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台湾高等法院法院日前对2016年“小灯泡”随机杀人案做出二审判决，认定嫌犯王景玉因“犯案时辨识行为违法能力明显降低”而判处无期徒刑，而不是部分民众强烈期待的死刑，不少台湾民众和一部分意见领袖强烈表达“无法接受”。
部分台湾民众对判决、执行死刑的要求，或许是出于前两年一再重演的随机杀人案留下的恐怖阴影。例如7月4日，台北捷运车厢出现老鼠，造成邻近乘客尖叫奔逃，引发全车乘客惊慌推挤、互相踩踏，最后造成2人受伤。不少在场民众事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当场以为“砍杀事件（意指2014年男子郑捷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重演。”
在此同时，7月6日，日本政府宣布，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主谋、奥姆真理教主麻原彰晃与其余7名干部于清晨执行死刑，距离死刑定谳超过12年。
社会创伤未愈，死刑话题再起。端传媒取得作家胡慕情的同意，将她在2017年10月1日于台北纪州庵的演讲稿重新编辑、刊登，共同面对这个艰难却无可回避的议题。本文原讲题为〈书写真相的重量－－从村上春树《地下铁事件》谈报导文学与社会创伤〉。
大一社会学，课堂上的需要，读了村上针对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的被害者与加害者进行采访所写成的《地下铁事件》和《约束的场所》。那之后，我回头追他其他作品，一路成为他的读者至今。
综合来看，我认为村上的作品，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核心，那个核心是：人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为了逼近这个核心，他透过故事的书写，逐渐描绘出人存在于某一时代的存在感，并持续对这个问题进行追问。
村上并非用一本作品作为工具，而是透过每一本作品的堆叠进行探索。我并不将他广受欢迎的《挪威的森林》或《国境之南．太阳之西》视为谈论爱情的读本，相反的，在这些看起来相对个人性、对时代背景轻描淡写的故事，包括近来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于我而言，他提点的一直是现代社会具在的疏离。疏离源自于缺乏提问的生活，人在某些时刻断弦、倾斜，终至使我们走向：“人类在某些情况下是：只要这个人存在，就足以对某人造成伤害。”的境地。
不同着重于以关系作为故事启动的文本，他其它长篇著作，比方《寻羊冒险记》、《海边的卡夫卡》，则是透过历史的爬梳与穿插，去勾勒出这些事件，尤其是战争的本质，之于现代日本的残留物究竟是什么、而人要如何回应。我这里指出的，“人要如何回应”，并不是把人视为一个集体。这句话的意思是——他透过凝视集体的人的状态，去对应历史的影响，但并不因此把人视为一致的、扁平的，因此，要如何回应人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束缚，并没有固定的、唯一正确的解答。
村上在一次访谈里自承，他之所以会书写《地下铁事件》，首先是想详细了解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东京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村上一开始的动机是想解疑，由于这个疑问，无法透过报章媒体得到解答，因此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去进行追究。除此之外，他也隐约期待，能够透过凝视这些生命的视角，去看清日本社会。
当时村上有这样一个预感：“很多事情说不定因此连在一起。但为此反正要先拔腿行动才行。躲在书房不动，有的东西是很难看清的。而这样的作业对于我无疑是面向新领域的一次挑战。”
那所谓“连在一起”的预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
