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我不是药神》在中国大陆引发了一场有关药价与知识产权的讨论。电影里，徐峥饰演的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为中国白血病患者从印度非法“代购”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特效药。程勇走私药物的行为无疑违法，但是他带回的低价仿制药，却拯救了许多无力支付高价专利药的患者和家属。电影改编自真实的“陆勇案”：因特效药格列卫太过昂贵，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陆勇开始服用印度仿制药，随后介绍给了其他患者，并多次前往印度购买。由于这些仿制药没有进入中国的合法手续，2015年，陆勇因销售假药罪被逮捕，不久后，法院被撤销起诉，陆勇获释。
专利药为何如此昂贵？印度的仿制药为何无法进口？舆论场上的一方认为，高药价是基于药物研发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如果没有专利权，新药根本无从上市，甚至宣称药厂才是真正的“药神”。另一方则认为，药企利用专利权，谋取暴利，置患者生命于不顾，资本的逐利之手沾满鲜血。评论还延伸到了专利保护，药价背后的利益链条，直至医保制度和社会福利的政治哲学意义。
陆勇案中的“高价药”——瑞士药企诺华（Norvartis）研发生产的抗癌药物格列卫（Gleevec），即伊马替尼（Imatinib），曾因其跨时代的医学意义和疗效，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被誉为“神奇的抗癌子弹”。据中国大陆媒体《中国经济网》报导，格列卫在中国售价两万余元每盒，而印度仿制药仅需两百余元，差价高达百倍。高药价不仅出现在中国，在美国，根据2016年的数据，服用格列卫的患者每年要花14.5万美元。诺华公司在除了印度以外的世界各国均拥有该药品的专利权，自从2001年上市以来，格列卫的销售总额高达500亿美元。这样的巨额收益，到底是诺华研发投入的合理回报，还是过度专利保护对医保资金和患者生命权的侵占？
药品究竟应该如何定价，如何在可持续的前提下，尽可能权衡患者、医保、政府、医院、医生和药企的利益，必定是一个持久的讨论，也挑战各个国家的政策肌理。本文将逐一分析高药价争议中的一些常见问题，阐释药物研发和专利权的实际意义，尽可能客观地呈现这一横跨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