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前，政治经济的重心在欧美，各国都向往“西方化”；但未来美国国力衰颓、欧盟政经混乱，西方强权再也无力主导国际事务，财富与权力将加快移往东方。
《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新书中，面对东方大国的迅猛发展，大胆推测未来三十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新的世界重心。本文摘取新书第二、三、六、七章内容，详述作者对全球格局转变的看法。
《东方化：中国印度将主导全球》一书，以作者多年走访各国的外交分析能力，评估如今中国崛起、美国与欧盟逐渐衰退的情况下，国际政治情势将产生何种变化。从东亚的中国、日韩、东南亚，及印度，到美国、欧洲、中东、俄罗斯，甚至非洲与中南美洲，都做出全盘且独到的分析。
拉赫曼以一场习近平接见外宾、氛围却宛如蛮夷晋见古代皇帝的外交盛会，展开了论述中国崛起的序幕。他丝丝入扣地描绘了亚洲各国如何被卷入中美两大强国的角力，并在东方化的过程里各自谋求最大利益。而衰退的欧盟、安稳如化外之境的澳大利亚、以及无力表态的德国，也在这场强国竞逐中各占一席之地。
拉赫曼相信“修昔底德陷阱”必将出现，新兴强权中国和既有强权美国终将一战的人就愈来愈担心。但在网际网路、核武、人工智慧和全球暖化的年代， 还相信国家会继续按照古希腊时代的行为模式发展，也未免太宿命论了些。二十一世纪在政治方面的一大挑战，将是如何以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式，来管理东方化的过程。
迅速崛起的中国与全球秩序的重塑
中国和日本都昂首遥望太平洋的彼端，试著揣度美国的实力和立场。两国都知道，美国很快就要让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宝座，以及欧巴马政府亟欲削减军事支出，因此他们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持久力存疑。这些问题美国一目了然，也决定要给予强而有力的答复。就如二○一一年十一月，欧巴马总统在一次以亚洲为题的指标性演说中所言:“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太平洋地区之事，美利坚合众国会全面参与。”总统这句铿锵有力的声明反映了华府的一 个两党共识:如果美国还要做全球霸主，就必须继续在太平洋地区称雄。乔·奈伊认为，美国断不可能接受西太平洋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因为“若这样回应中国的崛起，将摧毁美国 的可信度”。史坦柏格、阿米塔吉、哈德利及奈伊组成的代表团的核心目标，就是向中国及日本保证，美国无意抽回自身在亚洲所扮演的军事霸权的角色。
但在华盛顿的菁英决策圈之外，不少学界人士担心美国正踏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最敢直言的莫过于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曾任情报官员的他，也曾在一九九○年代和负责太平洋安全的美国人密切合作。对怀特来说，美国正面临犯下悲剧性错误的时刻，这个错误将“导致美国在战略上与中国长久而激烈的敌对，除了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也有引发灾难性战争的实质风险”。
诸如此类的忧虑在美国亲密的盟友之间并不罕见。伦敦的官方说法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将长久持续下去，但在枱面下，一些思虑较深的英国官员就没那么肯定了。二○一二年，一位英国长辈告诉我，他相信下一代最主要的挑战将是如何处理世界的变迁:从美国主宰的世界，转变成中国才是首强的世界。
很少美国学者或官员敢如此口无遮拦地描述局势，但不少人愿意承认，对整个世界来说，现有强权遭到新兴强权挑战的年代，是危机四伏的时刻。
乔·奈伊的哈佛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除了以“修昔底德陷阱”之论吸引华盛顿和北京领导人的注意，也统计了自一五○○年以来，十六次新兴强权挑战既有强权的局面，其中有十二次演变成战争。
其他研究过强权兴衰的著名学者，认为战争发生率比艾利森的推算更高。史丹佛大学的伊安·摩里士就爽快地指出:“像中国起飞这种等级的地缘政治变迁，每一次都伴随著大规模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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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资深中国观察家的眼中，中国这般毫不避讳地展现维护亚太地区核心地位的欲望，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二○一五年逝世、和历任中国领导人皆私交甚笃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始终相信中国最终一定会试图重现它的历史荣光。他主张:“中国有长达四千年之久的文化，有十三亿人口，他们很多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们怎么能不渴望成为亚洲第一，继而成为世界第一呢？” 这种中国是亚洲的“中心王国”、其他地区皆以其马首是瞻的想法，深植于中国的历史之中。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幅员和经济活力，只要国家变得富裕而有自信，“韬光养晦”绝对可能让位给更强势的政策。
