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作者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为中文版所撰序言。作者自1978年至201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致力于将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建立起实质关联，为政治学研究做出独特贡献，于2012年荣获英国政治研究学会所颁“以赛亚·柏林政治学研究终身贡献奖”。端传媒经出版方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
作者：[英] 迈克尔·弗里登
译者：曾一璇
校译：张新刚
出版日期：2018/05
出品方：三辉图书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是最具原创性、社会意识和影响力的英国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它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后者由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样的哲学家进行了阐述。但它对那份遗产进行了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该规划为未来，尤其是社会自由主义式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可能是20世纪英国在国内事务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
要研究这套复杂观念的出现和发展，需要把注意力从传统的政治思想人物——即那些往往构成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独一无二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上转移开。我们应该看看与意识形态的产生和传播更为相关的领域，即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各种讨论，而书籍、报纸、期刊、议会辩论或者政治与伦理协会的会议展现了这些讨论。
尽管L.T.霍布豪斯（L.T. Hobhouse）和J.A.霍布森（J.A. Hobson）是两位杰出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但他们也置身于更大的群体并且受那些群体影响。那些形形色色的松散群体的成员，在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的一些相互交叠的圈子内活动。他们直面工业革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代价，并且专注于减轻其弊病的方法。极度的贫困、普遍存在的失业、极差的住房和卫生条件、可以避免的疾病以及不完备的教育，这些问题是（虽然不仅仅是）城市的特征。他们通过不同的视角得到了表达。例如，霍布豪斯是一位社会哲学家，后来成为社会学这门新学科的领军人物，同时他也偶尔为自由主义刊物撰稿。霍布森受过经济学的训练，并且依靠大量新闻工作所挣的收入为生。他们都不是抽象的理论家，而是一直致力于解决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四个核心观念
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新型自由主义者通过四个核心观念并且以一种协调且相互关联的方式来设法解决上述问题。
首先，必须通过资源再分配来抑制巨大的财富不平等，这样会为所有人创造和提供机会。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必然会导致一种基于相互援助的共同体精神的出现。
第三，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只能通过一种广义的福祉观念才能实现，后者把个人的发展和完善置于核心位置，并力图使人们不仅免于他人的有害行为，而且免于那些严重束缚人类潜力自由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
最后，国家现在被用于提供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而不再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者和压迫者，继而必须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而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正是这样认为的）。新型自由主义者对自身使命在道德上的正义性，以及对他们的发现和预测所具有的科学基础抱有信心，这为上述所有要点提供了支持。
对于新型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现在被用于提供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而不再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者和压迫者，继而必须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新型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和他们被创造的时候那样具有新意。他们表明，恰当的共同行动并不必然会缩减个人自由，反而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他们通过表明个人往往处于社会语境之中，来详细阐述密尔对个人自由发展的热情支持。密尔担忧来自他人的可能伤害，而新型自由主义者则更加乐观地相信合作的共同体会为个人带来转变，尤其是一种关心他人之个体善的意识。就促进人们的善而言，限制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为他们提供援助以及使他们变得有能力。
由于认识到个人自身可能没有能力帮助他人去发掘他们的独特性，新型自由主义者求助于民主控制的国家，后者为援助和改革提供了灵感。受到正确控制并以个人价值意识为指导的国家，仍然会是一种受限的和根据宪法问责的制度；而且当个人或小型群体无法依靠自身行动的时候，它往往具备为个人的福祉和自由开辟道路的手段和洞察力。新型自由主义者也拓展了人权的范围，使之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在特征。
新型自由主义者求助于民主控制的国家，后者为援助和改革提供了灵感。受到正确控制并以个人价值意识为指导的国家，仍然会是一种受限的和根据宪法问责的制度。
这个论点的创新之处是基于如下看法：一个良序社会之所以认可个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对其个体成员有利，而且是因为它们对那些权利的促进有利于社会本身。在那个时代被频繁运用的有机体类比表明，如果社会的所有成分得到健康发展，那么社会本身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新古典自由主义篡夺了自由主义之名
