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早前出席博鳌论坛，毫不吝啬地再次展示出他的“亲中”气魄。杜特尔特出发前往海南前曾公开发表“我真的爱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我比任何人都需要他”的言论，谋杀不少外媒新闻篇幅。
菲国在海南与中国签署了六份双边协议文件，未来将向中国输出菲籍英语老师，并获得中国5亿元人民币的发展援助，重建受恐袭破坏的南部城市马拉威（Marawi）。4月13日，杜特尔特重返菲律宾，正式确认与中国政府在原则上支持“共同开发”南海，外长卡耶塔诺（Alan Peter Cayetano）亦承认两国就法律问题进行洽商。这一连串的消息再一次证实菲律宾对北京友好政策的大方向。
杜特尔特2016年担任总统以来，“亲中”形象已经深入民心：南海主权争议上愿意低调处理仲裁结果，在侵犯人权争议中公开用脏话责骂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扬言“投向中国、俄罗斯怀抱，一起对抗世界”（against the world）。杜特尔特的外交表现似在否定前朝阿奎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亲美远华”的战略抗衡政策（Strategic Balancing Strategy），相反对华处处容忍谦让，因此被外界质疑他“向中国朝贡”。
在这个语境下，难怪主流香港媒体以“亲中”视角演绎杜特尔特的访港行程，把后者就2010年马尼拉人质事件公开道歉一事说成向中国示好的明证。参考杜特尔特四月十二日在启德邮轮码头向菲律宾社群代表的讲辞，他是这样说明的：
Let me for the first time — —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have always been waiting for this. There has been no official apologies coming from the Philippines regarding that incident that happened in August of 2010.
May I address myself to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here, who are with us, who joined u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i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may I apologize formally to you now.
We are sorry that the incident happened and as humanly possible, I would like to make this guarantee also that it will never, never happen again. Thank you for…
I hope this would go a long way to really assuage the feel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ala kasing apology na ano eh, coming from the mouth. So ako na. Eh nangyari sa panahon natin, this generation. So it is only right that — — lives were lost under our jurisdiction, so what is really needed is just to say: We are very sorry. We apologize.
讲辞长达十四页，唯独这一部份几乎是以完整英语表达，中间没有渗入任何他加诺语（除了最后一段，大意是“之前没有人用口道歉，所以由我来吧”），突兀之余，也像告诉听众这段说话的对象是外国、中国或香港媒体。
道歉内容起首以“中国政府及中国国内的人民已经期待很久”解释背景，和去年访港时向“香港和中国政府”致谢相比，“中国因素”完全覆盖了香港人在马尼拉人质事件的主要受害角色和性质，促使外界产生了杜特尔特因为“亲中”才甘愿屈就道歉的解读。
然而，单纯以“亲中”角度理解杜特尔特道歉，似乎无助回答两个问题：