在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前，日本另外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发生的坂神大地震，也就是被他写成《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的背景。事发当时，村上并不在日本国内，他透过广播得知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坂神大地震所袭击的芦屋，是他度过少年时代的家乡。而相对于日本其他地区，神户是较少有地震的地带，村上认为，在他十八年的记忆里，住在那里的每一个人，应该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有一天会受到大地震的袭击。
而在坂神大地震发生后两个月左右，东京爆发了沙林毒气事件。这起事件中，是由五名变装的犯人实施的无差别杀人行动。这五名变装犯，在星期一早晨，分别搭上东京三条不同路线上的五辆列车，把装有二百毫升的液态沙林毒气的塑胶袋两个重叠放在地板上，接着再用尖锐的雨伞尖端刺破，造成乘客及地下铁站员共十二人丧生，超过三千个市民被送进医院。
对村上来说，这两起事件并非单独存在。精确来说，这两起事件，虽然一为天灾，一为人祸，但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事件发生后，整个体制或社会的应对态度，其实是镶嵌在更大的背景之中。
一九九五年，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五十年。这时的日本，刚遭遇一九九三年的泡沫经济不久。当时股价依然持续下跌、日圆急遽高涨，汽车、半导体和家电这些仰赖外销的产业，也面临崩溃。不过村上在〈东京地下的黑色魔幻〉这篇文章中提到，当时受害的是靠着股票和房地产投资的暴发户为主，因此一般市民对泡沫经济的来临，并没有过于紧张，反而认为当时的状况比较平衡。然而，这时日本社会的状况只是冰山一角，不久后，日圆对美元汇率跌破八○日圆，开启了日本所谓“失去的十年”，一直到福岛核灾发生后，日本的经济一直都还没有起色，甚至从“失去的十年”，走向“失去的二十年”。
泡沫经济，让日本社会对于政府的信心打了折扣，而坂神大地震与沙林毒气事件的处理，更让政府与民间产生极大撕裂。
坂神大地震发生六小时以后，内阁才召开第一次应对会议，赈灾物资则一直要到三天后才抵达震区。这起天灾，有六千多人死亡、四万多人受伤。而沙林毒气事件中，死亡人数虽然没有地震那么多，但根据《日本时报》事后披露，警方在沙林毒气案发前，就已经接获真理教内部报案，透露了杀人计划与毒气品种等讯息，日本警方却没有严查。
村上认为，坂神大地震带给日本国民的启示是：“我们终究是活在不安定而暴力的地面上”，以及 “我们的社会体制，似乎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这基本上动摇了日本人长期以来认为自己总是能克服地震与台风等自然灾难的经验；而当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后，则是完全地将“我们的社会确实有一些缺陷，但至少我们是住在安全的社会里。任何城乡的任何道路上，都不用害怕遇到犯罪，可以自由走动”的信念，彻底地摧毁了。
这信念的崩解，被村上形容为“听得很清楚的，不祥的轰声。”使他觉得自己必须回来日本，去探看这个曾孕育一部分自己的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归返，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作家有意识的选择。
村上自承早期自己是个非常需要独处的人。希望尽量从社会、社团、各种规章制度中逃开，这也促使他离开日本到美国写作。但到真的到了那样一个“不得不以个人身份活着的地方”，他原本的追求失去了意义，也使他回头思考自己与日本社会的关系。他回顾日本一九六八年的全共斗事件，当时许多参与社会的人被打压，而在瞬间走向不参与的方向。这个过程，对日本社会来说究竟是什么呢？而那答案，似乎就和奥姆真理教，有着关联。
这样的思考，和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关系是什么？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中的采访，后来成为他写作《1Q84》的素材，但那只是形式上的表现。对我来说，那个关联隐藏在他说这部创作，是向欧威尔致敬。我对村上所谓致敬的理解是，他切实理解了欧威尔对于写作的看法。欧威尔在他的散文集《我为何写作》提及，他认为写作者应该会具备的四个动机：
一、完全的自我中心。 二、热衷于美的事物，比方文字的选用。 三、基于历史的使命。 四、政治性目的。
欧威尔晚期将第四个“政治性”的目的，视为最重要的一点。他认为写作既个人又公共，而一位作家所能写的题材，是“由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决定”的。
