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改革派之死（上）：党内民主人士的尴尬与失落

“他们现在，就是要把胡耀邦变成共产党的耀邦，但人们纪念耀邦，是因为他是人民的耀邦。”

2015年11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百年诞辰座谈会的前一天，吴伟对我说。62岁的吴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处长和研究员，参与起草80年代政改总体设想，并担任原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鲍彤的秘书。他于1989年因六四事件而被审查。

“官方纪念胡耀邦的出发点，是把胡耀邦作为一种执政党所余不多的正资产，他们希望将这个被冷落的正资产盘活，并且让它增值。纪念胡耀邦的主题，就是把胡耀邦的一生，归结为党的耀邦，把他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做的绝大多数事情，都说成是从党的利益出发。”

吴伟的这一论断在第二天，得到了来自最高层的印证。

1 是党的耀邦，不是你的耀邦

官方越纪念胡耀邦，胡耀邦生前所推行的党内民主改革、防止个人崇拜专断，越发远去。

2015年11月20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举行了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几乎同时，《胡耀邦文选》出版，《胡耀邦》电视纪录片上映。

胡耀邦曾于1980年至1987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其在任期间，积极推动政治与经济改革，推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对学运保持宽容，因此在1987年1月连续七天的“党内生活会”中，被党内保守派“逼宫”下台。1989年，因为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学生大规模自发悼念并提出政治民主等要求，由此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也因此，胡耀邦在其身后多年，一直都是共产党的“心结”所在。

表面上，本次高规格纪念座谈会，中共中央给这位曾经的名义最高领袖“平反”了，但处理方式却值得玩味。

一方面，胡耀邦的后半生──不合程序地被逼宫下台，遭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指控，因其去世而引发的八九学运，执政党完全避而不谈。另一方面，若对比10年前的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讲话，会发现彼时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与今年习近平所讲的内容，显著不同。2005年，曾庆红赞扬胡耀邦“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2015年，习近平对此段只字不提。2005年曾庆红称赞胡“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做了大量工作”，这一点在2015年的谈话中也大量简化，其中对胡耀邦“反对个人崇拜”、“完善党内民主”的表述，已不复存在。

近年来，中国的党内民主派与党外改革派常借胡耀邦来纪念80年代中国的锐意改革，并寄望未完成的民主政治改革可以早日重启。但这显然不是今天执政党纪念胡耀邦的意思。

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时，习近平的讲话中专门添加了胡耀邦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守：“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 ’、‘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对胡耀邦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推动民主政治改革，则视而不见。

如吴伟所说，习近平正在将胡耀邦“作为共产党的政治资源盘活”。“盘活”中共党史中原本冲突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求取最大公约数，为我所用，从而重建正当性，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鲜明的执政特色。

于是在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时，习近平将“坚守共产主义信仰”描述为邓的首要美德；纪念被认为是保守派的陈云110周年诞辰，习又称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如何打通？一句“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就解决了问题。

早在2015年初，党内党外的民主改革人士就对胡耀邦纪念怀有期待，他们把纪念胡耀邦看成一个象征改革希望的政治风向标。而纪念会过去，他们却目睹了最吊诡的场景——官方越纪念胡耀邦，胡耀邦生前推行的党内民主改革、防止个人崇拜专断，越发远去。

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和他们追随的胡耀邦一样，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2 尴尬的党内民主人士，微弱的抵抗

仅仅3年时间，改革“派”就几乎彻底“退场”。

临近胡耀邦百年诞辰时，大部分中国大陆媒体都接到宣传部的通知：在专题文章上，市场化媒体不能有自选动作，也就是说，只能转载官方媒体统一报导。 只有少数媒体坚持了“自选动作”，刊发改革派学者的文章──当然，还是在安全线以内。

《财经》杂志刊发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授王占阳的文章《胡耀邦的富民思想》。

王占阳被视为党内民主派学者的代表人物。一直以来，他提倡“普世的宪政社会主义”，在他的论述中，有“两面大旗”，一面是马克思，一面是邓小平。他把马克思解释为“主张宪政民主政体”，把邓小平解释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前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共同出席的座谈会中，他也曾提出中共是“长期执政，完成执政使命”，而非“永远执政”。

