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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在以蒸汽火车和茉莉花知名的中国四川省犍为县，警察突然闯进当地学校课堂，要求所有男学生往小塑料盒里吐吐沫，学生们没有多想就照做了。
据当时在场的几位学生称，警察并没有说明原因。从幼儿园到高中，数以百计的男生唾液被收集起来，足量唾液将使塑料盒内的试纸从粉色变为白色，而试纸变色表明，这份样本足以让法医鉴定专家提取这名男孩的 DNA，也就是每个人独有的基因指纹。不仅如此，法医还能鉴定出每个孩子的血亲共有的生理特征。
犍为县警方称他们的计划达到了效果。他们此前希望这一行动能够为九年前一宗未破的两名店主被害案提供线索，不久后国家媒体就播出了他们成功将凶手缉拿归案的消息。
一个附加的好处是：警方又有了更多的名字，可以加入到全球最大的 DNA 数据库。这是中国高科技安全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张安全网正在全国铺开，帮助中国政府更有效地监控其14亿公民。
《华尔街日报》查阅了很多来自中国各地警务部门的资料后发现，警方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目前的 DNA 数据库扩大近一倍，至1亿条记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今后中国每年需要收集的记录数量几乎要与美国在20多年时间里建立的全国数据库规模相当。
中国有关部门称这样做是为了打击犯罪，但这种大规模筛查正遭到批评，人们认为中国的警察侵犯了隐私，而且将无辜或弱势民众当做目标也有失公平，此举同时也引发了对数据最终作何用处的质疑。
就中国警方采集样本的手段而言，许多手法放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来自去年9月份召开的一个全国警方 DNA 数据库会议和物证鉴定期刊的资料显示，中国警方例行对因涉嫌违法行为（例如忘记携带身份证件、在博客上撰文批评政府等等）而被扣留的人进行 DNA 唾液样本或血液样本采集。
还有一些人并不涉嫌犯罪，但他们也是警方采集样本的对象。警方瞄准了被认为对社会稳定构成较高风险的某些群体。上述资料显示，这些群体包括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其中某一个城市还包括煤矿工人以及租房者等等。
警方资料显示，在与朝鲜接壤的中国城市白山，一所养老院里的老人被告知，他们将接受免费的体检。在西北部的宁夏自治区，居民们被告知当局正在进行人口普查。在南方制造业城市深圳，一名流动打工者告诉《华尔街日报》，他拿不出本地居住证，随后警方对他进行了采血。
中国公安部并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相关省级公安部门有的未回应置评请求，有的表示不予置评。根据去年的一份公安期刊，时任中国首席物证鉴定警官刘烁写道， DNA 数据库已经成为“侦察破案的精确制导武器”。
而在美国，根据规定，除非警方获得法院授权或个人同意，否则执法机关只允许采集因重罪被捕罪犯的 DNA 样本，在一些州这一范围也可被扩大至已被判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员，收集的样本也可来自于被丢弃的口香糖等被弃物品。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 FBI）去年10月份的统计数据，被捕或被判刑人员提供的DNA信息被储存在了FBI管理的一个全国网络中，该网络目前存有1,300万名被判刑人员以及近300万名被捕人员的DNA档案。
在中国，除《刑事诉讼法》外并没有针对 DNA 收集的相关法规，隐私保护也较为有限。目前，警方为侦办人口贩卖而收集的50万份 DNA 资料正被汇集到刑事调查数据库中。
法医方面的数据显示，中国DNA数据库已拥有5400万份 DNA 人员档案 。
该DNA项目的负责人去年在中国期刊《刑事技术》上写道，在中国部分地区，执法部门已将个体DNA信息连同当事人的其他生物特征信息，包括指纹、肖像和声纹一同存档。据在国家公安DNA会议上提交的一份报告，一个省级公安部门已经提出设想，将上述数据与网购记录和娱乐习惯等个人信息关联起来。这类高科技档案将比公安部门长期用于监督公民的纸质档案更为先进。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s School of Information）兼职教授萧强称，将个体DNA信息与实时监控工具相结合有助于中共建立一个无孔不入的数字化集权国家。这些实时监控工具包括互联网监控设备及连接到面部识别软件上的摄像头。
中国在将 DNA 技术应用于侦查破案方面起步较晚。2003年中国将一个全国DNA数据库纳入打击犯罪的工具，直到最近几年才扩大 DNA 的采集规模。不过，在大多数国家，由于DNA采集仅限于已经定罪的重犯，因此数据库的发展要更加缓慢。
根据警方撰写的一份发布在官方媒体上的报告，犍为县警方在侦破这起尘封多年的命案过程中，当地负责人起初打算采集一个镇子上全部13万居民的 DNA 数据，但担心这样做可能引起公愤，并且成本较高，因此犹豫不决。在意识到 DNA 的遗传性之后，他们确定只需要采集这一地区每个家族的样本即可，而大部分家族都至少有一个孩子入学。官方媒体称，警方告诉民众，采集 DNA 是打击拐卖儿童行动的一部分。不过，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几名学生称，警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在当地一所中学就读的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回忆道，今年春天有一天午饭过后，一名警察来到教室，向他们分发了采样盒。警察要求男生清喉咙，吐口水到采样盒内，然后将采样盒放入一个写有他们名字的信封中。