换句话说，一个写作者，应能够掌握时代的病征。沙林毒气事件，可以说是村上的某个转捩点。他不再是透过对战前的关注来投射、描绘现代的轮廓，而是透过实际的采访，去填充了日本现代社会轮廓的内容物。
村上在完成地下铁的写作后也曾表示，借由访谈，这个受伤的社会，可以获得局部性的治愈。而这最后，可以成为作家本人的精神调整，同时，也是社会的精神调整。
那么，社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精神调整呢？
这边先跳开到另一处。一九九九年四月，美国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案件：柯伦拜校园枪击案。两名学生持枪扫射，一共杀了十二名学生和一名教师，造成二十四人受伤。在扫射过后，这两人随即自杀身亡。十七年后，其中一名凶手Dylan的母亲在TED发表了一场演讲，这场演讲，是在追问：为什么Dylan会杀人？
Dylan的母亲在枪击案发生许久后才发现，Dylan曾经试图自杀，但身为最爱他的母亲，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深陷痛苦之中。她透过研究、跟专家会谈，逐渐厘清，这场谋杀的根源，是Dylan想要自杀，而他的自杀，和他要求完美的性格，以及罹患忧郁症，有深深的关联。
为了了解Dylan为何犯罪，她不断地跟自杀未遂的人交谈。有一天，她同事听到她说，“Dylan犯下这样的罪行，他并不爱我”时，她的同事告诉她，她错了。这位同事是独自抚养三名孩子的单亲母亲，因此抑郁住院，而当时她相信，唯有她死了，她的孩子才能过得更好。
这个提醒，让Dylan的母亲开始研究自杀，发现高达九成自杀者，患有可被诊断出的精神疾病，而只有很少数的精神疾患，会有暴力行为。但我们的心理健康安全网，无法承接每一个可能有极端行为的人，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符合所谓的诊疗标准。事实上，有许多长期感觉生气、绝望的人，从未接受过精神诊疗，社会总是在极端行为发生时，才会把目光放在他们身上。
而当自杀者想死时，他们的痛苦会使他们的思考受损，尽管他们可以制定计划并有逻辑地执行，但实际上，他们对真实的感受会被痛苦扭曲，并用痛苦的眼光看待现实。换句话说，持续地想死，并策划自杀方式，就是一种病症。但当想自杀者隐藏得很好的时候，那是很难发觉的，若涉及攻击性武器的容易取得，则会进一步造成大规模的伤害。依据美国统计，有一％至二％的自杀行为，会涉及谋杀。Dylan的状况是，另一位凶手和他是好友，好友被排挤，而他们买到了枪。
时报出版社在二〇一六年，出版了一本翻译书《英雄：大屠杀、自杀与现代人精神困境》。这本书的作者法兰克．贝拉迪，将一九九九年的科伦拜恩校园事件，定义为“暴力与绝望的『新时代预示』”，这起事件是各种屠杀与自杀潮的涌现关键。
他从模仿蝙蝠侠电影“小丑”形象的戏院杀手、挪威布列维克杀人事件、科伦拜校园事件、赵承熙校园屠杀案、九一一攻击事件，乃至于日本与韩国的自杀潮等“现象”着手，针对每个案例进行研究，将个人生活史对照社会脉络进行观看与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肇事根源是孤寂。而孤寂是晚期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腐蚀成的病症。
贝拉迪分析许多大屠杀的供述和宣言，认为晚期现代的经济结构已深入控制人类各方面的生活。常人眼中的“人魔”，是因缺乏能力应对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压迫。掠夺性资本主义附身在这些人身上，使其完全孤立、麻木与创伤，进而犯下人神共愤的罪行。
贝拉迪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或许可以再看看日本的另外一个案例。
二〇〇八年，日本发生秋叶原杀人事件。犯人加藤智大才25岁，在秋叶原闹区开车冲撞，造成七死十伤，是日本三十年来死者最多的同类型案件。加藤智大杀人的原因是什么？在杀人前，他一样表达过，他很想自杀的念头。原因是他快被公司开除，觉得人生没希望。加藤智大在网路上留言埋怨认识不到朋友、交不到女友，但遭到一些毒舌网友的嘲笑谩骂，继而引发了激烈的网上争吵，不久后，决定杀人。
加藤智大的留言很鲁蛇，很中二。而且相信大家，应该也觉得很耳熟。交不到女友、找不到工作、觉得人生没希望。这正是震惊台湾社会的北捷随机杀人事件，郑捷自承的犯罪动机。在郑捷犯案后，很多人觉得他的理由非常可笑，认为他所承受的，别人也都在承受，为什么可以杀人？要死怎么不自己去死就好。但这问题基本上问错了。问题从来都不是“为什么可以”，不，从来都不可以，问题应该只停留在“为什么”，为什么他做了。
