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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知乎网站上出现一个问题——“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其中某知乎用户写的一篇回应文章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随后在当年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12月13日，不少微博营销号将问题和这篇由某知乎用户写的文章转载到了微博上，文章很快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吸引了大量微博用户的转发、评论和点赞，其中包括不少官媒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官方账号。
这篇知乎文章应该是在看了张纯如的书《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后有感而发。从文章评论区大部分的回应中所反映出的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可以看出，还有很多与大屠杀相关的议题值得和需要更多地补充、关注和了解。比如不仅是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的过程与情况的研究。
在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议题上因而还有着极大的讨论空间，然而这些空间却被高度情感化和政治化的记忆所压缩。大部分人们对这些议题的认识和讨论只局限在一个模糊而情感化的框架里，也就是说很多人认定某个论点却无法给论点提出细化而具体的论据。拿观点“日本人篡改教科书”作为例子来看，一旦将问题细化到“具体而言，日本人是如何篡改教科书？”，也许这个问题就很难得到清晰的回答。在南京大屠杀这个议题上，可能更需要去重构一个理性而具象框架，让更多相关的议题和有效，有据的信息能够广泛的出现并且有存在的空间。
那么再回到这篇文章本身，这篇文章的受欢迎程度不禁让人好奇，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引起了那么多读者的回应或共鸣？然而遗憾的是，笔者看到更多的是文章里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记忆有关的叙事充满了谬误。鉴于这篇文章有着广泛的受众，所以它有着极大的潜在的误导性。笔者就从这篇文章着手，来简单回顾，梳理和讨论一下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在日本和中国的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集体如何在一个社会语境里解读历史、塑造集体身份
然而在言论出版自由极少、国家叙事垄断的社会里，社会记忆则很少会出现不同的流派（版本），尤其是和官方叙事冲突的叙事。
社会记忆是个相对比较新的概念，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国家记忆等。这些概念是相交的甚至是很相似的，只是概念提出者想要着重反映的点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术语。
社会记忆更强调一个集体如何在一个社会语境里去解读历史（通常解读里有冲突和分歧）以及如何用这些解读后的历史去塑造集体身份。社会记忆通常不是单一的。在一些社会里，社会记忆会出现不同的流派（版本）。对这些流派的区分是基于这些流派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而言，这些呈现和解读互相之间可以是互补的，亦或是冲突矛盾的。然而在言论出版自由极少、国家叙事垄断的社会里，社会记忆则很少会出现不同的流派（版本），尤其是和官方叙事冲突的叙事。
知乎的这篇文章，显然，并没有出现与中国官方叙事相冲突的部分。里面引用张纯如书里提供的日军暴行的案例，对日本右翼态度的刻画更多只能说是对官方叙事的一种强调和补充。不仅如此，这篇文章在涉及南京大屠杀社会记忆上的叙事上还存在不正确的表述。
首先，这篇文章将张纯如的书作为仅有的参考就是不足的，因为这本书本身在历史学界就极具争议性。在这篇文章的前一部分，其强调了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重要性，提到在这本书出版以前“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浩劫知之甚少”，并引用了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科比的评论说“她（张纯如）出版了算是人类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张纯如的这本英文著作确实把南京大屠杀引入了西方读者的视野，并且带来了广泛的关注度。这本书出版时空降《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籍榜单，并在榜单上盘踞了十周，四个月内就创造了超过十二万本销售量的记录。张的贡献不仅是极大提高了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度，而且她也发现和披露了不少有助于南京大屠杀史学调查的原始材料，比如曾经帮助建立南京安全区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的日记。
然而，如前文所提到，张的著作也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和兴趣，因为她的书里也包含了失实和不当的内容。比如不准确的日期和名字，以及对部分史实极大的误读。日本史学家 Yoshida Takashi 批评张对日本国内南京大屠杀历史学知之甚少。对日本南京大屠杀史学不足且偏颇的认识不仅反映在了张纯如的书里，当然也反映在基于张纯如的著作的这篇极受欢迎的知乎文章里。
文章其中一处写道“可怜的日本人民也活在一种‘集体失忆’中，并不是因为苦难太过痛苦而选择遗忘。而是人为的把它删去”和“日本国内对侵华期间那段历史的学术研究是非常不到位的，这和战后日本政府的恐怖威压也有关系。而出于对学者人身安全和国际形势考虑的原因，国家也不鼓励国内学者去日研究。”