一）为甚么他要在2018年道歉？这是杜特尔特执政后第二次访港，其“亲中”政策早在2016年已经成形，而“道歉”的成本也不高昂，怎么现在才道歉？
二）中国外长王毅在2014年已经定调马尼拉事件“终于得到了解决”，明确说明“感到很欣慰”。那时候死难者家属、香港政府均接纳菲律宾政府“最悲痛的歉意和至诚的慰问”，事件算是划上句号。杜特尔特有必要重提事件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但要考虑“中国—香港”之间的连结，更要思考“香港”可以怎样拼入杜特尔特的战略砌图之中。
海外菲籍劳工：大选的筹码
菲律宾人在香港是最大的少数族群，多达184081人（2016年统计数字）。海外菲籍劳工（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下称OFW）的人数比例是全球第五高，排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之后，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首位。
杜特尔特对“香港”的重视一直远超其他菲律宾总统。过去两年，杜特尔特已经在港进行了两次工作访问（注：普遍媒体把杜特尔特这次访问视为“私人访问”，但根据菲律宾外交文件指示，工作访问亦属于总统官方访问的一种，不过层次较国是访问和官式访问低）。他在2015年宣布竞选总统前，也选择了香港作为“聆听民意”之旅的首个外访地点，在湾仔修顿球场向5000名海外菲籍劳工宣扬理念。
杜特尔特过去两次工作访问，一致没有与港府官员公开会晤，却必定安排与本地菲籍社群会面，透过发表演说列举政绩——如何在国内成功打击毒贩、特赦共产主义叛军、争取改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的OFW待遇问题、与中国友好怎样带来发展机遇等等——就像转播国情咨文一样。
你我作为局外人，未必体会到杜特尔特的个人演讲威力。但是，杜特尔特凭著一年又一年的会面，营造出自己是一个体恤爱民的领袖，向OFW这一群定期汇款回国、为国贡献的“民族英雄”，发出祟高谢意的信息。在这些异乡人眼中，总统七十几岁高龄，每年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到访香港慰问当地菲裔社群，这些对离乡别井多年、只能趁年假或续约空档期回乡数周的外地劳工而言，确实是一种奢侈品。
无论是启德码头的演说也好，在黄埔的菲律宾“国宝”快乐蜂（Jollibee）中上演一幕快餐奇遇记也好，都天衣无缝地投射出杜特尔特毫无架子、真心关注OFW在港状况、亲民总统的形象。他在演讲台上一句又一句的他加诺语，以民粹色彩的辞令举动，令总统这个精英阶层变得“反精英”起来。一时间，权力阶级分界变得模糊，打贪扫毒的“政绩”让你犹如置身于回复治安秩序的家乡村落之中。听众肉身在异地，但却仿佛回到自己老家，“目击”社区变得欣欣向荣。杜特尔特的出现，打破了地域界限对“回家”所设下的思想障碍。外地劳工怎能不受落？
杜特尔特一直都没有放弃在OFW社群中建立“父母官”的角色。今年二月，杜特尔特儿女也自行访港，参与“人民革命”32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向选民感谢出席菲人在选举中支持其父亲。杜特尔特亲信卡耶塔诺去年以不同身份先后三次访问香港，连续两次与OFW会面，宣扬总统政职之余，也不忘呼吁同胞继续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并“提醒”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国内产生就业机会，使海外劳工能够早日回家找工作，与亲人一家团聚。
OFW固然是支持菲律宾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同时也是选举的后盾。菲国选委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在香港的菲籍注册选民更是全球第三大，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及阿联酋，人数高达93978人。香港在上述三个地方里，政治及公民自由度相对较强，菲人在港召集人手发动拉票或其他造势活动相对容易，而且港菲距离较短，候选人宣传成本减低不少。
2016年的菲国总统大选期间，香港俨如兵家必争之地，候选人格蕾斯傅（Grace Poe）和罗哈斯（Mar Roxas）都在选举前出访香港争取选票。杜特尔特在2015年访港之后，亦多次派出儿女亲信赴港宣传，分别举行造势大会凝聚民意。据《马尼拉公报》（Manila Bulletin）转述，杜特尔特从海外票站中获得大量支持，香港便是其中之一。
