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中国修宪

读者来函:中国修宪何以“顺理成章”,直接屹立台前?

“控制一切”的中共统治内核将不再暧昧,从幕后直接走上台前,昭告天下,“新时代才只是刚刚开始”。

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删除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对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外间普遍反应是修宪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继续执掌党、政、军大权铺路。图为2017年12月26,河北大街上有不少领导人肖像挂历出售,其中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删除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对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外间普遍反应是修宪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继续执掌党、政、军大权铺路。图为2017年12月26,河北大街上有不少领导人肖像挂历出售,其中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摄:Imagine China

秦胆

刊登于 2018-02-28

#中国修宪#习近平#习氏修宪#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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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下午四时许,一条新华社英文网发布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消息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删除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随后,《人民日报》发布了完整版的中共中央修宪建议,科学发展观与习思想、监察委等数十条建议将写入宪法。消息一出,舆论大哗。这则消息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第五次修宪。

政策与制度

为追求最大权威,“三位一体”的状态不容改变,宪法自然成了最高权力的绊脚石。

1949年中共建政后,新政权颁布了四部宪法,分别是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改革开放后,针对1982年宪法又进行了四次修宪,分别在1988年、1993年、1999年与2004年。

不论是颁布还是修正,各版宪法均为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权力的产物。数次修宪既与时俱进地增添了相应的新政策、新理论,也对党国体制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调整。

关于宪法中国家主席职务的立、废、改经过数次反复:五四宪法第39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主席任期为四年,但未对于可否连任与可以连任几届做出明确的规定;刘少奇被打倒后,国家主席的职位长期空缺,为防止国家主席争权,毛泽东决定不再设立国家主席。林彪事件之后,废国家主席建制已成定局,毛泽东的这一意志在七五宪法与七八宪法中得以体现;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八二宪法恢复了五四宪法的相关内容,国家主席的建制得以恢复,并规定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制度也延续至此次修宪。

由于十九大中习近平未设接班人,引发外界对下次最高权力交接的猜想。尽管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并无法定任期,但若三项职务不同时由一人担任,让人联想起2002年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的错位先例,为追求最大权威,“三位一体”的状态不容改变,宪法自然成了最高权力的绊脚石。

强人与常人

反腐只是开了头,集权就应干到底。自我加冕的权力之路无法回头,在这种情况下,修宪自然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革命政党的领导人在夺取政权期间,被赋予了巨大的决定权。夺权成功、革命胜利后,领袖的集权状态仍会延续。由于领袖人物的权势与功勋,追随者们接受领袖的崇高地位并将其制度化,使得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毛泽东无疑就是这种政治强人。一旦独断乾纲的政治强人形成,投机者与野心家便会以紧跟高举之名,行夺权谋利之实,最终使得错误的决策在执行中不断放大,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对文革进行痛定思痛的反思之后,新任主政者邓小平重申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改革领导制度防止领袖独裁与个人崇拜。

打江山的政治老人逝世后,权力的真空带来是派系平衡与相互牵制,“强人政治”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胡时代弱主共治,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局面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集体腐败。腐败与两极分化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也为党国体制的稳定与延续埋下了隐患。

习近平主政后,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在整顿吏治同时也清理了派系,树立了个人权威。自十八届六中全会“习核心”地位确立以来,“造神运动”重启,从不得“妄议中央”到改革军制,从拿下孙政才到习思想入党章,借鉴毛式经验的组合拳令朝野侧目,强人政治卷土重来。

反腐只是开了头,集权就应干到底。宪法规定的权力架构并不能无限延续,同时“红三代”接班无人,自我加冕的权力之路无法回头,在这种情况下,修宪自然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新极权与新时代

过去有的改良派呼吁以八二宪法为共识,逐步推行法治与宪政,然而党国掌握法律的修改权与解释权,过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故伎将在宪法层面被封杀。

四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后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表决的邓小平上升为最高领导人,通过了一些能加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决定。邓小平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通过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机制使中国走出贫穷与落后。

然而,市场化的机制在商品、人员、信息流通中必然带来海外的价值观,西方民主制度的效率和西方人的自由给访问西方个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人相信,政治民主应该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

对于党国而言,改革“初心”只是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挽救共产党政权,并非要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遂有天安门广场上的武力镇压。“六四”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终止,以微观权利为著眼点的温和改良路线取代了直接而尖锐示威抗争。

然而,改良派凭借的党国理论与体制漏洞在此次修宪中也得到了修补:宪法第一条第一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

过去有的改良派呼吁以八二宪法为共识,逐步推行法治与宪政,然而党国掌握法律的修改权与解释权,过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故伎将在宪法层面被封杀。

邓江胡习一脉相承,党国新极权体制不断更新迭代,后三十年的“国家治理体系”逐渐成熟、定型,原本表述上的含糊与暧昧也将逐渐廓清。

此次修宪,“控制一切”的中共统治内核将不再暧昧,从幕后直接走上台前,昭告天下,“新时代才只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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