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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前行总是在不厌其烦地碾压过往经验的诡异之处在于，当一种认知经历了创造、回应、接纳、承认并终于内化为自我一部分，它就很难复于被追溯、被检视、被颠覆直至被摒弃的地位，而那些最初的真相，即使充满主观、偏见、傲慢甚至恶意，也似乎将永远深藏在坚固的历史堡垒之中，因与现代生活相互“隔离”（即便是形式上的）而显得无关紧要。
真的无关紧要吗？
奇迈克（Michacl Keevak）决定挑战这种“沉睡的魔咒”。这位长期在台湾工作生活的西方学者，在他的新书《成为黄种人——一部东亚人由白变黄的历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中，直接发出这样的疑问：
“东亚的族群（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自始自终就是黄种人吗？”
面对这个充满“挑衅”意味的问题，大概99.9%的中国人会感到无聊甚至不屑一顾。黄河、黄山、黄土、黄帝、黄皮肤……这些不言而喻的生理特征与文化孕育，数千年来一直在不断形塑着“黄色族群创造黄色文明”的不朽认知。然而作为“白肤色的局外人”，奇迈克对这种看似不容置疑的图腾式集体意识深感疑虑并因此提出挑战式探索：
“东亚的人群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黄种人’？”
真是固执的西方人！而细想之下，如此有趣、古怪同时深刻的命题，似乎对应着西方哲学三个永恒命题（至少是其中之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们自身对此有所回应吗？似乎有，善于著书立说的中国人，会立即从浩如烟海的典籍新撰中，找出对中华文明的族源追寻、历史演进与未来走向的种种论述，然而对于黄种人（黄色皮肤的人群）这一种族称谓呢？对于它的起源、含义、变迁……的确是没有任何的追溯、审视与建意。是的，当任何一个中国人试图阐释如此意义重大的族群符号时，会发现，那是一片自我认知的真空地带。
我们的回答难以令人满意。
也许，前述那种国人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背后，是一种尚未“清醒”的刻板的集体无意识，当我们沉浸在伟大黄色族群的自我赋意之中由来已久（到底有多久？），却理所当然地忽略背后那些显而易见的导向。
导向关于种族、文化、历史、科学、社会、阶层等多层叠合的现代迷思。但奇迈克决意回答这道令人困惑的谜题，他的书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真相。大胆且充满挑战性的真相。
作为长期生活在东方语境里的西方人，奇迈克当然明白“黄色”对于中国人的多重典范意义，但他并未“屈从”现实。在距离当下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截面里，奇迈克系统梳理与考量西方世界的各语种文献，从旅行见闻、医学文献到地理学、人类学与自然史著作，最终发掘并描述出一个启迪人心的过程，挑战着僵化的固有观念与权威话语。
整个过程，即书名所言，是西方欧洲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群进行特征定性，以及如何被历史过程中诸多的偶然与不确定所左右，最终经由人为建构成“黄种人”并被归类为“蒙古人种”的故事。也许不可思议且难以理解，没有关系，让我们来看看奇迈克如何呈现这段“曲折”历史及其不断变更的隐喻。
西方最初记录中几乎一致的“白色”
从这里，我们看到欧洲人是如何开始小心翼翼地萌芽出区分人群的标准。
首先让人大吃一惊的，将是最初的西方旅行者记录，包括十二世纪著名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修士鄂多立克（Friar Odoric），他们都毫无例外的指称中国人与日本人是“白色”的，而且是“很好看”——用现代的流行词汇意即颜值颇高。如此的美妙印象在十五世纪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达到巅峰，欧洲人向东方开拓世界贸易版图的同时，亦在寻找着那个流传已久的“虚构”王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存在着一个由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失落的基督教世界，他们将第一次集体面对着传说中的远东“白人”。尽管结果也许让人失望，东方并没有基督王国，然而东亚族群仍然几乎一致地被描述为“白色”，并常常被用来和西班牙人、日耳曼人作比较，并对其文明地位作出相当承认，这其中当然饱含深意。
奇迈克随即指出：欧洲人无论是对中国人作为“白色的人”的赞美甚至授予将日本人纳入“白人民族”的“荣誉”，仅仅意味着两个文明在相较于其他地域的“富裕、力量以及他们显而易见的文化精致性所带来的效果”之外，是“那些特质（白皮肤与文明性）使得他们‘特别适合接受基督的宗教’”。从这里，我们看到欧洲人是如何开始小心翼翼地萌芽出区分人群的标准。
