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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在网上看见一条广被转发的消息，大意是：江苏省一位高中教师因为在课堂上批评公有经济体制，被高一的学生举报，结果，宣传部和教育局来学校查，这位教师也被学校停课，并且解除社团指导老师的职务。过了不久，网上这则消息就开始被删除。
不久后，这位老师的处理结果应该就会下来。也许他会离开，而举报的学生会得到奖赏。但和太多相似的消息一样，再过几天，这件事的痕迹就会不存在，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我不会忘记，因为他曾是我的老师，是那所高中里，为数不多让我尊敬的老师。
他说“我们不用成为菁英，但要成为公民”
我记得那年夏天，刚刚入学，高中里有一个非常热门的社团：模联社。报名的人数远多于社团教室的座位数。而社团的指导老师就是他，姑且称之为Y老师。
模联社指的是“模拟联合国”，让高中生学习联合国的议事方式，讨论国际议题，一起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法。这样的社团现在在中国的学校里很热门，因为它代表著“西装笔挺”，代表著“高端大气”，代表著“学术与菁英”。辩论与英文能力是很多模联社的追求，但Y老师所指导的模联社并不是如此。
我记得Y老师是这么说的：“我们不用成为菁英，但要成为公民。”而成为公民，最基本的就是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与批判。那年，中国的校车频频出事故，死伤惨重，我们在教室内辩论，谁该为此负责，如何让校车变得更安全；那年，我们还在树下读诗，朗诵著北岛的《我不相信》，也朗诵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年，我第一次知道卡廷惨案，第一次去认真思考，除了仇恨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去思考屠杀。
他的课堂，不管是社团还是平日的课程，都不存在一致的认同。Y老师最担心的事情，不是大家都认同他讲的话，而是没有人发言质疑。我记得，有一次课程是关于传播学的，附近大学的教授来办讲座。因为涉及专业的理论，那堂课不是很好理解，所以结束后，同学们都没有提问。印象中，那是他唯一一次这么生气：“为什们你们没有问题呢？为什么你们听完没有一点思考呢？”
那个时候，刚从上海某所高校的研究生毕业三四年的Y老师，是充满理想的年轻老师模样。他说过，他的愿望是办一所大学，一个学生和老师可以在树下聊天，读经典、文学，讨论时事的大学。
水会变清，天会变亮，我们曾以为这理所当然
当时很多人，Y老师还有他的学生，包括我，我们都坚信，只要这个国家还有学校，社会就可以变得更好。因为学校是思想自由的场所，是诞生公民的地方。因为事情越辩越明，水会变清，天会变亮。理所当然之事。
在学校里，不认同Y老师的人很多，历年来都很多，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是学校，这里是学习的场所，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互相辩论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些年都是这样，他有自己的坚持，我们也有自己的意见，但如果不是他来任课，恐怕课堂会变得单调无比。只要思考仍在，教育就会继续。
我尊敬Y老师，因为他在培养公民，他尽了他的责任。而我却感到如此的悲哀，这片土地上竟然已经无法容忍批评与意见的表达，竟然容不下一个希望培养出公民的老师，竟然连一点讨论的空间都不剩下。敢于调查的媒体被审查，独立书店关门，认真教学的老师也被停课。当社会的空间逐渐萎缩消逝之时，另一边，由审查、举报、控制所组成的群岛却在不断蔓延壮大。
我很担心，我的老师不会是个案，中国正在发生很多类似的事情，只是无法被看见被听见，声音还来不及传达就消散在浓雾中。
“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现在哪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到责骂起我们来了。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但没有开始。——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张立人，一名支持公民教育的中国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