在习近平上台之际，已经有不少新的思维和政策可供他援引做为强势外交政策的基础了。其中有三种相关思想格外重要:民族主义受欺凌的感受、对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实力愈来愈有信心，以及对于中国国内政局安定和西方可能暗中破坏的深刻恐惧。
《东方化：中国印度将主导全球》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出版社：时报出版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中国领导人与民族主义
在个人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对西方所提供的事物表达强烈的欣赏。习近平的女儿用假名在哈佛大学念书;曾被视为习近平的对手，后因贪腐和谋杀案件垮台的民粹领导人薄熙来，特别擅长民族主义辞令，但那并未阻止他把儿子送去哈罗公校(Harrow School)，即邱吉尔的母校，然后再送往牛津和哈佛。
也有人认为，中国领导人也许私下和民族主义的论调保持距离，但仍有落入其圈套的危险。这个理论认为，中国用民族屈辱和复兴的故事抚养了一整个年轻世代，一旦来到和美日的决裂关头，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能打退堂鼓。中国领导人深谙中国史，他们一定记得: 一九一九年，信奉民族主义的学生因不满国家领导人接受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 群起示威，间接促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不过，也有迹象显示，许多中国领导人本身支持民族主义圈子盛行的某些阴谋论和反西方论。在一部重要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勿忘国耻》中，学者汪铮主张，中国的高阶领导人都有内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深深怀疑西方的意图。一九九九年，北约轰炸贝尔格勒中国大使馆之后，中国领导人曾召开秘密会议，而汪铮在书中大量引用从那场会议流出的讨论。私下，没有一位领导人接受美国“轰炸纯属意外”的解释，所有人都认为那是蓄意挑战中国的国家尊严，甚至有人觉得那是激怒、颠覆中国的计谋。汪铮的结论是:“这些领导人不只善于教育和操控人心，也对自己的新意识型态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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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初次橘色革命十年后，乌克兰发生第二次革命，这又为中国官员对颜色革命的被害妄想添了一把火。中国官员似乎是发自内心接受俄罗斯对乌克兰起义的看法，指责那其实是美国人筹划，使用他们所有穷凶极恶的工具，包括网路和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 ( NGO)。在乌克兰革命后不到几个月就爆发的香港抗争，似乎验证了北京最深的恐惧。从中国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那就像颜色革命的技巧已输入中国大陆，危险至极:静坐抗议、学生、外国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运用社交媒体，以及采用动听易记的“品牌”名称--“雨伞革命”(因为当时香港经常下雨)。
震惊于香港的抗争，北京政府开始提高警觉，慎防西方颠覆。二○一五年年初，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对全国大学发布一道政令，听来像是来自毛泽东思想全盛时期:“别让宣传西方价值观的教科书进入我们的课堂，”部长大声疾呼。“我们绝不允许任何攻击或诋毁党内领导及社会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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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政下，防火墙愈筑愈高，借此压制已对大学、部落客和电视节目表造成影响的西方势力。
大学教授埋怨再也不能上《纽约时报》做研究，涉足自由政治的人受害则更惨重。据人权组织报告，在香港示威抗议后，数百名民运人士和异议分子遭到拘留，外国非政府组织也受到更严密的监视和更强大的压力。隔年，压力有增无减:二○一五年七月，中国大规模围捕民权律师。虽然多数旋即获释，但其寒蝉效应不言而喻。
足以制衡中国的力量：印度