前面提过柯伦拜，自杀案件里，约有一％的案例涉及谋杀？柯伦拜是，加藤智大是，郑捷也是。贝拉迪的研究认为，这些类似表演行径的暴力，是因为，这是这些人唯一可以抢夺目光、强迫他人注视苦痛的唯一方式。因为“对于狂妄自大的入侵式金融来说，资本主义无法消灭的其他不朽的自然障碍，就是死亡。”
日本一位记者江川绍子，长期追踪沙林毒气事件。二〇一五年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提及，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高知识分子或年轻人，会信奉真理教？这个答案，正是村上所提及的，一九九三年之后日本泡沫经济所带来的“消失的十年”。在这动荡的社会状态中，自然会生出一道反向力量，希望人可以不是追求赚钱与物质欲望生活着。而这成为真理教得以兴起的基础。这和贝拉迪所提的资本主义是否有关联？有的。泡沫经济正是资本主义泛滥的结果。而资本主义之所以可以泛滥，又和社会所有体制都对它驯化有关，所以我们会看到教育商品化的问题、社会福利BOT化的问题、低薪劳动的问题。这些体制反过头来吞噬了个人，酝酿了悲剧的起源。
这正是村上所说的社会的精神性调整的必要。看见事件，是要我们去反省：你没有向谁或什么交出自己的某一部份而接受作为代价吗？我们没有把人格的一部份完全托付给某种制度吗？如果托付了，难道制度不会迟早向你要求某种疯狂吗？
在村上的短篇小说中，〈第七个男人〉是我很喜欢的一篇。那个看见海浪的男人在小说的最末这样说——
“我在想，我们在这人生中真正害怕的，不是恐怖本身。”男人稍后这样说。“恐怖确实在那里。….它以各种形式出现，有时候压倒我们的存在。但最可怕的是，背对着那恐怖，闭起眼睛。由于这样，结果我们把自己内心最重要的东西，让渡给了什么。我的情况是──海浪。”
恐怖在现代社会里，正是贝拉迪提及的，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然而对每个人，乃至于每个社会、每个社会的不同阶段来说，恐怖的变形莫衷一是。因此，去提问郑捷看见的恐怖，到底是什么，有其必要。
决定关注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天下午，我去采访乐生干扰捷运的行动。而这些干扰捷运的乐生声援者，就是要往郑捷占据的蓝线上。
这个行动，是长年声援乐生保留的一些年轻人们，希望台北市政府改变当时的施工方案，避免走山影响捷运与院区的安全。那天大家在捷运回龙站集合，我大概四点半就到，手机在接近五点的时候收到一封讯息：“听说江子翠站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请大家务必小心。”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这样的一则讯息，会在数小时后化为“捷运屠夫杀人事件”的头条标题。
那天去干扰捷运的大约有二十五名声援者，他们从盆地各处来到捷运回龙站集结。态度笃定，有条不紊，确认人全齐了，安静迅速地走进捷运车厢坐着，没有任何更改行动的意念。上了捷运，因为已经开始采访，无法滑动手机、接收捷运伤人案的任何讯息，身体充满紧张感，随着列车摇晃，来到捷运丹凤站。
车门开了又关，声援者拿出手举牌挂在身上，彼此协助系上“捍卫乐生”的亮黄布条，过程依旧保持安静无声。准备就绪，起身列成一排，戴上口罩。等待下一站的捷运车门开启时，对乘客展示诉求。
戴上口罩，是因为当时三一八学运（占领立法院）、三二四学运（占领行政院）还刚发生没多久，国家暴力非常张狂，随意搜证、甚至经常逾越法律进行羁押。但在捷运杀人案发生后，这些声援者戴口罩的行为，被解读成“羞耻所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中国时报则以快讯方式处理成：“捷运出命案乐青还闹场 民批：冷血”的新闻。在这些负面咒骂出现之前，有一插曲：辅大站门开启，一位妇女走进，破口大骂：“你们在干嘛！抗议什么！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大婶骂人的时候，我深感愤怒。因为她轻忽国家对待乐生之可见或不可见的残暴。乐生抗争迄今十一年，当初声援者提出的保留方案完全可行，但官方一直推辞。乐生院民用十年的时间戳破行政官僚所有谎言，代价是他们的生命，而行政官僚仍不悔改。官僚的不肯悔改，跟社会大众的沉默无视有关。老实说，这群年轻人在知道捷运发生凶险，却依然搭上列车为住在走山地质上的乐生院民发声。如果不是将自己的生命与他者扣连，如果不是清楚认知，乐生院民的命运是宰制我们生活的政治权力缩影，他们可以不必这么做。
