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众议院反对派议员 Gary Alejano 上周呈交弹劾总统杜特尔特的提案，指控他先后在就任达沃市市长与总统职务期间干犯人道罪行，并涉亏空公款及违背公众信任。但这个弹劾提案的作用非常微小，因为提案须先得到三分之一众议员支持，才能上呈参议院。而现实上，在众议院近300名议员中，反对派仅占约30名，意味弹劾提案几乎没有可能成事，只是水面微澜。杜特尔特的盟友、众议院议长Pantaleon Alvarez 即时表示有关指控“无中生有”，总统府发言人亦声言这是反对派“颠覆”政府的“阴谋”。
杜特尔特已不是头一回面对体制内的挑战。去年八月，被视为“杜特尔特头号批评者”的前司法部长、参议员德利马（Leila de Lima）在国会就法外处决问题展开调查与听证，其中一名被传召的证人 Edgar Matobato，声称自己曾在杜特尔特就任达沃市市长期间受雇为杀手，更作证指曾目击杜特尔特多次亲手杀人，其证词一出，迅即令国际社会哗然。
同年十二月，菲律宾政府下的独立监察部门“人权委员会”亦表示，会就杜特尔特公开承认曾在担任市长期间射杀贩毒嫌犯的言论，成立特别小组调查。但德利马随后被解除国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更于上月被政府起诉拘捕。而菲律宾宪法亦订明，现任总统拥有免于被起诉的豁免权，即使是到了卸任后，调查提控的决定权亦在检察部门之手。
换言之，反对派能够动用的司法途径几近尽废。本月初，恢复针对贩毒罪的死刑法在众议院获大比数通过，已经说明了杜特尔特在众议院的控制权。
那么，反对派发动这堂吉诃德式挑战总统的弹劾提案，是否徒具姿态？这倒未必，因为其政治意涵，正正在于“无用之用”。
反对派发动这堂吉诃德式挑战总统的弹劾提案，是否徒具姿态？这倒未必，因为其政治意涵，正正在于“无用之用”。
选项一和二：国会弹劾、闹上国际刑事法院？
联合国于199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或称《罗马规约》）订明，任何提呈至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个案，必须证明该个案已用尽一切国内现存的补救程序（“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而没有成功，才会获国际刑事法院受理、展开独立调查。外媒引述菲律宾国际法学者 Tony La Viña 指出，弹劾提案被否决，将有助反对派及人权组织证明现有的国内司法途径已经用尽而不得其所，由此增加国际刑事法院介入的机会。事实上， Matobato 的代表律师已表明将在月内上呈国际刑事法院，起诉杜特尔特干犯反人类罪行。
杜特尔特看似不无所动。他曾就违反人权的批评公开反呛联合国干预菲律宾内政，又扬言退出联合国，甚至说将寻求与中国、俄罗斯等另组国际同盟；他近日更表示，自己不会被弹劾提案及国际刑事法院所胁，会继续打击罪案，即使为此下台系狱亦在所不惜。
这些言论只是杜特尔特一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发言风格，旨在向支持者展示领导权威。
但“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菲律宾分会项目主任帕帕（Wilnor Papa）向我表示，上述言论只是杜特尔特一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发言风格，旨在向支持者展示领导权威：“不要只著眼他说甚么，你就能留意到各个政府部门的实质作为，跟他的发言形象有著很大出入。因为菲律宾的对外关系，确有被这些国际压力影响──例如杜特尔特曾经以脏话回应欧盟的批评，又大骂欧盟‘伪善’；这些话可说得容易，但到了外交部要跑去跟欧洲国家商议贸易合作时，他又真能不理来自欧洲议会的压力吗？事实上，很多这样的谈判都在进行中。”
