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台湾公视所推出的《我们与恶的距离》（以下简称《我们》）播出引发台湾网络热议后，这场借由无差别杀人案所引发的社会思考，也隔海引发中国网民狂推，豆瓣评分9.3，已经创下了今年华语剧的最高分，微博更是收获2077万阅读、近8000则讨论。
近年来台湾随机杀人案频发，如2012年汤姆熊随机杀童案、2014年北捷随机杀人案、2015年北投文化国小随机杀童案、2016年小灯泡案等。一次次骇人事件发生当下，民意群情激奋。
《我们》的故事就是以一起“无差别杀人事件”为叙述主轴，将受害者和加害者家庭的生活和心境铺陈开来：有为死刑犯辩护而受谴责，但依然探问法律正义的界线与为精神疾病去污名化的律师；有身处新闻现场面对收视业绩压力和新闻专业道德的媒体人、也有走上不归路的无差别杀人者及其亲属的视角，甚至该剧还极大程度的还原了思觉失调患者的发病过程、网络霸凌的场域与台湾当下的媒体生态。
一位豆瓣网友这样评价：“我们与恶一步之遥，一进一退间的善恶是非，看完五味杂陈，很棒剧本，很棒的演员”。
也有不少网民高度赞许该片在描摹社会议题的用心：
“台剧质量都已经拍到这个深度了，国产剧还在拍什么家长里短，情情爱爱。”
“难以想像这是台湾剧，我们应该惭愧。”
“我想给五星，打这五星的原因是我一直希望有这么一部国产剧能关注那些可怕凶杀案后走不出案件阴影的人，终于它出来了，并且还这么用心的在关怀著里面那些深受伤害的人，我希望它能爆。”
“我绝不同意有人把这部片归为白左圣母片（我个人完全反对废除死刑）。我认为这部电视剧足够公正，它没有要求或宣扬什么。它只是告诉你社会问题的存在，把复杂事件清晰地摆在你面前，让你知道世上有王赦这样的律师，提供另一种思考的可能性。至于结果，见仁见智，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答案。你可以认为剧中人的看法是错的，但你不能说把矛盾暴露出来是罪。”
“这才叫用心拍用心演用心编剧的好电视剧啊，台湾还是不要回归了，要不然以后这种好电视剧也会绝种的。”
“近年台剧最佳！台湾真的是华语剧最后一篇净土了！！敢拍、能拍、现实题材，太棒了！”
“无论以后的发展怎样，希望台湾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
在肯定之余，不少网民更多地表达了对中国国产剧做不到这种水准的感慨：
“我们讲同样的国语，我们面临同质的社会议题，但我们不敢拍，也拍不出如此拨开鲜血淋漓的现实的剧集”
“强烈推荐希望内地也能拍出这种类型的片子，虽然知道不可能”
“大陆这种类型怕是过不了审”
“说实话，很希望我们这边能出一部关注加害者家人的精神生活的电视剧。以往的报导里总是更多的对他们进行丑化或者只字不提，一人犯罪全家人连坐这种思想也在无良媒体的炒作下愈演愈烈。如何让大众情绪不干预司法、不伤及他人，这真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知名电影公众号“毒舌电影”连续祭出多篇影评，毫不吝啬地将《我们》定性为今年华语最佳，并写到：“一旦发生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下意识地想与之划清界限——那个人是杀人凶手。那个人是神经病。我们已经习惯了默认：‘恶’与人性，是绝缘的。作恶之人和普通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在不假思索的‘死刑’背后，与其说是正义感，不如说是一种否认——恶，与我无关，我希望它赶紧从我视野里消失，别再让我看见。但否认恶，无法消除恶。剧中从不同角色的角度，带我们去正视难以回避的社会之痛。有法官，有律师，有记者，有心理医生……这也就是Sir为什么强推《与恶》的原因。它拿恶做文章，却不卖弄恶。而是有著一种严谨、严肃的责任感。”
公号“吐槽电影院”这样写到：“为什么有的普通人一辈子兢兢业业，安然终老？为什么有的“普通人”却心弦崩坏，走上歧途？今天在网络上叫嚣的‘道德模范’，明天是否会成为某起案件的‘当事人’甚至‘嫌疑犯’？人与人之间决定性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我想，这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所期望探讨的问题。”
为何中国网友会对《我们》如此热捧？其实不难理解，仔细想来，中国从来不缺少这样大的社会事件，但一如《我们》在每次开头都采用的YouTube影片下网友激烈骂战一样，在中国，类似事件下方最先出现的评论也一定是“我不想听那么多为什么，死刑谢谢！”、“你们是在洗白凶手吗？”……
曾在2010年以轰动全国的药家鑫案写下长篇调查报导《审判》的中国记者蔡崇达，当时这样写道：
“……置药家鑫于死地的，仅仅是他的罪，还是隐含了我们对阴谋的想像？审判他的，是法律，还是被道德情绪绑架的人群；最后，正义真的获胜了吗？”连药家的律师都曾言“到底是谁在审判药家鑫，这还是审判吗？”“难道一个人犯了罪，代表他生命中任何事情都是错的。难道罪犯的家人也一定是罪犯”。 回过头来看，《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加害者一家人必须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因著一位家庭成员的凶杀行为，整个家都沦为众矢之的，生活再也不见天日。而在中国，也有中国司法史上最著名的代表性冤案之一聂树斌案中聂家人长达21年的洗冤之路和长时间关注聂案的报社总编马云龙所说的“在中国冤杀的案件若得昭雪，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真凶浮现，一是死人回家。”
每当社会事件发生当下，未审先判，先呼死刑，正如豆瓣网友所说的“正义和邪恶只有一步之遥，因为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一样没有人性。极端的善，何尝不是另一种恶？”
另一位豆瓣网友写道：“从滴滴事件到红黄蓝到房思琪到胜利酒吧到更多每天刷新在微博热搜的事件，这几年关于社会刑事案件引发群众情绪和价值导向，有太多话题值得探讨了。有‘刻奇’，围观者自我感动到不行并聚众煽情；有污名化，卷入事件的每个个体都即将被更大的名词代替来加入讨论；有‘健忘症’和‘娱乐至上’情绪，上一秒义愤滔天的群众下一秒即将被肤浅的娱乐消息吸引注意；有媒体职业道德的探讨，是否权力和金钱可以随意抹掉或支配媒体的声音。这些案件，活生生血淋淋，稍加整理都是最好的影视剧题材，也都应该借助影视作品的性质来引起更强烈、更广泛、更专业、更具有辩证态度的社会关注。台湾编剧的抱负、业务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我们看到了，大陆的编剧基本还在风花雪月和家长里短一地鸡毛里昏睡不醒。”
《我们》的编剧吕莳媛曾在受访时说道，“要让观众从‘人’的状态去同理每个角色的处境……已经造成的伤害不可能停止，那我们要不要学著去面对，接住这些受苦难的人？”
2016年内湖随机杀人案中，受害女童“小灯泡”的妈妈曾写了一篇文章，提及无差别事件越演越烈，手段也越来越凶残，然而不可能真正完全被解决，能做的是透过这些事件，去理解、即时伸手，也以2014年北捷杀人案凶手郑捷执行死刑为例，指出“……他死掉了，然后呢？……郑捷无精神异常，能清楚表达，也是生活相对比较不被社会边缘化的，更应该要好好加以了解，到底他们是为什么？他在想什么？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从国小就想杀人，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好好剖析犯罪者以及整个事件的原因，给社会一个‘理解’的机会，社会才有办法走的更远更好。唯有当我们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我们才有机会谈改善、谈预防。否则，我们就真的只是永远的活在一个未知的恐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