当时，我对妇人很嫌恶，但乐生声援者还是很安静，没做任何回应。就在这通往忠孝新生的途中，经过无数车站，下班时间乘客不少，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奇探问或正视这二十五名声援者一眼。大家不是睡觉就是滑手机或跟认识的人讲话。就算捷运公司的驻警上车来赶，所有乘客依然无动于衷。
到了忠孝新生站。声援者走出车厢，在月台呈两纵队站立，一样很安静，没有挡到任何动线，但保全又来赶，大骂：“你们妨碍动线！快点离开！”那一刻我终于爆炸，逾越了采访者的伦理界线，口气很坏地对保全说：“空间那么大到底挡到谁？请不要在这里阻碍记者采访。”在那一瞬间，我没有办法将捷运驻警或保全视为“个人”，就算清楚知道他只是执行国家命令，但当他不愿思考命令合理与否，在冲突浮现时，他便没有姓名，那一刻对我来说，他不是“我们”，对他凶恶，我没有任何愧疚。
这其实不是第一次。过去乐生院遭强拆与迫迁无数次，警方总是杀红了眼，出动抓陈进兴的镇暴警察数百名，就为了赶走一群手无寸铁又截肢的老人。他们扯破乐生院民的衣裳、打断院民肋骨⋯⋯，因为关心乐生，在亲眼目睹那么残暴的每一次迫迁，我都真正生出足以摧毁这世界的恨意。这十多年来每次听到政府又矢口否认错误，我，其实不只我，很多关心乐生的人都曾经冒出炸掉捷运局炸掉新庄捷运机厂的念头。倘若我们做了，那其实也将酿成无差别杀人的惨剧。
说这个例子，是要抛出一个提问：强加在他者身上的暴力能解决焦虑？比如杨儒门抗议WTO影响台湾农业，放置十七颗“诈”弹，无人伤亡，但因为社会对WTO认识不深，以及因为安定秩序被破坏的恐慌，杨儒门被视为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虽然杨儒门后来被以“良心犯”的理由特赦。可是社会上依然有人给予杨儒门极负面的评价。因此，几乎毋庸置疑：如果杨儒门当时的炸弹真的误伤了人，只要一人，舆论势必再没有任何讨论WTO负面冲击的空间。
对我来说，暴的产生，是进退无路的象征，那是人间缺乏理解所产生的窘境。这也是一直以来乐生对我来说那么重要的原因，因为即便这群院民曾经历经非人道囚禁、强制堕胎、医疗实验等惨况，他们始终不曾思考使用暴力。而这个运动之所以可以持续十多年，也是因为声援者在走进乐生的过程中，领悟到“我们”的可能性。
所谓“我们的可能性”，并不是确信翻转这世界的颓败的希望一定会实现，而是理解：尽管边缘也能存活。乐生这座痲疯院，是无有之人之所。一个个虚无的、被社会掷弃、标签化的“宅男”、“同志”、“游民”、“政治犯”⋯⋯哪怕仅是个性孤僻者、寻找未来方向、家庭和乐的好学生，乐生都欢迎。他们进入乐生，理解自己的“被抛荒感”从何而来，发现宰制他们的，是本应“共同生活”的“社会集体冷漠”。那是为何乐生的抵抗得以持续的原因：这些人不仅仅是为了院民，更是为了寻找“我们共同可活的现世”。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一如大家所知道的，传播媒体的堕落、讯息垄断、错误传播，或者是教育的窄化、名嘴或权威针对事件的胡滥评价，乃至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所创造出来的脆弱人际纽带，都会一再阻碍我们认清、接近“无有之人之所”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这个现世，当我们要理解一件事，必须跨越非常多的阻碍。而一旦这些阻碍有一关过不去，暴力就可能产生。
对我来说，无差别杀人展示的，就是整个社会重复宣告可能性消亡所必然带来的结局。因此，当那天采访完毕，我接到公视同事通知说，已经有四个人死亡。当下脑中出现的，是小说家卡缪《异乡人》这本小说中的一段话：
“他（检察官）说自己曾就近观察，但没有任何发现：事实上，我（莫梭）没有所谓灵魂，没有一点人性，没有任何维系人心的道义准则能让我有所共鸣。『或许，』他解释道：『这不能怪他。我们不能埋怨他没有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但是在法庭上，我们必须舍弃宽容这种消极的美德，以或许有失人情、却更为崇高的公平正义来取代；尤其是当我们发现，像被告这样欠缺一切普世价值的匮乏心灵对社会造成了危害，更应如此。』”
这样的场景，和郑捷的审判过程一模一样。不只是在法庭内，还包括整个社会的审判。郑捷犯案后，人人喊杀，因为被媒体所截取传播的，是他从小就立下杀人誓言、是他沉迷电动、杀乌龟。但这些片段，真的是郑捷的全貌吗？
