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医院呆了这么久，我认识了好几个很年轻的护士，比我还年轻，一个个二十岁出头的样子，天真烂漫、青春可人，却要每天在他人的生死当中挣扎，可她们的笑脸，也正是这黑暗无边的生活里唯一的光彩。其中一个是我的管床护士小杨，好几次在生死为难之间她都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我们的关系也很要好。可惜直到出院，我也没能看清她那张温柔的脸。护士都是戴着口罩，顶着帽子，一来二去，我能看到的只有她的眼睛。不知道她的鼻子长得怎样，有没有酒窝。但她却真真切切地记得我的样子。
有一次去医院覆诊出来，她刚下夜班回家，在十字路口遇到我，她清楚响亮地在马路那头叫我的名字：“五床，钟！玉！玲！”那时正值初夏，我看到一个淡绿色的身影一晃一晃地站到我的跟前，原来，这位就是小杨。她比我矮半个头，皮肤苍白，鼻子上渗出的汗珠和脸颊上的小雀斑相映成趣，单眼皮，齐刘海马尾头。这张躲在口罩后面的脸和我想像中的差距很大。我忘记了她和我说了什么，她最后只说了一句：“我还记得你的脸呢。不要忘了我哦。”
脸，果然是最具社会性的身体器官，只要记住一个脸，就能记住一个人。但对于每个人来讲，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身体来感知世界，但身体的某个部分是永远不能被自我直接感知的，那就是脸。可脸上那丰富的表情偏偏又是最能展现一个人的感情和个性的符号，甚至可以说，脸是人类身体的意义之所在。
正如小杨所说，脸是个人身份的证据，那么脸的意义是自个人主义的兴起而被发明的。研究艺术史的学者认为，十五世纪是肖像画开始风靡欧洲的时代。在中世纪早期，只有教皇和极少数的贵族才能拥有个人的肖像画，而且画作的主题大多以宗教故事为主。这样明显是为了宣扬宗教教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精神使得人的价值得到肯定。肖像画开始走进平常百姓家。启蒙运动更加让肖像画创作成为主要艺术种类。画家开始通过画笔捕捉人的音容笑貌，于是，蒙罗丽莎的脸才历经几个世纪依然屹立在我们心中。反观中国，封建帝王的肖像画早已被山水花鸟虫鱼埋没得无影无踪。随着摄影术的发达，现代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大量的“肖像画”，那就是我们的证件照。
照相机没有摄走我们的灵魂，却把人的身份全部浓缩在一张小小的照片之上。人们，特别是女性，开始坚持不懈地通过脸来获得个人价值的提升，否则，化妆品、美容院、整容术等是如何榨干掉她们钱包里的每一分钱。这也体现了，脸，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否则美国高中生印有学生照片及通讯方式的通信录如何会催生出一个风靡全球的社交网路。
根据他人的标准，我们才能看到自己
脸可以让自我实现个人化，脸也因此会给人带来劫难。杜拉斯的前夫兼好友，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在作品《人类》（L'Espècehumaine）中记述了他在集中营的生活。他写到，一旦脸表达出任何信息，都会遭遇到危险。只有否定自己的脸，配合卫军的脸，才能暂时安全。显然，一张不表达感情的脸，就是将人从感情中抽离成为空壳。这种去个人化的变脸无疑在当时特殊的群体生活中是无奈之举。
然而，更吊诡的是，即使人类无法将自己的脸当作其他物体那样进行自由观察，但我们的祖先总是情不自禁地在水中的倒影里观察自己的脸，直到后来威尼斯人发明了第一块现代意义的镜子，我们的脸，就开始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下。只有他人才能观察到我们的脸，只有根据他人的标准，我们才能看到自己。这对于面容枯槁的病人来说，就凭这张脸，他们在人群中被识别出来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在门诊遇到一个病友，一个来自黑龙江的姑娘，看上去比我大一点。她风姿绰约的美态在精心搭配的衣装之下显得更加动人，只要一站出来，就会吸引整个走廊病人的眼光。可我从未认真看清她架着硕大墨镜下的脸。有一次她刚好排在我的前面候诊，走出诊室的时候她还没来得及戴上墨镜，我瞥见了她挂满泪水的脸颊。我慌忙中袋子里拿出纸巾，她愣了一下，在我身旁坐下，稍稍整理自己的仪容之后，对我说了声谢谢。
“哎，女人真是命苦啊，我就想怎么就会得这样奇奇怪怪的病呢。弄得我整天没法正眼见人。如果注定要被病痛折磨，我宁愿选择其他。”她抱怨道。
对于她的想法，我感到诧异又好奇：“那，你会选，什么病呢？”
她轻声地笑道：“什么病都可以，像什么白血病啊，都可以。你看韩剧里面那些女主角，病了不都挺美的嘛。只要不是这样的病就可以了，我整张脸都丑死了。”
她的回答更让我哭笑不得。果然是爱美的人，她关注自己的脸多于疾病本身。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美，还有什么用呢？