那么， 日本人民真的活在“集体失忆”中吗？日本对侵华史的学术研究仍然“非常不到位”吗？不仅如此，这篇回答还说“她（张纯如）完全可以选择不走这样的一条路，南京30万冤魂，如何仅让一个柔弱的女子去担负，去为之奔走呼号？”。所以，张纯如真的是“仅一个”为南京大屠杀遇害者奔走呼号的人吗？这也不禁让人思考，中国官方在这段记忆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社会记忆
诚然，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研究的确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在二战时期，大日本帝国的大本营下令销毁了所有的秘密文件，其中至少有三万多份文件被认为是能够证明日本战争暴行的证据。当时那些意欲公开自己战争经历的日本士兵，或者想要报导与南京暴行相关内容的日本媒体确实都遭受到了来自日本官方极大的压力，因此一些稿件最终未能出版。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NMT）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在调查和审判期间，IMTFE 问询了419名目击者，搜集到了4836份材料。NMT 则采访了1250名受害者和目击者。IMTFE 的审判充满争议，批评者认为中国根本不是这场审判的关注中心，而且只有少数的高等级日本军官被起诉。而NMT 的审判则因为中国内战而草草结束。
到了1960年代，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先驱之一是日本历史学家 Hora Tomio 在1967年发表了第一篇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研究—— Kindai senshi no nazo。这份研究是基于东京审判的文件和少数日本战后回忆录写成。四年后，日本记者 Honda Katsuichi 采访了不少中国受害者，也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的文章。Hora Tomio 和 Honda Katsuichi 的研究在日本国内激起了不少水花，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讨论在日本国内也逐渐兴起。当然，对南京大屠杀存有疑虑或是否认的叙事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这场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在1982年达到了高潮，原因之一是日本教科书争议事件的出现。
日本教育部试图把描述日本战争用词“侵略”替换成“进攻”以此来弱化日本在二战里所体现出来的残暴性和侵略性。这次换词举动引来了日本媒体 Asahí Shímbun （朝日新闻）和不少日本学者的批评，也引发了邻近亚洲国家的抗议。
在这一时期，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仍然不断地在日本国内出现，这些声音不仅仅来自于专业的历史学家，也出现在文学评论、媒体报导、个人回忆里。这场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记忆的“战争”也给南京大屠杀带来了更多新的证据——部分军队领导和士兵的私人日记以及官方的一些记录，以及一些日本老兵对暴行的公开承认。普通民众对自己角色的认识也开始逐步转换，不少日本民众在二战结束后尤其在经历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后觉得日本人是战争的受害者，而这样的“受害者意识”开始逐步地转化成“加害者意识”。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也在日本出版。
Kasahara 对这些教科书所呈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是持批评的态度，认为更详细的相关内容应该也被写进教科书。
在八十年代期间，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书籍有30部出版，九十年代期间则有55部出版。2000年到2009年期间则是出版了67部。学者 Barry Schwartz 将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记忆分为了三个主要流派： Maximalists, Centrists, Revisionists。
Maximalists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事更接近中国主流对南京大屠杀的叙事。这三派为了证明各自的论述和观点都对南京大屠杀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竞争关系。三派关于大屠杀叙事的分歧主要在于屠杀人数和规模、影响、成因这几点上。
比如 Revisionists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南京大屠杀的战场背景上，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性是较低的。在 Revisionists 的叙事中，有少数的极端修正主义者认为南京大屠杀只是一个捏造的故事。
Centrists 可以说是政治色彩最弱的一派，这一派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并不完全同意其他两派的论述。这一派的叙述里也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性是较低的，估计的遇害者人数应该在15,000到50,000之间，这个数字远高于 Revisionists 估计数字0到10,000，却又远低于 Maximalists 估计的数据——200,000到300,000之间。同时，该学者也做了些民调，在他这篇发表于2012年的文章里提到，日本民众更倾向于 Maximalists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叙事。