杜特尔特在竞选期间誓神劈愿把海外劳工问题放上首项改革议程，不但承诺短期内正视海外菲人遭受虐待的悲剧，长远更会把所有菲人带回家安居乐业。杜特尔特上任两年，一方面暂停向科威特输出劳工，另一边厢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签署劳工协议及开设OFW银行等。尽管如此，国内非政府组织或劳工团体批评菲国劳工没有真正受惠，部份OFW回归后根本找不到工作，被逼到其他更恶劣的国家打工。
杜特尔特访港前夕，有传媒指他亲自颁发命令，传召驻港总领事馆专责劳工事务的参赞德拉陶瑞（Jalilo Dela Torre）回国，表示另有任用，情况相当罕见。德拉陶瑞在香港工作三年，多次就非法转介和人口贩卖等权益问题发声。这些无故被马尼拉传召回国，许多在港菲律宾人组织对决定感到十分不满，担心政府的OFW政策有变，甚或出卖劳工权益。
杜特尔特要平息部份菲人的怒火，马尼拉人质事件便是最好的工具，再一次让他表演自己怎样关心OFW议题。
过去几年，港菲关系因为马尼拉人质事件陷入僵局：黑色外游警示（最高级别）、暂停外交及公务人员免签证安排、甚至有立法会议员提出禁止菲籍劳工入境及在港工作（直到菲律宾政府道歉为止），使菲律宾人对香港市场产生阴影。菲国著名社会学家兼众议员贝约（Walden Bello），当年更一度以“种族主义”形容该议员的相关提议。
事过境迁，OFW和马尼拉人质事件之间的关连，基本上已再不成问题。杜特尔特三言两语道歉“解决”事件，对香港展示诚意，也向本地菲律宾社群交货，让他们释去疑虑，明白两地政府恩怨情仇俱抛诸脑后。过去几年，杜特尔特不曾提起马尼拉人质事件。如今偏偏把毫无关连的道歉声明置入针对菲籍社群的演说辞中，可见后者也是预设的听众一份子。
“补镬”能够凝聚民意，但菲国总统任期只有六年，不得连任，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最近又显示杜特尔特的民意“十分好”（very good），因此他最担心的可能是2019年的参议院选举。
这次随行团队不乏大量星级人马，包括女儿萨拉（Sara Duterte-Carpio）、评论员兼电视节目主持杜尔福（Ramon Tulfo）、总统特别助理克里斯多夫．吴（Christopher “Bong” Go）、总统顾问杜连迪诺（Francis Tolentino）、马可斯的女儿伊梅（Imee Marcos）、总统府发言人罗克（Harry Roque）、女艺人摩卡．尤逊（Mocha Uson）等人。这些人大部份都在会面活动中获得杜特尔特亲自点名嘉许，杜特尔特更呼吁在座菲人“好好”记得他们，更指明道姓吴是一个“很好的参议员”。
杜特尔特一心推动修宪，把菲律宾的政治结构改变成联邦制，以及改革开发共同资源限制。菲律宾宪法规定，发动修宪程序只可由参众两院直接过渡产生的制宪议会（constituent assembly）、由众院通过成立后再藉选举产生的宪政会议（constituent convention）、或由12%合资格选民发起的人民倡议（people’s initiative），以上任何一种方式进行。
杜特尔特担任总统后，连番表示宪政会议成本更高效率更低，因此主张透过两院组成的制宪议会，推动修宪程序。不过，即使依赖国会议员支持修宪，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里并未获得3/4的超级大多数议席，意味杜特尔特未足票数发起修宪，更遑论全民投票通过修宪案。2019年的参院选举，很可能是他圆梦的关键一役。
寻找开发达沃市的驻港富商
菲籍劳工之外，香港也是菲律宾富商的集中地。杜特尔特在2015年的“聆听之旅”完结后再次透过私人方式访港，接受友人兼合作伙伴Mike Dino邀请，与部份菲律宾的政、商、媒体人士在私人场合会面，杜更在酒席中明示选定卡耶塔诺担任副总统竞选拍挡。杜特尔特在晚宴后返回菲律宾，便正式递上参选文件。私人饭局可能不足以左右参选决定，但杜在私人活动不忘引荐竞选拍挡，至少可见菲律宾商家在菲国政坛的势力。
杜特尔特的强势管治作风在国内虽然引起诟病，但他打压贩毒问题、改变对华政策态度、大刀阔斧推动“Build, Build, Build”的基建大计，再配合阿奎诺三世打造的经济改革基础，吸引不少外资流入菲国市场。香港就是其中一个主要来源。
菲律宾一大财团“Metro Pacific 投资公司”是香港上市的“第一太平有限公司”（First Pacific Company Limited）旗下联营公司，后者同时持有菲国最大电信商“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communication）的最大股东，三家公司同由菲籍富商彭泽伦（Manuel V. Pangilinan）以董事总经理（或总裁）身份控制。