没等我答话，她接着又说：“你都不知道我家有多少副墨镜轮着换，各种花式都有，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的脸。”
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何一直戴着墨镜。这个病的其中一个病征就是累及眼肌之后出现眼睑下垂、眼珠转动困难，甚至是斜视等。她这么注重仪容的人，肯定不能忍受，千方百计要遮掩脸上出现的任何瑕疵，没想到反而欲盖弥彰。想必她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吧，虽然一直没能好好看到她的脸，从她的穿着品位上来看，我确信她是一个美人无疑。这样的病对她来讲，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我只好安慰她道：“没事，会好的。医生也说过，这病是可以治的。它并没有彻底改变我们肌肉原有的机能，虽然发病的时候会没力，但经过治疗还是可以缓解治愈的。只是在受累的时候会比较难受。”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小姑娘，你，现在没谈恋爱吧。”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说：“你还年轻，还没经历过太多人事，你不知道女人的脸到底有多重要。长得不漂亮是脸的错，长得漂亮了，人也跟折着受罪。好事坏事全在一张脸上。中国人不是经常骂人说‘不要脸的骚货’吗？这句话可真是精准啊。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脸的女人，哪里还谈得上要不要。”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正想开口说点什么，她转身就走了。
从那之后，我们即使在医院碰上，也再没谈过什么了。
死去的脸，将自我一同带走
对于爱好面子的中国人来讲，脸在中国人的社际社交中发挥着重大作用，面子是制约中国人的外在力量。中国社会就是一片面子的海洋，人活要为面子，也为面子而死。虽然林语堂先生曾经批评“中国人的面子是空洞的东西”，实质并不尽然，面子恰好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文化价值。没有任何一句斥责比“不要脸”更让人觉得羞耻。但不能否认，这种面子与人情的权力游戏实在是一场复杂的多次回圈博弈。先不说社会交际，光是这张实实在在的脸皮，就已经让人心力交瘁。
脸在他人目光之下，将他人的自我价值渐渐内化：追求完美无缺、青春靓丽的身体。即使照镜子，我们看到的也是他人的自我。这些不太友善的目光，或好奇，或恐惧，或同情，或厌恶，这都让敏感的病人感到寝食难安。墨镜姑娘能看透，脸虽只是一张皮，且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也许这就是为何，每次出门，她都必须加倍让自己打扮得更加光鲜夺目，狠狠地让别人看她的美，一次看个够。可惜她还没能明白到，那还是时刻受他人操控的命运。
相比于他人不友善的目光，还有一种让病人感到更加痛苦的目光：刻意回避眼神接触。这种不在场的目光并非他人对病者展示“不过分关注”的友好，反之，这种视而不见式的远观实际上更加增强了“疾病奇观”的隐喻。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夫在自传式的作品《沉默的身体》中描写道，身边的同事、友人得知自己身患一种令四肢麻痹并会逐渐失去知觉的慢性疾病后，他们的反应是如何让他感到不安。无论他在大学参加何种的聚会或活动，身边总是萦绕着带有“传染性”的紧张情绪。人们无视他的存在，从不正眼看他的脸，不和他打招呼，不和他交谈，连迎面走来也是绕过轮椅快速离开。
不难想像，那些脸部受到损伤甚至是毁容的病人是过着何等痛苦的日子。容颜被毁，连自己也认不出自己，只能从破碎的镜子间折射出一个陌生而丑陋的怪物，这就等于在世界中消失一样。尽管现在科技非常发达，换脸的整容术也有成功的例子，但这只是为人戴上一层又一层的面具，死去的脸，将自我一同带走。要活下去，必须要终生服抗排斥的药，在药物中构建出新的自我，这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气。
脸，不是身体器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受外界和主体经历所影响的文化价值之展现。不能被自我直接感知的特点使得它难以被个人从生理学意义上去衡量，反而陷入他人的目光中，被社会的主流意义和价值所驱使，从而把这些价值内化为自我意识。这张看不见的脸，通过镜子折射出的是他人的模样。是否不再被他人的目光所注视，才能看见真正的自我？可惜的是，人早已注定生活在被镜子包围的世界当中，每一个人都在不断投射出“他人的目光”，我们在注视着他人的脸，并企图从中找出一些自我的蛛丝马迹。
这样想来，挂在脸上的这张皮都不是自己的，我们的脸都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