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的权力磁场中，有的人是在位子上时发挥着巨大影响，一旦卸职，即人走茶凉；有的人是在退休后反而更加灵活自如，通过不时“冒泡”彰显存在感，恢恢乎游刃有余；还有一类人，是上了天堂再回过头来俯瞰人间，在阴阳相隔的彼岸世界向这边厢发射“脑电波”，对当下的政治思潮、人事格局、议程设置产生某种穿越效果。
按照中共领导人约定俗成的断代章法，差不多是10至15年为一代，平均来说大概是11年。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把这个数字说得这样确定？毛泽东比邓小平大11岁，邓小平比胡耀邦大11岁，胡耀邦比江泽民大11岁，胡锦涛比习近平大11岁。这样规整的排列当然是笔者有意为之，不过也多少能反映出当代中国史的某种尴尬和残酷。这个代际链条，从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原定第三代中辍。于是，中国政制这件衣服的第三排扣子集体下岗。于是，二代和三代之间的年龄差扩大为两个11岁。
2010年后，出生于上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进入他们百年大祭的历史时刻，这连带激发着人们对他们、以及他们活跃期间的1980年代的回望与怀念，或许，也夹杂有某种对未来政治图景和走势的寄望与想像。
2013年的习仲勋百年诞辰是一个引子，今天胡耀邦的百年冥诞才是真正的高潮。活跃在80年代政治舞台的这批“10后”革命家、政治家、领导人，其伟大、卓越、杰出的程度，并不逊色于他们的前辈；而他们的见识与胆识，在某种程度上则远远超出前人。
80年代的高层政治架构起源于对华国锋进行分权的偶然性设计，如今执政党从党内追溯其政治体制改革话语资源的原点，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那篇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在这篇谈话里抨击的主要现象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与其说是对基层说，不如说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其潜在含义，也就是党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这样1949年后绝无仅有的三位一体集中于华国锋一人身上的局面，必须终止了。
此后不久的布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邓的讲话一个月后，华国锋的总理一职就由此前半年就已担任常务副总理的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接任。第二年六月，军委副主席邓小平转正为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则接替了他的中共中央主席一职。至此，华国锋的权力被分割完毕。
80年代总体改革总指挥的地位
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党务系统。1980年2月，胡与赵同时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胡还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换言之，从1981年6月到1982年9月十二大换届期间，胡其实有两个党务系统的头衔，一是中共中央主席，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1982年后，党主席制被总书记制取代，在这个意义上，胡算是末代党主席。
“主席+总书记”的权力结构，是1956年中共八大的发明，是中国政治层面的双轨制。毛泽东的用意，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线、二线两个轨道，一线在前方折冲执行，二线在后面策划布局。所以，1980年恢复总书记的设置、1982年修宪时恢复国家主席的设置、1982年中顾委的设置、1983年国务委员的设置，这一连串事件，其实都体现了当时的老人们希望通过恢复八大建制和安排缓冲地带，达到毛所希望的一、二线双轨运作的目的。
放在这个大框架下看胡所担任的总书记一职，特别是在党主席与党总书记并存的架构下的党总书记一职，其含金量当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在八大上，毛推荐邓，邓谦辞，毛对大家说，国外叫总书记，我们叫秘书长，其实都是一个词（general secretary）。邓小平在五马进京后担任的也确实是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次不过是改了个名字。而胡耀邦在1978年到1980年间担任的各项职务中，也有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
双轨架构下的总书记是党务大管家，是中央书记处的总负责。在党政不分的极致年代，书记处的权力所及，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事无巨细，莫不关涉。
应当说，80年代这些元老们确实希望通过复活“十七年体制”（即1949-1966）来振衰起敝，邓和陈对重建书记处寄予厚望，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坚持集体领导，书记处所有成员平等，都只有一票。重大问题由集体决定，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但必须要有集中。第二，实行集体办公方式。陈云更是痛感中央领导人普遍年高体弱，处理重大事情都只能采取“传阅画圈圈的办法”，是要“误四化的大事的”。他要求书记处“实行办公会议的方式，大家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
邓、胡、赵三驾马车的这个架构，成为80年代中国改革在最上层的组织基础，这个基础是有力的，但也正因其沿袭了八大体制，也自然会继承八大的一线二线双轨制内生的政治风险，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演曾经发生的政治悲剧。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从上述权力架构中判断，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是80年代总体改革的总指挥，这并不为过。今人高谈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时，若撇开这个一线总指挥，未免于情有亏，也于理难合。
胡耀邦的政治资源是一柄双刃剑
胡耀邦的政治遗产、精神旗帜，今天仍值得执政党认真继承、高高擎起。胡耀邦是做党务工作出身的，而且从团中央、中央党校、组织部、宣传部、书记处（中央秘书长）等职务岗位的流变来看，其终生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兴党，须臾不曾脱离党务。胡在80年代在访问英国时，曾认真地与柴契尔夫人辩论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师承关系。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胡是一个持有深厚理论兴趣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这个党在改革年代的理想人格化身。他推动真理标准讨论，主导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主持整党，凡此种种，当然都与2012年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大谈理想信念、大搞从严治党的背景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因而也成为执政党不能不看重和珍视的重要政治资源。
相对来说，赵紫阳的身上有着更复杂的经济成色，他在经济政策领域也有颇多有别于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主张，这在那些坚定信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信条的政治老人看来，几近于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无可救药的异教徒。
这正是胡可用、赵难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胡的生命终止于1989，而赵则在此后又有持续16年的时间来观察这个深度融入全球格局和经历剧烈经济社会转型的国度，他的视域和他所接触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假如胡的生命更长久些，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会怎么想、怎么做呢？假如胡的生命更长久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又会如何看待和对待他呢？
对于今天的执政党来说，胡耀邦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与80年代的人道主义问题引发的辩论和站队类似，即便在执政党内部，围绕着胡耀邦这个政治符号的争议也从未绝迹，不同的人们对于他的诸多政治主张存在着不同看法。随着2015年的到来，留给执政党思虑踌躇的时间越来越少。
习近平抽出利剑的逻辑
不过，纪念，还是不纪念，这倒不是一个问题。早在10年前，就已有温家宝、曾庆红、吴官正三常委出席了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那时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恰好”外访。这次习近平外访结束赶回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本身说明了这一代领导人的“底气”和霸气，他自信能够长袖善舞，所以敢于师心自用，抽出这柄利剑。从《新闻联播》初步披露的讲话内容来看，着重点确实也是落在我们前面分析的理想信念、廉洁自律、从严治党等方面，最终被纳入习提出的“四个全面”框架之中。习近平在讲话结尾强调“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这和他在2013年底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有关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新话”是一致的。习在毛与胡的两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合二为一，恰好统一到他更早前在当选总书记后表达的逻辑：“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但围绕胡耀邦的那些争议，和处在政治光谱不同位置的人们对于胡的不同理解，仍然可能掀起波澜。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面对如此重大的新闻选题，国内媒体居然呈现集体噤声的状态，在中央层面的纪念座谈会正式定调之前，鲜有媒体“妄议”。以致于，除了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之外，《环球时报》竟成了就胡耀邦诞辰表态（除了口气稍有异样，总体值得肯定）的第二家纸媒。这显然是宣传部门有意控制的结果。习的讲话发表后，媒体的报导和民间的自发纪念会否呈潮涌之势，还有待持续观察。
（经济学博士，高校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