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由端传媒和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节目共同编辑、发布，全文免费开放阅读。电视报导于十月三日晚间十点于台湾公共电视频道首播，电视报导也将于《独立特派员》网站完整发表。
童年消逝的年代
1990年前出生的人，或许还存有在家门前空地玩耍的记忆。高楼大厦成为城市时髦样貌，车水马龙驶过寸土寸金的店面，人连自由行走的空间也奢侈的时代，儿童可活动空间也逐渐局限在学校、运动场及公园，或窝在家中打电玩。当然，儿童肥胖问题更是与活动空间不足脱离不了干系。
2009年，住在英国布里斯托一处社区的两位妈妈，Alice Ferguson与Amy Rose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们开始挑战当地政府的法规，提出在特定时间内将社区一条非主要干道封路，让孩子在马路上自由玩耍，获得热烈回响，后来更立为法令。
他们在自家社区试办成功，而后持续推广封街游戏行动，促使政府许可民众申请一周三小时的使用需求。为孩子争取道路游戏权的行动并迅速在全英国开展，超过250个团体纷纷响应，这股风潮延伸到了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甚至来到亚洲。
街头游戏在东京
从东京上野站出发搭快速电车，35分钟可以抵达千叶县柏市。这里每逢假日，车站前行人徒步区中央放著写有“步行者天国”的路障，方便到站前百货购物的民众行走。
九月第一个周六，人群依旧如潮水来往，大部分往来的大人、小孩脸上堆满笑容。柏市第六回街头游戏，在阴时多云偶阵雨中进行。
“走著走著，好像看到了很有趣的活动。小孩子开心地跑来跑去，会有种不一样的感觉：啊！平常总会经过的地方，正在办不一样的活动呢！”砂越小姐接受访问的同时，她的先生和三个小孩都在童玩区找乐子。
地上有粉笔，还有瓦楞纸箱，还准备了玩具弓箭，孩子拿著色笔在水桶盖上画标靶。
“小时候我曾在柏油路上用棍棒或粉笔作画，有著自由玩游戏的快乐回忆。道路不只是通行的地方，还拥有玩的功能和意义在。”负责这块游戏区的UDC2志工，三好玲子说。
UDC2(Kashiwa Urban Design)是致力于城市社造的公、民、学三方合力组织。2010年，柏市人口正式突破40万，这座邻近大东京都会区的卫星城镇，居民有老有少，也有许多负担不起高物价高房价，同时必须养儿育女的年轻夫妻。
桌上摆置著日本传统童玩：剑玉、转盘、高跷，任路过的民众自由挑战。一群青少年在活动快结束前出现，他们不断将扯铃抛向天空，挑战直到成功的身影，令三好玲子印象深刻。
“玩的时候，注意力必须非常集中，还要投入玩的情绪，以及越挫越勇的心情。成功那一瞬间爆发的成就感，是游戏带给人的乐趣。”
世代交流 同村共养
“车站附近一带没有游戏场，没有公园。我们做过问卷调查，很多受访者都反应：没有给孩子的友善空间。”36岁、UDC2的副会长安藤哲也看著办公室外、商店街前的这段道路。
马路上，一位老先生手上持著“贝独乐”，这是一种在日本大正天皇期间(1910、20年代)盛行的玩具，像极了我们熟悉的陀螺。
用细棉绳捆紧本体，缠绕顶端两圈后，抛在圆桶上，谁的陀螺转动停留最久，便是赢家。这几年小学生间流行的战斗陀螺，原型就是贝独乐。
开放空间也是多世代沟通的场合。年长者与孩子们玩传统童玩，目的不在教与学的互动，或是表演。当大人不再武装自己，就不容易出现上对下/老对少的态度；当卸下心防，才有可能回到童年。
玩是唯一的通行证
2017年四月，UDC2与东京儿童游戏权倡议组织Tokyo Play合作，尝试举办了柏市第一场街头游戏。
Tokyo Play理事长嶋村仁志，在川崎市的儿童梦想公园(子ども梦パーク)开始人生第一份工作。川崎市于2001年制订“儿童人权条约”，是日本第一个明文订定孩童权利相关条约的城市。
十多年来，嶋村仁志鼓吹各地政府兴建能让孩子接触自然、挑战自我的冒险游戏场。嶋村坚定意志，四处奔走为孩子争取玩的空间。直到2016年接触到英国的London Play，他转向成立Tokyo Play，推广街道游戏，并与London Play结盟为游戏城市。
在英国推动街道游戏，London Play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组织。
2018年9月22日，伦敦响应世界无车日(World Car Free Day)，鼓励市民减少制造空污，同时可在街道上办活动，开发公共空间想像。London Play是伦敦无车日的共同推广组织。他们更早在2003年起就实践理念，要让街道成为让小孩能安全游戏的区域。
无车日当天加上邻近的Richmond，共有近80条道路封闭。而在伦敦东部的Newham，为庆祝加入首个世界无车日，四条道路禁止通行，孩子们可以自由在街道上玩。
“公园游戏场是明确的目标设施，所以去公园玩，本来就带有目的。这跟临时起意觉得有趣而伫足靠近的街道游戏不一样。街道游戏是偶然与巧合，在那瞬间会产生喜悦与期待感。”安藤哲也说。