但帕帕大概同样明白，以国际标准而论的人权叙述，在中下阶层为主的杜特尔特支持者的心目中，是有多疲弱无力。“一个很重要的难题是反对派自身形象不济，又难以团结。现时议会内仅存的反对派无力带动新的论述，得不到大众信任。”他说，即使是部份不满杜特尔特的民众，也会认定反对派跟执政集团都是一样烂透的坏苹果。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执政时，不少中产阶级批评他无力改善基建与民生；同时，在这些大众眼中，他就任期间高姿态亲美反中的外交形象，实际上得不偿失，是无谓又有损国家利益的挑衅。他所属的“自由党”（Liberal Party），因此亦被不少国民批评“无能”及“离地”。
如今，杜特尔特这股“治乱世用重典”的执政作风，恰恰最吸引这批渴求政绩实效、对体制改革早已失去寄望的国民。对他们来说，国会弹劾、国际介入，都不过是印证了“反对派操弄人权议题赚取政治资本”、“殖民往绩斑斑的欧美国家道貌岸然干预国家内政”的老调。
左派背景更彰人权论述失效
外媒屡屡拿特朗普与杜特尔特相提并论，同样无助外界理解“杜特尔特现象”背后的民意两极，及其个中复杂的社会因素。
外媒屡屡拿特朗普与杜特尔特相提并论，同样无助外界理解“杜特尔特现象”背后的民意两极，及其个中复杂的社会因素。从去年大选开始，我从杜特尔特支持者口中听得最多的，几乎是一样的形容：“尽管杜特尔特口没遮拦…但他其实是一个有著柔软心肠的强人。”
吊诡的是，这个印象并非全无事实凭据。杜特尔特年轻时与左派为伍，时至今日亦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当选总统后又与武装菲共份子重启和谈、释放部份政治犯，最近更成功透过增加南部农业援助换取部份左翼武装小农弃械投诚、推动和解。
再加上，杜特尔特在达沃市的管治经验，确实亦使他比历任的总统们，更能理解世代困扰南部的贫穷与武装冲突问题。杜特尔特的往绩对穆斯林与原住民社群友善，在施政上也予人无惧得失外资权贵之形象──最近期的例子，就是他于上月公开支持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长 Gina Lopez 关闭国内过半矿场、共75份采矿合同的决定。长期以来，菲律宾矿业涉及的环境与人权争议不断，亦深化了南北之间的贫富矛盾。Lopez 本是国内有名的环保人士与慈善家，杜特尔特先是亲自委任她当部长，后又无视矿业持份者的抗议及其利益网之广，为这个对外资影响深远的决定背书，都仿佛佐证了他亲近草根、敢于挑战精英豪强的形象。
杜特尔特充满矛盾的出身背景与政治形象，恰好都多多少少能够解释，为甚么连反对派自身，也在“杜特尔特现象”当前进退失据，无力导正、抗衡这股民粹力量。
叫停矿业可能是孤例，亲近草根可能属纯粹包装，左派连系也可能只是政治收编的手段，事实上杜特尔特家族与两位前总统马可斯及阿罗约夫人的关系一样千丝万缕、秘而不宣。但无论如何，杜特尔特充满矛盾的出身背景与政治形象，恰好都多多少少能够解释，为甚么连反对派自身，也在“杜特尔特现象”当前进退失据，无力导正、抗衡这股民粹力量。
同时，对不少支持杜特尔特、或对其人权争议难置可否的大众来说，这些事例也强化了外媒与人权组织“过份渲染反毒战”或“过份炒作其失言”的阴谋论印象。而且，杜特尔特毕竟经民选产生，要是将其人权争议诉诸国际法，等同令这个“亚洲古老民主国家”的历史地位蒙污、从此加入“失效国家”之列，势必令菲律宾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形象大大倒退，这也是左派不得不深思的重大政治考量。
如果弹劾不存希望、闹上国际法层面的代价又太大，那么，号召大型群众抗议，重演三十一年前反马可斯以及在2001年推翻前总统艾斯特拉达的两次人民力量革命，又会否是一个可行的选项？
选项三：重演人民力量革命推倒总统？
鉴于杜特尔特目前的民望之高，这个选项更加渺茫。而且，更关键的是，“杜特尔特现象”的抬头，其实本就与人民力量革命的落空互为因果。
事实上，三十一年去矣，认定人民力量革命成果“被偷走”的，在当地大有人在。去年十一月底，我曾见证马尼拉抗议马可斯落葬英雄墓园的抗议现场。一名杜特尔特支持者以“杜特尔特的青年”（Duterte Youth）组织名义，发起“打对台”示威，他当时理直气壮地对我说：“这些示威者把所有问题都推到马可斯一个人头上。阿基诺夫人与阿基诺三世分别就任总统时，他们都有大好机会去追查这些历史争议。但他们有做吗？有去拘捕、审讯在戒严时期侵害人权的军官？有去追查被亏空的公款？都没有。这些示威者可有追问这些问题？”他身旁的其他支持者口号此起彼落，语带讥讽，都冲著路上经过的反马可斯示威者而来。其中一句令我特别印象深刻：“去吧！前往过去吧，未来在这里！”