记得一开始新闻播出郑捷的名字以后，很多乡民就开始人肉搜索，结果，揪出的却是一个同名同姓、同住板桥、大学名称有“东”字的“陌生人”。这个现象让我想起漫画《死亡笔记本》。看过这部漫画的人应该知道，如果死亡笔记本要生效，必须先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写名字的时候，还要看过那个人的样子。但，我们真的认识郑捷吗？大家对他无法谅解，是因为他自述“自己生活压力大、又没交过女朋友，自认是个没有未来的人，因此不想活但又不敢自杀，多杀几个人才会被判死刑。”
这些理由，不被认为是道德的理由。但如果我们认可这个前提，就会产生悖论：有道德的杀人吗？这个提问也是死刑到底应不应该存在的核心疑问。如果有，道德与否是由谁决定的？而如果生命本身就是珍贵的，为什么一个人不想活，并以大规模杀人的方式来宣告他的绝望，是不需要追问的？我这么说，并不在说，被郑捷杀害的生命不珍贵，不，而是我有疑问，是什么样的社会型态，让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会认为自己没有未来。
《死亡笔记本》持有者夜神月是一个富家子弟，聪明绝顶，而且有女友的“人生胜利组”。但这套漫画最终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人生胜利组的喊杀等同正义。这部漫画背后有很尖锐的戳刺跟反讽，漫画告诉我们，夜神月的行为只会让正义远离，那样简易地杀，抹除了重新镀造他者跟己身连结，以及相互理解的空间，并且会带来反噬，以及终极的恐惧。
这个终极的恐惧曾经发生。在北捷案后，台北市长郝龙斌先宣布警察将配枪巡视两周，之后又宣告捷运将无限期驻警。员警持着MP5冲锋枪巡逻捷运，这个措施，获得民众表示“安全感破表”，这个现象让我很恐惧。因为不过一个月前，全民才因占领立法院、行政院与忠孝西路事件时，显现出对警察权威的憎恨。
这两个事件看起来很远，但对我来说不是。对民众来说，是以“构成己身安危与否”的观感来决定对警察的态度。但当初之所以有大规模的抗议警察滥权，正是因为国家污蔑抗争为“暴力”。而这暴力，又源自于国家拒绝对公共政策的沟通，乃至于理解人民的诉求。有些人可能认为，三一八不一样，那是公共事件，是集体的事。但我觉得必须警觉的是：并不是“集体”的人民诉求才够资格称为诉求。就算集体，也是个人的总合。在乐生受到舆论关注之前，在福岛核灾引爆核电争议之前，有超过十年以上，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仅被视为“个人”的命运。换句话说，个人的命运都参有政治的决定。小我的行为，都有大我的影响。
法律，或规范，其实是政治权力的产物，它的存在展演人类幸福与自由的可能，但生命本身也会因此成为政治权力全面掌控的对象。一旦有人打破规范，就成为例外状态。但例外状态真的例外吗？暴力的引信其实每天都轻巧蛰伏在生活的角落蓄势待发，因为我们所有的生活都与公共无法脱离，而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适应多数强者所决定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的情境也从不公平。
如果我们检视过去发生的随机杀人案，除了郑捷，其他犯罪者或多或少，都受到社会传统认定是弱势因子的影响。这些人真的想成为恶魔吗？他们不曾压抑吗？至少就台南汤姆熊杀人案曾文钦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不，他显然压抑了很久，但他最终还是被抛了出去。而当这样的人造成社会集体恐慌，社会不问为什么的时候，国家就可以说，这个恐慌有特殊性，这使国家可以不回头看制度的缺陷。换句话说，国家只要运用民众对常态的误解，就可以宣称恐慌的特殊性，进而以更强悍的方式，掌控诠释权并创造近乎独裁的国度，采取扫荡和排除的方式，去重建“想像中的文明”。
2016年10月，我针对北捷杀人事件，写了被害者家属的报导。其中一篇叫〈无愈之伤〉，在里头，引述了判决书中，检察官对于郑捷选择捷运江子翠这个站距最长的站犯案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大量杀人。但对我来说，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若想大量杀人，火车的间距，或是他北上搭乘的客运间距，是比江子翠站更长的。由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捷运，而不是其他的交通工具？
对这个疑问，我有一些联想。
2013年，我出版了一本谈土地征收的书。这本书有两条支线，一条是，书写苗栗后龙湾宝这个村庄对抗两次土地征收成功的过程。另外一条支线，是去谈台湾的土地征收为什么会这么浮滥。而在探讨浮滥形成的过程中，我认为是台湾在战后以来的发展路线出了很大的问题的结果：发展的资材在战后短短数十年间被快速消耗殆尽，导致了资本对土地这个最后的资材进行粗暴掠夺的结局。