尤其重要的是，新型自由主义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如下教诲：新古典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错误地声称他们代表了合法的自由主义版本，而事实上他们篡夺了自由主义之名，并且使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变得枯竭。
新古典自由主义者错误地声称他们代表了合法的自由主义版本，而事实上他们篡夺了自由主义之名，并且使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变得枯竭。
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以一种挑衅的、夸张的、过度竞争的方式挑选出了自由概念，牺牲了自由主义的其他价值。他们还用狭隘的经济学术语来阐释自由主义对人类理性的理解，而没有把宽容、反思性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包括在内。不仅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存在一种自然秩序——即市场的自然秩序，而不承认人类的意志和行动有能力使我们改变自身的环境以及支配自身的命运（最好能够使他们得到改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保守主义者具有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
具有社会意识的新型自由主义使自由与其他概念保持密切关系：不仅与个性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与人道而文明的社会性观念、权力应该在法律和文明的限制之下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得到运用的观念，以及对进步和改革的信念密切相关。所有这些构成一套相互关联的概念群，而我们不能像新古典自由主义那样挑出一两个概念而抛弃其他概念。
我们已经理解，意识形态是一种复杂的概念安排，不能被限制于少数几个流行语或者单个的宏大概念。我们也已经理解，如果意识形态是由精英和专家构造的话，其影响力就会弱一些；而如果意识形态是基于那些在更广泛的社会组成部分中得到传播的见解的话，则会具备较强的影响力。
新型自由主义的缺陷
与任何意识形态一样，新型自由主义也具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它对国家的积极力量和美好意图抱有过分乐观的看法。它对人类的利他和合作的信念与对专家的信任相辅相成，后者偶尔凌驾于对于民主的偏好，其结果是产生一种旨在引导全体人民走向可欲目的的温和家长制。它的和谐概念过分一元化，低估了任何社会的内在多元性，或者民主本身倾向于产生的纷争和冲突。
而且，在越来越被标语和粗俗修辞所主导的政治世界中，它无法特别有效地向更多民众传播其观念。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不愿在牺牲理性的情况下依赖于情绪化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者缺乏激情。他们会为大量人口所处的非人性条件感到愤慨。他们强烈反对英国当时极具破坏性的阶级结构。他们坚决抗议那些损害人类尊严的企图。他们为霍布豪斯所说的“解放精神活力”以及改善所有人的物质条件的愿景感到兴奋不已。而且他们对于不宽容的行为并不采取容忍的态度。但他们绝不使用某些在政治世界中常见的方法，即煽动和激起会造成不稳定的情感，例如使用极端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语言。
在越来越被标语和粗俗修辞所主导的政治世界中，新型自由主义无法特别有效地向更多民众传播其观念。
新型自由主义是一个明显具有融贯性和针对性的观念体系。它专注于具体的社会弊病而又没有陷入乌托邦主义，但它的社会观点和计划是积极而有力的。然而，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回顾新型自由主义时，我们有资格追问从长期来看它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们可以公平地承认，那些进步自由主义观念的直接影响力和能见度越发难以发现。自由主义的观念在大众眼中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太多人仍然把自由主义与自由党相联系，而后者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已经收缩。但这或许会产生某种误导作用。
新型自由主义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非凡的成功范例，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和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纳入更加广泛的政治和哲学话语，而且已经进入立法之中。20世纪中期的英国支持一种改革主义和前瞻性的政治议程，但这种议程的新型自由主义起源没有被认识到。1945年之后的福利国家尽管是由工党推动的，但就它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这两个平行领域的尊重来说，它具有自由主义的特征。它允许那些致力于促进平等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与一种受到修正和限制的资本主义共存。而保守主义者也开始认可对民主的宪法保护以及国民教育和健康体系的重要性。
自由主义不是一种静止学说
新型自由主义者最强调如下要点：个人与社会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反之，社会成员资格可以增进个人主义，而个人潜力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提升。
除了它在某个特定时空的出现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新型自由主义那里获得什么洞见呢？
首先，自由主义家族中存在许多常常朝不同方向发展的成员：市场或福利，加强版本的个人主义或共同进取的意识，个人利益或社会责任。并非所有类型的自由主义都有同等的道德价值，每一种自由主义都必须论证自身的正义性。
其次，自由主义不是一种静止的学说，而是一个不断进化的信条：发展、变化和自我批判在其中是至关重要的，持续的因素与变化的因素相辅相成。
第三，自由主义并不是一套普适的信念，不能把自己的信念视为理所当然；它必须为了自身的理念而与其他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信念相互竞争。
最重要的是，新型自由主义者最强调如下要点：个人与社会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反之，社会成员资格可以增进个人主义，而个人潜力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提升。公民社会与国家相互合作所能实现的成就将会大于他们各自能够获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