杜特尔特支持者的其中一句口号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去吧！前往过去吧，未来在这里！”
这名杜特尔特支持者的话，不无道理：曾经旅居菲律宾多年的英国老牌作家James Hamilton-Paterson 在1998年出版的专著《America’s Boy: The Marcoses and the Philippines 》中深刻批评，在马可斯下台后继任的阿基诺夫人，并没有著力推动转型正义。她没有积极寻求美国的协助，去追查马可斯执政期间亏空的国库（至今仍然不所去向），没有正式为戒严时期的人权罪行与前朝贪腐纪录展开调查、追究责任，也未有兑现承诺实现农业改革，更在执政翌年默许军警射杀抗议农民；甚至在她执政期间“被失踪”的异议人士数字，也不见得有所减少。相反，她领导的政府很大程度只代表了权贵家族势力的政治轮替与重新整合；真正的民主改革契机得而复失，始终敌不过植根于西班牙殖民时代、后又被美国包庇维护的地方豪强割据利益的政治操作逻辑。
阿基诺夫人自有其建树，但时至今日，她背后的政治集团始终不遗余力地将她歌颂成国母、民主英雄，试图消费再已不合时宜的革命光环，著实是缺乏反思。“杜特尔特现象”在更大意义上，可能就是大众拒绝再为“被偷走的革命”买单的集体回应。即使反对派发动的民众抗议再声势浩大，恐怕也只会加深中下阶层的撕裂。
“杜特尔特现象”在更大意义上，可能就是大众拒绝再为“被偷走的革命”买单的集体回应。
杜特尔特现象本源于革命应许落空
Hamilton-Paterson 甚至认为，“人民力量革命”可能根本也称不上是一场“革命”，当时上街抗议的大多以马尼拉人为主，谈不上是全国运动；造就马可斯仓皇下台出逃的，更多的是当时已在酝酿政变内斗的军方，和美国华府在审度亚太形势后决定悬崖立马、放弃这个“代理政权”之故。他在书中指出，革命之后，阿基诺家族与马可斯家族被简化为“正邪之争”，没有人再重提这两大家族过往的暧昧关系。
美国在菲律宾政局的长期角色，也模塑了英语世界对这段历史的书写与叙述方式。Hamilton-Paterson 在书中不无讽刺地忆述：“那时大批‘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临时从海地首次被派来马尼拉。此前一周，海地总统杜华利的独裁政权刚刚被政变推翻。在他们眼中，马尼拉跟太子港没有分别，都是另一个第三世界热带城市、另一个又老又失德的独裁者而已。”三十一年后，同一片广场上回响的，是杜特尔特支持者对外媒的批评：“政治猎巫”、“夸大反毒问题”、“对总统其他德政只字不提”…
是故“国际特赦组织”菲律宾分会项目主任帕帕一再向我强调，问题症结始终需要回到体制：“杜特尔特是很有问题，但我们不是要反对杜特尔特这个人或他的管治团队，而是这个体制里的长期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他下台而解决。”
“在从事人权工作的圈子里，早已有了‘单靠群众集会去推翻领导人是无效’的共识。”
我问帕帕，要是人民力量革命重现，他又是否乐见？“在从事人权工作的圈子里，早已有了‘单靠群众集会去推翻领导人是无效’的共识。”他说，现在人权组织能够做的，就是继续揭露事实，同时尝试循体制内的既有渠道去争取、并和区域与国际组织合作凝聚压力。虽然他说，从事这些工作的同业都不时担忧会受到政治检控甚至人身威胁。而提出弹劾杜特尔特的议员Alejano 接受外媒采访时也很小心地说：“我的行动遵从法律…我们不会以发动政变等手段来驱逐总统。”
换言之，挑战杜特尔特的可行选项，几乎都不存在了。如无意外，他的总统任期很难动摇。犹幸菲律宾宪法规定，总统只做一届，不可连任。惟到他卸任之时，那些死于法外处决的数字，不知将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