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时代的“改革”是什么？——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讲话语象分析

中共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因其政治深意而引人瞩目。透过近30年的纪念讲话及文本，笔者尝试透视何谓习近平新时代的“改革”，“改革”往何处去。

习式“改革开放”，与邓、江、胡有何不同？

习将改革开放的成就首先归结于“党的领导”⋯⋯在邓小平时代，遏制个人专制与特权成为中共党内的共识。

除了总结40年改革开放历程，此次纪念讲话老调重弹，再度总结习式治国理政主张，可谓中共“十九大”报告的浓缩版。“十九大”报告中的十四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部在讲话中重现。不同的是，对于“依法治国”，讲话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词简略带过，而“十九大”则提出建设法治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具体步骤。此外，讲话更重视阐释马克思主义，“十九大”则细化了国家安全观的要求。

将三次纪念讲话比照，笔者发现历届中共高层均将“改革开放”定性为“历史决策”、“伟大”事业，“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经之路”。相较而言，20周年讲话强调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促进作用，30周年讲话增加了其对于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40周年讲话则将改革开放的影响抬升至民族前途、世界发展层面，称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讲话也吸纳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等突出国际反响的热词，以“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等表述突出中国道路的底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词被提及的频率，也在节节攀升。

相较而言，40周年讲话也更突出改革环境的险恶、任务的艰巨，称改革事业不进则退，未来可能有“难以想像的惊涛骇浪”。《人民日报》以“任仲平”署名的评论、新华社发布的改革开放纪实以及政论专题片《必由之路》，均透露改革开放复杂、敏感、艰巨，难度不亚于当年，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这正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趋缓的“新常态”、与美国贸易摩擦升级、习式政治强硬路线备受非议的写照。

与20、30周年纪念讲话相比，此次纪念讲话也是提及“党的领导”出现次数最多（11次）、频率最高的一次。若将讲话篇幅考虑在内，在40周年纪念讲话中，每1200多个字就会提到一次“党的领导”，而这一频率比在20、30年讲话中分别为1：4746.7和1：2305.5。

习将改革开放的成就首先归结于“党的领导”，称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并引用文革时毛泽东的表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对党的领导地位的强调，也贯穿于八集政论专题片《必由之路》中。专题片解说词提到133次“习近平”，123次“共产党”，其中“共产党”一词有57次出现在第5集《立国之本》中——这一集专门阐释中共不断提升自我建设、治理国家能力的历程。

透过对于党建的阐述，笔者发现习、邓时代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多有不同。在邓小平时代，遏制个人专制与特权成为中共党内的共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痛批“一元化领导”、“以党代政”的弊病，又在1980年的“8.18”讲话中把改革的矛头指向“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在党政系统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推动1982年宪法纳入对国家领导人连任的限制。正如1987年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邓希望在原有政治体制框架下，实现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在此次纪念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一部分被模糊带过，并未涉及具体行动和时间表。与“十九大”报告近似，与政改相关的“党内民主”、“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词完全遁形。习近平近年来的变革举措也表明，其治下的政治体制更趋向于权力集中而非权力分散。除了身兼党政军一把手，习近平直接领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7个领导小组。2016年以来，中共提出“四个意识”、“两学一做”【注1】等从严治党、拥护党中央领导的要求，并在2018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强化了党政合流的趋势，扩大了党的权力覆盖。今年3月全国人大修宪，则去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终结了30多年来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努力。

崇毛尊邓倡马克思赞中国特色：习式批左、避左与拥左

习在此次纪念讲话中罕见地阐明当年邓时代批“左”促改革的重要意义，对以邓为代表的80年代改革派的主张做出了部分让步。

笔者检索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文本，发现官方大力维护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认为其奠定了理论、物质基础。在讲话中，习近平虽未使用“两个不能否定”（指“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样明显崇毛的表达，但也提出中华民族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指毛时代正是“站起来”的开端。对于毛在“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讲话批“左”不批毛，称文革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并引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40年大事记》绕开文革，仅记录邓以来的历届领导集体如何将毛泽东思想奉为理论指导。政论专题片《必由之路》虽提及毛的生产冒进，但突出的是其勇于担责、推动国民经济稳步调整的事迹。

作为“富起来”的关键人物，邓小平在官方纪念的语境中是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社会主义路线的纠偏者。习在此次纪念讲话中罕见地阐明当年邓时代批“左”促改革的重要意义，对以邓为代表的80年代改革派的主张做出了部分让步。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左”代表着激进的共产主义路线，而“右”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代名词。中共的“左”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而80年代的政治改革思潮则常被视为“右”倾。批“左”，就意味着要遏制一党独大、专权，反对高估自身水平急于推进共产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上任五年来，习近平仅在三次公开讲话中批“左”，分别是纪念刘少奇诞辰120周年的讲话、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和2016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且只在探讨班讲话中提及文革的“左”倾错误。除了批“左”，40周年讲话及其他纪念文本也避“左”，弃用带有极权色彩的深红色词语，例如“舆论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刀把子”等等。“阶级斗争”一词也只是在否定的语境中一闪而过。

纪念文本充分肯定了邓在改革中的历史地位。在人大修宪9个月后，《大事记》毫不避讳地提及邓小平在1980年发表的、被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文献”的“8.18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注2】，以及其推动领导干部年轻化的主张。习近平的改革开放纪实，以及《人民日报》任仲平的评论，都提到习近平在2012、2018年两次视察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的广东，与邓小平南巡相映，宣示深入改革的决心。

与此同时，“习式改革”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维护共产主义理想，与民主改革作切割。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了苏联建政的思想体系，支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中共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可指导中国社会通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消除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习近平在讲话中12次提及“马克思”，远超“毛泽东”（5次）、“邓小平”（7次），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为改革开放乃至党、国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意图明显。在过去五年间，除了在2015年略有减少外，“马克思主义”一词在党媒《人民日报》上的热度渐升，常用于阐释习近平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贡献。

若将三次讲话比较，则会发现30、40周年讲话已明显浅化毛、邓思想的底色，强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且后者强于前者。这三次纪念讲话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词频比分别约为1：1.16，1：1.78，1：3.33，体现出2007年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7年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40周年讲话及纪念文本均淡化江泽民、胡锦涛的影响，抹去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地位，纪念大会也并未邀请健在的政治局前常委参加。颇具玩味的是，《必由之路》解说词3次提及习近平的父亲、80年代的改革派习仲勋，称赞他主政广东时力主创办“特区”的远见。而在当时分别作为党首和政府首脑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事记》中仅有上任和卸任的记录。《大事记》略含深意地一笔带过赵在“六四”事件（官方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因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而被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处理的历史，纪念讲话又以“平风波”暗指六四（“六四”又称“1989年政治风波”），提及已从官媒上消失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词 【注3】来强调党的领导。这些均透露出官方对挑战中共执政地位的议题决不让步的态度。

（林非，政治传播研究者）

注1：四个意识，是习近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于2016年1月提出的执政理念，指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中“核心意识”被认为是“习核心”的体现，意指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两学一做，指中共面向全体党员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活动，务求由上而下与习核心保持一致。

注2：“8.18”讲话，或“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讲话：文革后，党内力量重组，毛派势力减弱，解放思想、改革人事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讲话，严厉批判了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主张党政分开。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主流研究者们认为是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

注3：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书记的邓小平提出，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共领导、马列毛思想。在中国研究观察者看来，在80年代，“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基本上代表了开明和保守的两派路线。“四项基本原则”往往成为为改革设限、维护中共统治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