一直到上个冬季，将日式暖桌搬到街上，坐下来的大人玩得很开心，再接再厉几回合后，安藤哲也与他的伙伴，才算正式确认了上街的理由：‘街道客厅’是一处让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做什么活动都可以的地方。
既然是希望参与的人可以感受做什么都可以的自由，工作者也必须乐在其中，而不是为了服务谁而玩。活动空档，安藤哲也脱掉制服背心，手拿著一片木板，和伙伴打一场街头乒乓。安藤说：
“我们不是拿了钱，才跟小孩子玩。如果玩也是一份工作，玩得不自然时，我们也会被讨厌，那种不开心的氛围也会传达给孩子们。只有自己玩得开心，全然投入，这种兴致大开的快乐情绪才会传染。”
根据日本国家统计局报告，2010年日本的儿童与成人比例是1:6；然而估计到2060年，比例将攀升至1:10。嶋村仁志担忧，孩子少、大人多，将来会有更多人无感于孩子的需求。
“如果只有相关的专家或父母与儿童有接触，其余的人会不太知道该怎么跟孩子互动。这种情境下的孩子也一样，不知道跟被称为老师之外的人，或是自己父母家族之外的非亲人怎么相处。”
嶋村仁志说，开放街道游戏，一天甚至几个小时也好，提高孩子的能见度，让人与人习惯彼此的存在。尽管用意良善，却仍有反对声浪，一是考量安全风险，二是不想被打扰。然而，“比起花大笔经费建造公园，街头游戏以城市现有资源就可以做到。不是比较划算吗？”
新加坡的快闪冒险游戏场
要不要让小孩上街去玩，大人在乎安不安全的问题；但对政府而言，同不同意封路，考量的还包括能不能维持整洁和秩序。
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对城市整洁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乱丢垃圾会被罚新币1000元，折合约台币2万3千元，如果破坏公物甚至涂鸦，除了两倍罚金，还要坐牢三年。
街头游戏在开放空间，能否确保儿童维护街道整洁，时常被认为是检验可行性的尺度。在新加坡这个强调严刑峻罚的国家，却在这几年许可民间组织举办过上百次的封街游戏。这正是因为新加坡跟台湾一样，面临著“国安等级”的少子化问题。
在2017年全球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排名中，新加坡以0.83敬陪末座，倒数第二是澳门的0.95，紧追其后的就是台湾的1.13。
除了实质的经济补助与青年夫妻购屋优惠，新加坡政府在去年，也是最近一次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国家报告里，特别强调要落实育儿家庭的支持性措施。最近几年，政府大幅度翻新公园游戏场，开放封街活动，减轻父母亲带孩子出去玩的压力，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好：抢救生育率。
8月9日是新加坡国庆日，在国家博物馆外的国宝级大榕树旁，婴儿车规矩成列，停放在修剪整齐的草皮上，ChapterZero主办的‘快闪冒险游戏场’持续进行著，大人小孩的穿著都有一抹国旗红。
快闪冒险游戏场，英文原意是POP-UP adventure playground，它不在一个固定场所，而是不论晴雨都可以在户外游戏。利用随手可得的素材，例如厨房的锅碗瓢盆，或运用木棍绳索捆上胶带，一个学龄前儿童，就可以搭建出一座帐棚。
“每次活动我们都准备很多得纸箱，纸箱非常好用。小孩子可以造出溜滑梯，隧道爬进爬出，盖出梦想中的城堡。”活动主办人LiLing Phua说
无围栏游戏场没有人员管制，不需门票入场。不等一声令下，学步儿左摆右晃随手抓起油漆刷，大胆涂鸦。就算弄脏，全身湿透也无所谓。
“那都是可水洗的颜料，所以没关系，小孩子可以在地上画的粉笔也可以水洗，下个雨就洗掉了。”LiLing Phua口气轻松。
庄和庭是台湾人，因为工作移居新加坡已经两年。这是她第一次带孩子来玩“快闪冒险游戏场”。谈到和孩子的互动，她说一开始自己犯了错，在画图的时候，因为自己也觉得很好玩，也跟著在旁边画，然后孩子突然说“妈妈妳教我画这个”。但感觉这好像不应该是“我教你怎么画”，后来庄和庭停下来不做动作，孩子才开始自己探索。
看著街道上准备的游戏，她说这样的活动在台湾都没有看过。她观察孩子需要一点时间去暖身，他一开始就是东看西看玩一玩。后来发现他自己发明了玩法：在消防栓上画图，然后贴胶带。
原本担任教师的Li Ling Phua，与律师Shumei Winstanley共同创办ChapeterZero，它以社会企业组织，提供新加坡年轻父母养儿育女相关资源。同时向街头游戏的最早发源地英国组织取经，从2015年开始，几乎每两个月举办一次“快闪冒险游戏场”。
一切从零开始
他们设定了‘P.L.A.Y’(Permission, Loose Parts, A Safe Space,You)为宗旨。最重要的总是留到最后才说：You是关键。孩子最需要的是玩的主导权。
现场一角放置一块看板，上头彩绘字体写著：Keep Calm and Let them Play.