提到教科书问题，日本左派学者 Kasahara Tokushi 有篇文章提到目前日本中学采用的教材有八个版本的教科书，其中一版占有51.2%的市场份额的教科书提到了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给了具体的受害者估数，采用的数据是20万。书本里大致写到约有20万的中国战俘和平民被日本军队杀害，日本受到国际上的谴责。另外几版教科书则没有给出具体数据。
但即便是倾向日本右翼的组织出版的教科书也提到了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不过用的是“南京事件”，另外也只是在脚注里提到日本军队在南京期间杀害并伤害了很多中国的士兵和平民，而受害者的具体人数仍存有争议。
Kasahara 对这些教科书所呈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是持批评的态度，认为更详细的相关内容应该也被写进教科书。 除此之外，日本民间也有很多人士在南京大屠杀否认论出现后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活动，希望能够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他们也邀请了不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到日本去做演讲。
在95年和97年之间，日本国内有200多名律师志愿者曾代表中国的受害者（包括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医学实验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和不少日本私人公司。律师 Onodera Toshitaka 表示日本承认战争责任并进行战争赔偿是必须的，这有助于日本人在21世纪能和他国人和谐共处。
提到战争赔偿，在人民日报的数据库里，“战争赔偿”作为关键词出现的内容却很少。不少中国人也许并不知道，在中日恢复邦交时，中日对历史问题做了些总结，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到这个总结就是“日本承认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在此前提下中国承诺不再追究日本的战争赔偿”。
显然，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社会记忆情况并不是像这篇知乎文章所说的“可怜的日本人民也活在一种‘集体失忆’中”。不仅如此，“日本国内对侵华期间那段历史的学术研究是非常不到位的”也并不符合事实，南京叙事里的不同论点反而让更多的学者投入研究。
南京大屠杀的中国社会记忆
那么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记忆在中国又是怎样的情况？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1951年郭士杰的《日寇侵华暴行录》被认为可能是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最早的出版物。到了196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完成了一份手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是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影响，这份稿件并没有对外公开，只有部分日本来华访客可以看到。到了70年代，关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研究和出版被中国政府全面控制，此举也是为了保证不影响日本对华的经济援助。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一些历史学家才得以发表一些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学术研究，一些文艺作品也在同时期出现。9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著作才开始更多的在中国国内发表和出版。
但是这些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论述并不像日本国内一样出现不同的流派，而是有着相对统一的论调，其中就包括集中谴责日本国内那些对南京大屠杀否认或者对史实提出质疑的叙事。
在毛泽东时期，南京大屠杀并不在官方主流叙事里的。因为这段往事反映了中国人弱势的一面，再则当时人民的敌人是阶级敌人，如果“一致对外”把日本作为敌人，那就意味着要团结国内所有的阶级。这就会与当时国内用以动员革命性运动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所矛盾。
在人民日报网上数据库里搜索关键词，1947年到1960年这期间“南京大屠杀”总共出现了21次，1960年到1981年底没有数据，直到1982年日本教科书争议事件爆发后，“南京大屠杀”再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导内。南京大屠杀在毛泽东时期也偶尔也会因为一些政治目的而被着重提及。比如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得到民众舆论上的支持，一则关于南京安全区的故事被发表在新华月报上，故事大致是说在南京安全区的美国官员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牺牲了中国人的性命。然而，历史学家 Mark Eykholt 认为这个故事缺乏证据，因而存疑。
虽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在中国主要出现的年份是八十年代之后，但是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叙事在教科书里还是能在不同年代找到踪迹。
