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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没人会否认，赖特（Erik Olin Wright）是当代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年一月底传来他的死讯，令人十分婉惜。因此，我想在这稍借机会谈谈赖特仍未完成的计划以及几个关于乌托邦计划的重要问题：到底甚么是“真实”的乌托邦？它与乌托邦有何分别？整个“真实的乌托邦计划”又对我们有何意义？
粗略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弊病是它无法清晰地勾勒出理想社会的各种制度面貌。对马克思而言，他所勾勒的是一套社会演化的科学定律，因此到底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里，“制度”会是何种模样，是不必回答亦不能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并无法去具体描述未来；另一方面，对于必然会发生的未来，又有何必要去具体勾勒它的制度面貌？可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以共产主义之名带动的政治变革，其所带来的政治制度，却可能对政治自由和美好生活带来更大的威胁。于是，共产主义者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是：除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外，他们能提出何种可行的具体制度愿景？如果不能，借用斯宾洛莎(Spinoza)的名句，那么我们就可能已经活在“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好的一个”(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真实”的乌托邦之所以是真实的，便在于它对具体制度及可行性的重视；而真实的“乌托邦”之所以是乌托邦，便在于它否定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是最好及可能的一个世界。
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极其简短地介绍该系列的书籍（有兴趣了解整套计划背后原意的读者，可自行阅读赖特在2010年出版的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真实的乌托邦计划已出版的书籍包括以下几个系列。（一）处理国家权力的有 Deepening Democracy 和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这两本书分别探讨各种民主共治的可能性，例如在巴西实践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由公民直接共同决定政府预算的分配，以及各种地区性民主组织与民主政治之间如何互相补足等问题。（二）处理经济分配的有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Equal Share 及 Recasting Egalitarianism 三书。这三书分别讨论了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持份者基金(Stakeholder Grants)、股份券社会主义(coupon socialism)等旨在透过重新分配产权而令收入分配更为平等的计划的可行及可欲性。同时亦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下，更为平等的财富及产权分配的好处。（三）处理社会关系的有 Gender Equality。此书探讨了一系列可以令家庭及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关系更为平等的政策，包括最高工时、社会及政府的育儿支援等等与传统家庭中歧视女性分工之间的关系。将出版的 Legislative by Lot 则探讨一个相对大争议的计划：在立法机关经选举产生的议员外加入抽签的元素，透过随机样本(random sampling)去选出一群充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公民，加以适当的政治知识训练，让他们在立法决策中代表全体公民作出决策，以减低因社会经济不平等对政治决策所带来的不公影响。
至于仍未出版但已在写作阶段的两本书，则分别探讨企业(corporation)及金融界(finance)的民主化问题。往后该系列将会覆盖的议题包括选举政治充权(empowering electoral democracy)、合作式市场经济(cooperative market economy)、气侯政治及可持续发展(climate polit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全球贸易(global trade)、公共教育(public schooling)、公共交通(public transit)、优质兼职(quality, secure, part-time work)及种族主义(racism)等。不用我多说，读者也能轻易看出这计划的庞大。
因此，赖特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与众多横跨不同学科的学者合作，才完成了整个计划的三份之一。贯穿整个计划的理念，正如赖特所言，是对政治平等、政治自由，以及美好人生(flourishing lives)的追求。这三者便构成一个公正社会的核心价值。但追求一个公正社会，对赖特而言，除了对现有制度提出诊断与批判(diagnosis and critique)外，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可欲且可行的他选(alternatives)，并提出社会变革(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分析——亦即如何从现有社会走向理想社会的分析。因此，赖特称真实的乌托邦计划为“解放性社会科学”(emancipatory social science)，是由规范性价值主导，旨在将人类从各种社会压逼中解放的社会科学，有别于一般停留在“诊断与批判”的相对客观的社会科学。
赖特开始著手进行真实的乌托邦计划时，是处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破产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该系列的首作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发表于1995年）。当时，资本主义被广泛视为唯一可行的政经制度。奉放任自由经济为圭臬芝加哥经济学派如香港人熟知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学术进入政治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他仍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也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外的其他可能性的探讨。他坚持信念，在最绝望的时候著手进行最庞大的计划。直到今年，《经济学人》在2月15日一刊的封面中，以千禧世代社会主义(The Rise of Millennial Socialism)为题，承认社会主义在新世代中有广泛的认受性。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美国所得到的支持，都表明了大量的公民开始质疑资本主义是否“在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并且认为更好的他选的确存在。
赖特的精神及方法均值得我们学习。2014年以后，我们仿佛对更美好的他选不作希望，并且节节退让。但赖特的精神告诉我们，最黑暗的时期却反而是最需要努力的时期。我们对公正社会的诉求，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勾勒。例如对香港而言，甚么是一个公正的城市规划、公正的房屋政策、公正的性别关系、公正的工资与工时？固然香港现有的制度存在极大的不公，但我们的理想图像中，这些具体的制度及政策到底该如何安排？为何这些理想的安排是可行的？要将理念在大众层面中深化，这些具体的讨论便必不可少，亦不能停留于诊断和批判的阶段，否则便流于空泛，难以扎根。当然，民间社会已有各种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如何将这些分散不同界别的努力聚集，以提供一套横跨各议题并多面向的关于公正社会图像的具体分析？
在此谨向赖特致敬，并愿他安息。
（佚名）
参考书目：
Wright, E. O.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