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很快得到印证。基督教曾短暂地在日本风靡，但是最终遭到严厉禁止，而一海之隔的中华帝国则“与一开始一样，依旧比日本人更抗拒欧洲的宗教和商业。”看看利玛窦的抱怨——南方的广东省在超过十五年时间里仅有一百人皈依——就知道，基督文明是如何在东方水土不服，难以推行。可以想像，当基督教在东亚仅仅成为一个不可忽略但可以忽视的存在（大约十五至十六世纪），即使围绕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体貌仍然有“白色”的报告（大多数为传教士），然而与此同时，围绕进展甚微的传教事业和改宗愿望，那些混杂着地理学、气候学并隐喻着文明程度含义的判断，就不断以皮肤颜色为载体出现了。一五八五年，当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出版那部影响深远的《中华大帝国史》时，中国人的肤色已经由于幅员广大、气候各异，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从“白皙”或“金色”，到“橄榄色”、“棕色”，以及“拥有黄红色的皮肤”……每一个单词都可以对应不同语言中含义宽泛的模糊解释。
欧洲人一厢情愿的热诚开始消退了，尽管也许刚开始，“黄色”等颜色是“用来强调中国人与欧洲人的相似性”，但所有人也并没有否认，这其中的微妙变化隐含着一种倾向，而这种倾向将逐渐彰显，并最终成为无可逆转的趋势。
“黄色”不再只是一种颜色
奇迈克在书中敏锐地对林奈的动机做出评述：“这不仅是分类问题，也关乎命名问题，自然世界的一切都可以置入某种存在的等级中。”
十七世纪初期，我们已可以在新的旅行见闻和风俗记录中一窥端倪，比如耶稣会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于一六零二年在北京写道，“即使中国人的皮肤‘完全是白色的’，他们也不如欧洲人那么‘白’”。而至于其它描述中国人肤色特征的词汇——“黄色”、“黄褐色”、“棕色”、“黑色”（？让人困惑）、“红色”、“红铜色”或“深绿色”（从何而来？）——俨然一个色彩的拼盘——尽管表明西方记述者在摇摆不定且无法达成一致，事实却如同奇迈克的分析，“黄色”已经开始成为“中国人思想以及身体上的一个特征”（日本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黄色”不再只是一种颜色，它如同描绘其它人群的颜色一样，是伴随着欧洲文明蒸蒸日上所产生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心态——“欧洲与世界其它所有地区不同的是它受到上帝的眷顾，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唯有欧洲人才是“身怀文明与基督教救赎、优越的浅色皮肤者”的产物。
在欧洲人的世界体系里，肤色逐渐与宗教信仰和文明程度划上等号。这种“明”意识嵌入自然科学，特别是其中生物分类学的产生发展，以及医学和人类学在诞生之初对于人类差异的执迷，“黄色”将最终成为一个固定的符号，用以建构东亚人群的种种特性，不只是肤色。
到了十八世纪，西方学者需要做的，是确保东亚的人群（包括中国人和日本人），再也无法被视为“白色”。气候学的分析在此时已经失去了权威，然而如何为东亚人的肤色找到一个适合并令人放心的色彩呢？这将是比“黑”、“白”种族甚至“红色”美洲更具挑战性的难题。
在奇迈克看来，人类肤色与种族划分本身是一个充满“想像性”的毫无意义的伪命题，然而在种族思想诞生且迅猛发展的年代，它却是如此让人着迷，似乎每个人都想提出自己关于人类的体系，时代的演进又加入了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等新兴科学的诸多解释，更让人迷惑不堪。
争议一直在持续，是瑞典的生物学家，卡尔·冯·林奈（Linnaeus Carolus）和德国的哲学人类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做了最后“决定性的一击”。一七三五年，林奈出版其轰动国际的《自然系统》，旨在将整个世界系统化并首次划分了四大人种，每个人种对应着一种颜色（亚细亚人此时被归为棕色）。聪明的林奈不断修正着自身观点，在第十版的《自然系统》（1758～1759）中，他将“人属”下的代表四个地理区域的不同人“种”的颜色定性进行了调整，并非中性的“luridus”（可翻译成黄色、淡黄色、灰黄色、死气沉沉等含义）成为亚洲人的形容词，在随后，他将这种常带贬损意义的“黄色”用以描述一个“淡黄、忧郁、死板……傲慢、贪婪”的“亚洲人”形象。
林奈曾说：“从未有人像我一样将科学转型。”然而奇迈克在书中敏锐地对林奈的动机做出评述：“这不仅是分类问题，也关乎命名问题，自然世界的一切都可以置入某种存在的等级中。”
种族主义科学化