美国在亚洲，一如在中东和欧洲那样，正面临两难的困境:它的亚洲盟友需要山姆大叔的军事保护，自己却显然不打算精进防御。东南亚国协会员国共有五亿人口，假如这个联盟能以坚定、团结的集团之姿参与全球事务，必能强而有力地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分庭抗礼。但事实上，在此集团中挑拨分化，对中国并非难事。
如果枢轴不足以让亚洲的中型强权，例如澳大利亚、越南和菲律宾安心，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平衡崛起的中国的力量呢？对许多西方战略家来说，答案昭然若揭，就是印度。
身为世界上唯一另一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国家，印度可和中国并列为亚洲超级强权。
为强调亚洲的战略思考不可将印度排除在外，澳大利亚战略家罗瑞·梅德卡尔夫(Rory Medcalf)推广“印度太平洋” (Indo-Pacific)区域的概念，而不只是讨论东亚或亚洲太平洋地区。印度太平洋的观念强调印度的重要性，因此挑战了这个地区必然要以中国为中心的概念。这也突显了印度洋和南海的核心地位，让澳大利亚人感觉没那么孤单了。与其孤悬于亚太地区的边缘，澳大利亚可以自称为广大的印度太平洋区域的中心，雄踞于美国和印度两大民主政体之间。
印度太平洋的概念固然吸引人，但印度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做为强权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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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挣脱中国的桎梏，是纳伦德拉·莫迪执政第一年的一大重点。当习近平于二○一四年九月访问印度(这是九年来第一次有中国元首正式访问印度)， 印度人竭尽所能让他宾至如归。这位中国领导人并非从德里展开行程，而是先获邀至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两位领导人先拜访甘地的静修所，热情地就经济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世界的工厂(中国)和它的后勤部门(印度)是天作之合。但就在中国元首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及德里和印度人民握手之际，中国部队已越过边界，进入阿鲁纳恰尔邦的争议领土。这起事件让印度人备感困惑和不安。中国这次部队入侵有可能是地方指挥官发动、而习近平不知情吗？或者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本身刻意要传达的信息？几个月后回想这起事件时，印度一位最资深的外交官做了结论:“中国部队滞留三个星期，这绝非偶然。” 北京欲借此传达的信息只可能有一种解读，就是威胁。
中国部队趁习近平访问期间入侵一事，促使印度的外交政策向西方倾斜。在德里主张印度必须和美国寻求更紧密合作的人士，很快就有了表现的机会。就在习近平访印两星期后， 莫迪首次以总理身分访问华盛顿。对一个多年来被美国拒于门外的人来说，他获得相当热烈的欢迎，欧巴马拨空亲自带印度总理参观马丁路德金恩纪念碑。四个月后，德里和美国的新特殊关系加盖了印信:欧巴马访问印度，成为史上第一位莅临印度共和纪念日(Republic Day)庆典的美国总统。莫迪似乎相当陶醉在和美国总统新营造的亲暱氛围中，他除了在飞机跑道上拥抱欧巴马，还频频在联合记者会上直呼欧巴马的名字“巴拉克”。
在行礼如仪之外，也有实质的东西，那就是两国发表了意在吸引北京注意的联合声明。 那华丽的开场白是这样的:“身为世界两大民主政体的领导人......我们商定了这个区域的‘共同战略愿景’。”但最惹人注目的一句还在后头:“我们强调捍卫海事安全和确保航海自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南海。”透过这项声明，美国和印度基本上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中国在海上迅速膨胀的野心。
但到了二○一五年，除了是制衡中国的战略要员，印度本身也愈来愈重要了。《大预测》的作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驳斥印度将在未来二十年内追上中国的概念固然正确，但放眼二○五○年的世界，印度很可能身兼世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大的经济体。
尽管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是环太平洋崛起为全球经济新核心的年代，但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环印度洋(连结印度和成长迅速的非洲大陆)的崛起，很可能是全球经济动能的下一个中心。
正因抱持这个想法，未来学家汉斯·罗斯林喜欢推荐投资人购买索马利亚的滨海房地产。
有朝一日，印度或许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支点的概念，突显了这个论点:东方化的故事内容绝不只是中国，其实也绝不只是亚洲。政经权力由西向东的转移，正重新形塑整个世界。
（编者注：文中译名均遵原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