如果对照台湾社会的变迁来看，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一九八〇年代土地炒作开始兴起、接连多次的金融危机后，台湾在各种社会政策也面临紧缩，比方22K政策，无薪假、失业率高攀不下、文凭泡沫化等等。
而捷运这样的交通建设，正是一九八〇年代以来，除了工业区设置外的另一个炒作工具。也就是，乡村地方是以工业区作为炒作标的，交通建设则是都市土地的炒作工具。至于捷运蓝线，是由卫星城镇通往首都最繁华所在的路线，在这个空间里的密闭与监视与种种规范，也和郑捷这个孩子，有许多不满却从未产生反抗的状态，让我有了想像。因此，事件发生后，我像村上一样，开始对我的想像进行背景比对。而在这些时间的断点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些与日本类似，却又殊异的状态。
二〇〇八年，台湾也有一奇怪组织产生，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宣称日本天皇拥有台湾主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民政府则为美国军政府授权成立，这个听起来逻辑不通的组织，却吸引了超过万人加入。而这怪异的逻辑，一定程度反映台湾自身地位的各种矛盾。
同一年，也有一个叫做日月明功的组织，教主陈巧明宣称家庭只是附属品，后来甚至唆使一名母亲凌虐自己的孩子致死。这个组织在一九九四年成立，本来只是舞蹈教室。却在二〇〇八年变成日月明教。从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八年间发生了什么事？一九九四年，国际经济学者发表对亚洲快速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测。同时，美国对台湾进行经济制裁。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间历经了政党轮替。中国崛起，台湾的统独争议必须面向资本与市场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一直到服贸争议爆发时都还没有确定的出路。
而从二〇〇八年到郑捷犯案的二〇一四年，台湾历经第二次政党轮替。许多社会制度的修正停滞不前，街头运动风起云涌。其中我认为跟郑捷相关的有两起，一是二〇一三年八月的洪仲丘案，另一个则是二〇一四年的服贸。郑捷就读的是军校，他自承非常不开心，压力很大。洪仲丘案引发这么多人抗议却没有结果，会不会是他恐惧的来源之一？而他家的家族事业在中国有设厂，服贸的对立，会不会也对他的家族产生压力，而使他产生了一种进退无路的感受？又或者，三二四那天晚上政府的暴力镇压，使他对反抗感到彻底的绝望？
或许是过于滥情的想像。但我想起书柜里没能来得及给他的海贼王连载。而他曾反覆阅读一有电玩色彩的网路长篇连载武侠小说。小说中，主角不断因江湖竞争死而复生。他很疲累。
想像需要印证。但我的想像再无办法获得印证。因为二〇一六年五月，郑捷伏法了。而从他被逮捕，乃至于伏法的过程，对我和苡榕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恐怖的原因在于，台湾社会，似乎没有想要辨识恐怖可能如何变形的启动开关。那很有可能使台湾社会发生类似事件。而不久后，果然就发生了小灯泡案。
郑捷的死，不仅是使社会无法理解犯案动机、进行精神性的调整而已。同时，它也取消了村上所说的，局部治愈的可能性。
在研究随机杀人案的过程中，我们去接触了被害人家属。访谈后却发现，他们对司法审判的期待，和整个社会在面对这起案件的态度，其实存在着差异。他们并不只是要求法院给出刑罚，甚至并不是非得要求罪犯去死。
北捷案中被害者张正翰的母亲说，郑捷死，对她来说，“只是这个人没有了、不见了，他不会再去杀人了”，但迄今为止，她还是不知道为何会发生这种悲剧，为何她的孩子必须这么可怜地死去，甚至在郑捷已经伏法后，张妈妈也不敢接近捷运。这显示可能的犯罪成因没有被找出来之前，永远会有恐惧埋伏在我们四周。
一般人认为，司法审判给出刑罚就等于正义，在社会大众的想像里，正义是扁平的，是单一意义的。但在访问被害者家属时，我们发现正义的面貌非常多元。到最后会让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属要求加害者被判死刑的原因也不一样。
