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午后，日头照著长长的三条街巷，闷热之中，找不到一处可以躲避的空间。这是前去拜访查建英时，在她家楼下遇上的第一件尴尬事。没有杂货铺，没有小吃店，没有茶馆咖啡馆理发厅。在日坛公园，曾经北京城里最闲适的区域，街道上干干净净，一望无际。
一见面，抱怨立刻得到共鸣——“以前从来不是这样！就这半年，我从纽约回来，发现剪头发的、买东西、吃拉面和羊肉串的小店的都没了......全给‘拆墙打洞’了。”查建英声音不高，散散淡淡的样子，快人快语。
和海归人士聊中国变化，是和伦敦人聊天气一样的万用话题。但查建英说，这一次回来，感受真的不一样。不只中国不一样，美国也不一样了。世界似乎又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出身官员与知识分子家庭，在北京长大的她，80年代初赴美留学，87年回国，原本满腹衷肠，要在文化复苏的祖国大干一场，没想到六四枪响，打碎希望，也从此打乱了人生。她回到美国，以与中共政权决裂的姿态加入美国国籍，也放下了刚刚崭露头角的母语小说创作，改用英文进行更职业化的非虚构采访、写作。但她放不下中国的朋友和故事，也舍不下她的老师夏志清批评的“China obsession”（中国情结），90年代之后，终究开始了候鸟一样，在纽约与北京之间穿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