“不要太控制孩子，不需要给孩子很多的点子，也不需要在第一时间出手帮助孩子，可能的话，可以给孩子一些时间想办法解决问题。”Shumei跟Li Ling的经验观察，大部分的新加坡儿童，很不习惯有这么多自由。“有些精力旺盛的孩子拿起木棍便乱甩乱晃，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玩，是可以这么自由。”
在街头找回童年
国庆日前的周末午后，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苏丹回教堂，祷告声回荡在巴格达街上。
每到假日，巴格达街上两端封闭，只许行人徒步。王蓓丽一手创办的新加坡健康生活协会，2016年开始向政府申请封街玩游戏。甘榜格南区是新加坡最早期的马来社群聚落，也是著名的观光闹区，这天她特别准备传统的马来童玩，吸引路过游客驻足参与。
在新加坡，举办街头活动的申请理由众多，但无论是竞赛、庆典或假日市集，政府最在意的是主办者能否切实遵循维护市容整洁的法令。王蓓丽也是经过多次来回沟通后才获得政府信任，并在尝试在不同区域举行活动，试探当地居民的接受度。王蓓丽说，初期她还曾自掏腰包请清洁公司，将活动后的街道重新清扫，才成为唯一获得政府允许在街道上举办游戏的组织。
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踢毽子，摇呼啦圈，意在体验。不久，几个小男孩踢著籐球(sepak takraw)，地上放著却是足球门。原本隔著一道网，才是籐球比赛正确玩法，因地制宜，是在商业区举办街道游戏必要的妥协，要在吸引人潮和商家在意的钱潮之间取得平衡。
新加坡健康生活协会创办人王蓓丽说：“商家基本上都很欢迎，因为游客开心，愿意停留的时间变长，他们就可能有生意做。但也不是每一间餐厅都支持，有些嫌麻烦，担心小孩玩俱乐部踢到客人，影响生意。”
每个月第一个周六，傍晚四点至七点，地点在巴格达街，几已成为新加坡健康生活协会的"PlayStreetsSG"的固定行程。新加坡今年迈入独立建国53周年，是举世皆知的现代化城市国家，老一辈对马来村时期的生活仍记忆犹新，当他们偶尔提及旧事，假日午后的街道游戏，无疑是一条穿越时光的最佳途径。
文化交流，族群共融，都是其次。街头游戏实际能照顾的是忙著做生意的在地居民，以及他们的孩子，而新加坡政府支持街头游戏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为了打击日渐严重的儿童肥胖问题。
新加坡政府研究报告指出，大多数学童，每天运动时间达不到建议量的每天一小时。两、三年运作下来，王蓓丽办了超过一百场，大大小小，在社区公园或在大街的户外游戏，希望让儿童多上一堂体能课。
“小时候我们都会在住家楼下玩，但玩的时间真的很少。大部分的新加坡学生都在上课或补习，和学才艺。”就读新加坡理工学院的学生志工Roxanne Lai分享实际处境。
2018年七月，新加坡最新出炉的年度社会价值观调查，“惊输”(Kiasu，福州话)一词，再度蝉联最能贴切形容，新加坡普遍社会价值观的榜首。推广儿童玩的权利，阻碍在于课业压力。
“社区对国家来说很重要，所以政府盖了很多公园跟游戏场，目的就是要建立社群社区，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但一直没有被解决的障碍在于课业压力，如果课业压力一直存在，孩子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去玩耍，因为父母会常常感到焦虑，当孩子跟不上的时候。”ChapeterZero共同创办人Shumei 说。
Shumei 强调：“所以相对于让孩子有时间与有空间去玩，课业压力会被父母摆在更高的顺位，我们如果希望孩子有多一些自由和多一些时间玩，不能只是建造新游乐场，我们应该也要解决其他的问题。”。
欧美已行动多年的街头游戏与儿童游戏权，开始在亚洲国家起步。
发挥爱玩的天性，有助孩子建构创造力，充分的自由时间，是近期台湾教育制度强调自主学习的新型态变革所需要的。
让路给孩子玩，业不再荒于嬉，会玩才是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