张妈妈曾说：“不能用他一个人的死换我们四个人的死”，张妈妈的意思，不是不要郑捷死，而是对张妈妈来说，除了应报，还要更多，那个更多，是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而另一位死者潘碧珠的丈夫邱木森，最后支持死刑，是因为得不到道歉，所以对郑捷的再社会化绝望。但是郑捷有没有跟被害者道过歉？其实有。那为什么被害者不相信？在精神鉴定里，医师曾经提到，如果获得社会跟家庭支持，郑捷有可能教化，但当整个社会都认定他是杀人魔，甚至一并痛恨他的家庭，这样一个人，要从哪里获得再社会化的可能，进而说出被害者家属可以接受的“道歉”？
事实上，郑捷死后，他们的痛与恐惧并没有消失。张妈妈到现在还是不敢接近捷运，甚至认为，自己被整个社会遗弃跟遗忘了。而她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再一次自剖伤口，正是因为，她想借由述说，去重新构筑修复的可能。
对我来说，故事、新闻和历史，这三组名词其实属于同一范畴。它们有共同的元素，它们的写作，都脱离不了人事时地物与脉络。而它们的本质，或目的，都是为了抵抗遗忘，与创造理解。然而，它们之间或有殊异、或相互包含——新闻的写作是历史写作的史料来源，历史的写作可以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支撑。而故事亦有它无法触及、抚慰的空白地带，那里，必须交由新闻所最关切的“真实”来填补。
在进行这个书写计划时，我逐渐清楚虚构跟非虚构的作用与差异是什么。关于杀人、刑罚与刑罚之用这三组名词，有不少虚构作品谈论，比方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空洞的十字架》。这样的虚构文本，好处是有高度的普及性，因为人物的遭遇不涉及真实的苦痛，人们可以因为这个安全的距离产生观念上的思考。然而，这个距离也有它的坏处。东野圭吾抛出的问题是：死刑是否真的有用？这是一个放诸世界都可辩论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在进入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时，又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瓶颈。在台湾，死刑的议题一丢出便对立，有些地方则是根本无法讨论死刑，又或比挪威，关切的是幸存者的修复，而远远不只是惩罚。也就是说，要通过那些瓶颈，势必得先理解这个社会的模样。换言之，没有非虚构的先行，这道坎便很难越过。
在沙林毒气事件发生时，日本很多评论家说，小说输给现实了。但村上不这么想，他认为如果奥姆事件被如实写成小说，大概没人要看的，因为作为小说一点都没有说服力。在他的想法里，真实与虚构并不是一组相互竞争的关系，而是互补的。
在类似这样悲伤的事件中，疗愈如果可能落实，非虚构写作的存在，至少在目前的台湾社会是必要的。因为，台湾社会是一个聆听失谐的社会。我们并不习惯去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尤其是于我们对立面、被偏见化为群体的人的意见。换句话说，有人被迫噤声。但那些人，并不见得是现实上犯了错的人。
访谈计划中，第一个受访对象，是和郑捷仅在同一个校园里待过的一位女性。她是一位基督徒，事发时在东海大学教务处工作，每周都会在路思义教堂里办活动，我们的访谈很长，其中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我只要想到，在郑捷曾在东海校园的日子里，他曾经有一次进入教堂，却没有改变他决定犯案的想法，我就难过到无法承受。”她一说我也掉眼泪了，我听懂她。我问她，是信仰崩溃吗？她说是。
这位女性跟犯罪事件一点关系也没有。但郑捷犯下的罪行对她造成了伤害。是那天的对话使我确认北捷杀人事件并非是一宗仅于被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事，一如这起事件吸引我，是因为它会在每个人身上变形，留下或深或浅的伤痕。
于我而言，现在都还没有放弃这个访谈计划的原因，是因为想知道，台湾社会到底是怎么看待“生命”的。一个对社会毫无贡献的生命，是不是值得被爱？杀人者，会不会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个提问的否定，而对社会进行了报复？我们对于死去的生命感到惋惜，但对于活着的、挣扎的生命，我们的看法是什么？对“人”的尊重，应该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当我们愿意去凝视这些悲剧，才可能挣扎出某种以“人”为核心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