以此种方式要求党内改革的声音，曾在2012年十八大换届之际频繁出现。但很显然，新一届领导人完全拒绝了这一呼吁——要求共产党自我改革的强烈声音，这两年来已近乎绝迹。

《炎黄春秋》杂志一直被视为党内民主派老人的发言阵地，此次也刊发了与官方定调截然不同的纪念声音。原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正局级研究员郝怀明发表文章《胡耀邦与党的现代化》，文章提到胡耀邦反对在任何事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而应该发扬民主。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也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其中引用1980年胡耀邦参与起草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发出质问：“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这35年来究竟落实了多少？是不是颇有‘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感慨？”

“好了伤疤忘了疼”显然意有所指：中共刚刚在几周前通过了新版的《党纪处分条例》，其中要求党员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违反者将被给与警告，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籍的处分。

财新网发表了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文章《胡耀邦——推动全面改革的政治家》，蔡霞将胡耀邦的形象重新置位，其中详细论述胡耀邦致力于“推动解放思想、发扬理论民主、纠正党内左的组织路线、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推动政治改革……”这与习近平只字不提、甚至截然相反的论述相互龃龉，所以甫一发出，即被删除。

由与胡耀邦家族关系密切，并长期从事胡耀邦研究的李盛平所主持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成为纪念胡耀邦、并且呼吁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的最后一块阵地。但显然，胡家人对习近平的纪念讲话相当不满，因此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首页头条，放置的仍然是赵紫阳的讲话（追悼会）、曾庆红的讲话（90周年），而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或许是作为无声的抗议，则不见踪影。

在2012年，十八大中共换届之时，学者荣剑曾预言，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很可能随着习近平的上台而“返场”与“登场”了。但事实情况却是，仅仅3年时间，改革“派”就几乎彻底“退场”。在“不讲宪政”、“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公民社会”的官方主张占据舆论场的今天，这零星的四五篇文章，便是体制内改革派最后的微弱集结了。

3 曾经集体亮相的党内民主“派”

2009年是自1989年以后，党内民主派最接近“派别”气象的一次集体亮相。

对比胡耀邦百年诞辰官方的大规模纪念，党内民主派的微弱的纪念和“抵抗”，自然微不足道。

然而六年前，在2009年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党内民主人士曾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甚至被民间视为一次“党内民主派”的集体亮相。

彼时，在前中宣部长朱厚泽的支持下，自由主义学者张博树等人策划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在香港出版，以此纪念胡耀邦逝世及天安门运动20周年。众多赫赫有名的党内民主人士——李锐、胡绩伟、谢韬、何方、辛子陵、张显扬、杜光、钟沛璋、林京耀、宋以敏、王家典、周成启等12位老共产党人，都各写一篇要求中共推动政改的文章，港媒和外媒均跟进报导，一时引发海内外剧烈反响。

不止于此，同年，李锐、朱厚泽、杜导正、曾彦修、张思之等党内民主人士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给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要求扩大舆论监督、保障公民社会，进行政治改革。这被媒体称为“零九上书”，一些人士甚至认为，“零九上书”与政治反对人士刘晓波所组织的“零八宪章”相映照，成为党内党外合力推动民主的写照。

不过，当事人认为，中共党内民主人士从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派别”。在采访中，当我称一位中央党校教授为“党内民主派”的时候，他明确拒绝这个称号，因为“从来就没什么派”——而2009年，则是自1989年以后，党内民主人士最接近“派别”气象的一次集体亮相。

除了09年的集体亮相，这些党内民主人士以个人之声，多在《炎黄春秋》发表自己对时局的见解，以及对政改的大声疾呼。

前社科院副院长谢韬于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直言不讳──发表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因为“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然而天不假年，他于2010年逝世。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耄耋老人李锐，现在仍然担任《炎黄春秋》顾问，他在2009年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发表文章《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其中已经直白无遗地提出，如果要完成胡耀邦的遗愿，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首先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实施宪政。”

更为悲观的是同样已经逝世的前中宣部长朱厚泽，他与胡耀邦关系深厚，被视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灵魂人物。晚年朱厚泽对“中国模式”嗤之以鼻，直言中国的政治专制、经济发展模式，很可能给本国和世界造成灾难后果。

然而这般呼吁民主的景象，今天已经绝迹。

（未完待续）

（维诺，记者，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