1950年胡华编写的作为高中暂用课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6年人教社组织编写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以及1962年出版的《十二年制学校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试教本）》都有提及南京大屠杀。1963年在中共掌权后的中国第一次在中学历史教学大纲里提出对南京大屠杀的教学要求。但是随着文革的爆发，中国中小学教育陷入瘫痪，这项要求也没有被系统性的执行。
天安门事件的出现也标志着当时官方治国理念的完全破产。中国共产党急需新的治国理念，于是“爱国主义”应运而生，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尤其是南京大屠杀顺理成章的进入了中国官方的主流记忆里。
进入了八十年代，尤其是1980年日本教科书争议事件之后，南京大屠杀逐渐进入中国官方的主流叙事以及在九十年代系统性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部分。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己的执政理念，因此需要新的官方记忆。
在文革结束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出现了极大的危机。最主要表现就是“三个信仰危机”，这三个信仰分别是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在此期间，1982年日本教科书争议事件后中国国内也陆续爆发了一系列对日抗议和游行，而这些抗议游行却逐步转变成对执政党的抗议和游行。
1989年的学潮就是这一系列抗议达到的高潮，而天安门事件的出现也标志着当时官方治国理念的完全破产。中国共产党急需新的治国理念，于是“爱国主义”应运而生，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尤其是南京大屠杀顺理成章的进入了中国官方的主流记忆里。 南京大屠杀成了“被选中的创伤”，也被标志为“国耻”，为这段新的官方叙事定下了感情基调。
在人民日报数据库里，1982年到2017年35年间“南京大屠杀”作为关键词出现超过1200多次。 日本有学者评论道，在中国将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全民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日本在中国其他地方所犯下的战争暴行则被更多地忽略甚至遗忘。为了贯彻新的治国理念以稳固中共的统治地位，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于九十年代初期展开，并于1994年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中共调动一切可能资源和方式来展开爱国主义教育。为了确保中央的理念能够被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到每一层，中共也于90年代逐步在所有学校（小学，中学，大学）建立了党支部。
爱国主义情绪激起的同时，反日情绪也逐渐高涨。在微博上， “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这篇回答的评论区，出现了几类带着明显感情倾向的态度。其中是一种是很激进的态度，带着明显的反日仇恨，“抵制日本”，“杀光日本人”这类的评论不少见。一类比较温和，但更像是官方叙事的复读机，一遍一遍地喊口号式的说着“勿忘国耻”。一类则体现了比较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被日本文化和产品深深吸引，一方面又对日本在官方叙事里经常出现的形象感到害怕或愤怒。
有趣的是，不少声称自己非常喜爱日本文化和产品的评论都要刻意强调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爱国原则，这一强调也似乎意在回避极端爱国主义者的攻击。剩下的还有少部分持有批评态度的人，这部分人流露出对官方操控民众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和情感而感到不满，但表现更多的则是希望官方对建国以后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大跃进，文革和天安门事件等做出更为彻底的反思的需求，而不是只关注南京大屠杀。
不过，大部分的评论显示，似乎更多的网民认为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只有日本才是记忆和情感的操控者。除此之外，评论区甚少有人质疑这篇文章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学相关的叙述，这也反映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议题需要补充和关注的地方。
显然，在各种高度情感化和政治化的叙事里，对于与南京大屠杀史实相关的讨论无比寥寥。
一部分脱离情境对日本军人暴力杀戮的特写也无益于帮助理解暴行成因和士兵行为，反而很可能让不少人把日本人妖魔化或非人化，做出日本人“异于常人”、“有基因缺陷”的荒谬解释。再者则是车轱辘似地重复着主流叙事里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和定义。评论区有一个微博用户质疑没有确凿证据证实遇难人数有三十万人，换来的回复并非是支持三十万死亡人数的论据，而是对该用户的举报。这也显出可讨论空间被情感化的认知压缩的现象。
高度情感化和政治化的叙事也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战争更宏观以及更具人文关怀的反思，仅仅局限于本族、外族这种生硬的二元区分与对立里，对人性的讨论也浅尝辄止。缺乏对极端情境比如战争可能带来的对任何普通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对人性的深入认识，无法推及自身很难做到真正的警醒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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