杜特尔特上台后，Metro Pacific高调表示愿意加强投资总统老家棉兰老岛的基建项目，投资改善当地医疗设施。去年菲国恐怖主义组织与军警在棉兰老岛爆发冲突，这些投资便正好展示财团对政府反恐能力的信任票，展示忠诚。Metro Pacific近日宣布与其他菲律宾财团合组，竞投阿奎诺国际机场的升级及翻新工程项目。PLDT二月亦主动向政府无条件交还剩余频谱，默许杜特尔特单方面撕坏2011年政府花钱重购频谱的决定，似乎也换来杜特尔特在劳工政策、招揽第三家电信企业“放软手脚”。
杜特尔特这次访港，参加了一场在湾景酒店举行的宴会，陪同杜出席的还有彭泽伦的代表、Philex矿业公司的资深副主席Michael Toledo。在缺乏实证下，第三者难以言之凿凿咬定政府与商企之间的互动是否直接构成因果关系，但菲律宾总统府通讯作业办公室（PCOO）在FB上点名公开Toledo的身份，可见彭泽伦与政府关系非浅。
上述不断重复述说Metro Pacific 财团的影响力，只是点出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如何可以牵动外国的政经版图。香港对菲律宾的海外投资一直位列五甲，去年港府与东盟签署《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区》及《香港东盟投资协议》，有助推动两地经贸。毕竟港菲投资历史仍较中菲新兴的投资网络成熟稳固，菲国自然对港资兴致勃勃。外长卡塔耶诺去年十二月访港，与行政长官林郑月蛾会晤，便主动邀请港府考虑在菲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推广港菲经贸交流，也可突显两地经济紧密程度。不过，比较港、菲新闻稿后，我发现港府并未在新闻稿刊登有关对话，间接否定了卡塔耶诺的建议。
杜特尔特就马尼拉人质事件道歉，是否迎合菲商、港府私下要求，我们暂时无从得知。假若菲律宾政府能够以“修复港菲关系”作为招徕，“提醒”民资巨企两地关系已回复友好稳定，向香港表达“要做的我都做了”的信息，或许有助吸引目光注视菲国的基建发展工程。
“香港”作为符号
香港作为东亚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对东南亚发展国家扮演多重角色。我在这篇短评主要描述香港对杜特尔特内政上的“功能”，没花篇幅讨论香港透过“一国两制”如何在南海争议上扮演中菲之间的缓冲区、两地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香港作为一个文明先进载体的符号，如何被菲国政权借用成合理化国内政策的图腾等话题。
香港依靠外资经贸的发展模式、香港作为旅游购物之都代表了高尚生活、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自治实验，各种各样的“香港”多次在杜特尔特口中说出。他认为，菲律宾有很多小岛，有潜力发展成香港这样的“商业港”，“像香港一样”吸引国民留在国内工作；他在担任达沃市市长时，已习惯奖励当地缉毒警员免费到港旅游探亲，这个“传统”也套用于参与马拉威反恐战争的军警身上；他亦屡次引用香港“一国两制”制度，借代未来菲律宾和棉兰老岛莫洛国（Bangsamoro）自治区之间的管治权力关系，自治繁荣并驾齐驱。
这些“香港”符号，自然不是杜特尔特独创，过往几任总统都有类似修辞理顺政策决定。上述这样描述，大抵呈现了“香港”在菲律宾人普遍眼中的定位和角色，杜特尔特只是借助这些共识，为自己的政策目标画龙点晴，让国民接收到国家发展稳定的美好信息，转化成支持政府的动源。
菲律宾政府口中的“香港”，个中并不一定流露出中国因素的痕迹。“亲中道歉”的说法，虽然与杜特尔特的外交特色脗合，但不禁遮蔽了香港对菲律宾的其他意义。我们在承认菲律宾对大陆施展魅力攻势之余，也可以反问香港本身包含的其他价值，能否同样诱使杜特尔特大驾光临。
香港要加强与东南亚地区互动，不应只觊觎东盟地区“六亿人口市场”、“商机无限”的数字游戏，更要反思自己在东南亚的角色和身份定位，亚太区域脉络如何互相补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交流和经验。要达致这目标，我们的思考领域便要打破“香港和东南亚”这种互不相干的状态，认识香港特区的区域定位，并重新连结“东南亚在香港”、“香港在东南亚”等各种空间，各种主流论述以外的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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