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年相比，2019年的中国“两会”并没有多大不同：一次人民代表和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短暂年会，但是通常只见各种拥护、赞扬之词，听不到多少向总理、部长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质询。其实，“两会”倒更像是一场发生在中国的行政长官们、与规模庞大更甚代表或委员总数的媒体记者们之间的交锋——虽然大多数问题也是事先安排好的。
论两会的戏剧性，今年不若2012年薄熙来和温家宝相互“斗法”那般惊心动魄，也没有去年记者席上“红衣小姐”和“蓝衣小姐”的“白眼之争”；但今年也有凌友诗这样的台籍港区政协委员发言时的矫揉造作，还有教育部长陈宝生刻意使用互联网俗语回应记者提问（编注：被问及课业负担问题，陈宝生用“学生不高兴，就是宝宝不高兴；宝宝不高兴，后果很严重”来回答）。不过，在代表和委员几近不动声色间，这个中国政坛每年一度少有的公开窗口，还是流露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比如提出今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负担近两万亿元。尤其当这些迹象发生在十九届中共二中全会——同时是去年修宪大会——后的周年时，显示出中国政治正在发生一次悄悄的路线调整。
这一调整发生的时机，酷似1958年和1978年“大跃进”和“洋跃进”的两次调整，也类似1974年、1989年两次整顿，因而再次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政治周期，使得今年的两会在理论上颇具如选举社会下才有的“换届效应”：两届任期中的期中选举给予选民机会修正他们对政治家的评价，并可能因为在任者的过度寻租而触怒选民导致弹劾。譬如尼克松的下台和克林顿的被弹劾案，都发生在他们的第二个任期上。
中国政治过程缺乏如此的民主约束，但因为过度寻租行为更为夸张，因此在事实上引发国内外巨大反弹，造成和“弹劾”差不多的效果——过去下半年以来的政治气氛，因突击修宪的政治紧张而引发改变，同时中国政治和公共议程的设置，被中美贸易战裹挟。因此，当整个2019年的两会气氛和一年前的热闹大相径庭，听不到有关“中国制造2025”的任何声音时，便让人怀疑过去几年鼓励“国进民退”的“习跃进”路线遭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