播新的知识，带来一种清新的空气，先后出了几十种，很受青年热爱，发行量很大，影响很好，大家都去买，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柜枱和玻璃门都挤破了。金观涛当时也成了青年思想领袖。
（丁东，《炎黄春秋》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