那个曾经白皙的美丽的文明的东亚消失了，代之以黄色的异常的停滞的人种，在这剧烈的颠覆性变化中惟一不变的，是经过想像、武断以及优越心理所塑造的“永恒”刻板印象。
到了布卢门巴赫出场之时，这位被尊为自然人类学之父的德国医师与解剖学家，已经十分不满对于种族分类和描述中语意混乱的局面。于是，他“采取了一种新的路线，诉求不是肤色，而是身体特征，尤其是颅骨的形状。”布卢门巴赫拥有那个年代数量最庞大的颅骨收藏，在此基础上，他将用科学的方式将种族主义科学化（现在看来，实在是莫大讽刺！）。
布卢门巴赫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论人类的自然种类》，在其笔下，“匈人（蒙古人或卡尔梅克）种族”成为了世界四大种族之一（后来扩展为五大种族），这项分类加之其中发明的一项新名词——“退化”成为其人类学思想的最显眼特色。毫无意外，布卢门巴赫从人类颅骨的“科学”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白色欧洲人毫无疑问代表“最高级、最文明和最完美的人类类型”，而其它种族，则是分别从原始欧洲人“退化”的结果，最令人惊异的结果是，布卢门巴赫将东亚人放置在了离欧洲人最远的一端（另一端是非洲人）——这实在与东亚曾经在欧洲人心目中颇具亲密感的文明形象恍若隔世！
不仅如此，布卢门巴赫第一个确认了“黄色”东亚的概念，而加诸于其协助发明的“蒙古人种”一说，两者的最终结合变异，将从此成为蕴涵着想像与歧视的“黄种人”之不二标签。
当“黄色的蒙古人种”在十八世纪末被建构出来，很快便成为一个只需证明而无须反驳的流行性概念。在十九世纪，热衷于种族分类话题的学者们（体质人类学家在其中甚为活跃），发明、改进并使用着种种工具，比如布罗卡的色彩卡以及源自玩具制造商的彩色陀螺，试图“科学”地测量包括东亚人在内的各种肤色，尽管实践结果表明上述的种种仪器和方法都违背初衷，然而手段已经无关紧要，结论昭然若揭。这些“创造性”的概念及其所涵盖的族群文化，在不断地修正中已成为不言自明的天性，而欧洲人也借此在世界文明秩序中赋予各种族群他们认为适当的位阶。
“黄色蒙古人种”的定性亦最终“唤醒了”欧洲的历史记忆，从阿提拉到成吉思汗再到无处不在的华工，“黄祸”成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世界一个经典的“时空－现实－心理”嫁接案例，而“黄色蒙古人种”被描述的各种充满歧视的生理特征，则成为医学领域许多疾病的专属名词（作者列举了蒙古眼、蒙古斑和蒙古症等不为我们所察觉的“疾病”）。
那个曾经白皙的美丽的文明的东亚消失了，代之以黄色的异常的停滞的人种，在这剧烈的颠覆性变化中惟一不变的，是经过想像、武断以及优越心理所塑造的“永恒”刻板印象。
作者最后的回溯更具启发意义，即当“黄种人”的概念传至遥远东方的当事方，如何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回应。中国人欣然接受了这个称谓，因为黄色及其意象符合华夏历史文化元素中诸多美好的心里期待，它迅速被中国人所吸收、使用、内化并宣扬，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承继着其所赋予的族群符号式的自豪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本，“黄种人”概念从一开始就遭遇强烈的抵制，明治维新变革之后的日本，在确立“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之际，也早已从心理上将自己与亚洲邻国区隔，拒绝“黄种人”加诸己身，是其顺理成章的行为投射。
作为“黄种人”的我们，自身却从来没有对此进行过严肃拷问，就在种族思维早应被摒弃时，我们仍然无意识地深陷这种无聊且危险的概念漩涡之中。
事至此，我们已经能从奇迈克的评述中了解到“黄色东亚”的脉理：它的起源、变异、建构、传播直至固化，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令人不悦的真相。
整本著作的迷人之处在于，作者奇迈克以身临东方经验的西方视角，将“成为黄种人”这个似乎难以厘清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置于一个清晰的逻辑构架之中，他以时间为线，旁征博引并深入浅出的梳理分析，加之流畅清晰且画面感十足的文字，使本书远离了学术著作的枯燥乏味，成就了一个极为有趣又殊为沉重的历史故事。
不仅如此，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奇迈克，尽管将分析止于20世纪，字里行间却毫不掩饰对书中所言之种族概念的厌恶和鄙夷。然而仔细想想，作为“黄种人”的我们，自身却从来没有对此进行过严肃拷问，就在种族思维早应被摒弃，西方公众媒体亦很难找到诸如“蒙古人种”、“黄种人”之概念的同时，我们仍然无意识地深陷这种无聊且危险的概念漩涡之中。
这比起概念背后的真相，也许更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