这个男孩称，当然他们很好奇这是为了什么，老师和警察都没有告诉他们原因。
该男孩和同学开玩笑说，这么做是以防他们有一天会犯罪。
县里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讲述了类似的事。犍为县警方后来在官方媒体报导中写道，采集DNA行动让他们缩小嫌疑人范围，并帮助追踪到了凶手；该罪犯后来认了罪。犍为县警方未进一步置评。
一些公安部门谨慎对待公众的反感情绪。2013年在中国东部工业城市滨州，警方为了调查大学校园偷窃手机和电脑的案件，采集了3500名学生的信息，这引起了公愤。官方媒体也加入了批评行列，一份报纸发表社论称，不能仅仅因为警察想要破获每一个案件，就可以追踪这么多无辜的人。
中国公安部在2015年表示，记录所有公民 DNA 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这将导致伦理和隐私方面的问题。据一些国家当地的新闻报导，葡萄牙和科威特等考虑建立所有公民 DNA 数据库的其他国家在公众的反对下已经放弃。
此前在布莱尔（Tony Blair）担任英国首相时，政府计划扩充全国数据库，但在2008年遭到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否决，该法院表示，记录无辜民众的DNA信息违反了“尊重私人生活的权利”。
在中国各地，任何一个在大街上被警察叫住的人，其信息最终都有可能进入 DNA 数据库。
Huang Quanlai 现年22岁，从事包裹分拣工作。他说，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和他的哥哥在深圳一个公共广场上聊天时被警察带走。他说，他们只能拿出身份证，无法出示居住证，警察于是将他们塞入了一辆厢式货车。
警察采了他的指血后把他放了。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也没问。
Huang说，他的朋友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还说他不怎么担心，毕竟他什么也没做过。
去年，中国北方的警方探员抓住了一名连环杀手，这名杀手在14年的时间里强奸并残杀了11名女性。中国官方媒体称，罪犯的一名远房堂叔因行贿被抓，然后通过堂叔的DNA信息追踪到了他，罪犯终于被抓住并认罪。中国官方媒体将该案树为典型，来宣传这种技术。
中国警方有时会把民族背景或出生地与犯罪倾向联系起来。中国西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警方对当地犯人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很大一部分罪犯来自三个镇。警方在去年9月份的 DNA 会议上称，宁夏警方决定对镇上每一个家族的男孩和成年男性采集基因物质，以扩充本地 DNA 数据库。
警方挨家挨户登门，告诉居民他们正在进行人口普查。DNA 会议上的一份报告称，在一个镇子上，警方说他们正在研究当地的疾病模式，让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帮助采集 DNA 样本。
宁夏警方在报告中写道，警方正在把 DNA 技术从一项单纯的犯罪调查工具转变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控制和安全保障工具。
来自东北黑龙江省的警察在 DNA 会议上表示，采集血样常常会引发与公众的冲突。其他警察则对这样一个数据库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该数据库里有太多无辜民众的 DNA 记录，而大多数犯罪案件都是惯犯作案。
黑龙江省石油城市大庆的警察指出，所有新居民都需要提供生物样本，原因是从统计上看，外来人员犯罪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所收集的有著340000份 DNA 档案的数据库仅帮助侦破了136起案件。
为全国 DNA 数据库的建立提供过建议的退休法医蒋先华（音）表示，从帮助侦破案件的角度看，大数据库要好于小数据库，但数据库最大并不意味著罪犯覆盖程度最好。
来自中国东部合肥等一些城市的公安部门领导在会议上称，他们的 DNA 采集对象仅限于罪犯和违法犯罪嫌疑人。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披露的官方文件显示，在穆斯林占多数人口的新疆，政府对所有年龄在12-65岁的居民采集 DNA 样本。新疆曾多次发生暴力事件，中国政府将这些事件归咎于分离主义恐怖分子。《华尔街日报》阅读了这份文件。新疆警方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华尔街日报》见到的官方采购记录显示，新疆和其他一些地区的警方使用的 DNA 采集技术一部分是由一家美国公司提供的。警方实验室购买了由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生产的 DNA 测序仪。该公司的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去年 Thermo Fisher 在维也纳主办了一个全球性的 DNA 会议，中国法医科学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中国北方警方破获的那起连环杀手案获得“DNA 数据库年度最佳比对奖”第二名。这个奖项是由 Thermo Fisher 委聘的一家游说公司赞助的。
Thermo Fisher 在一封邮件中表示，公司确信能够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同时适当平衡政府的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需要。
一名省级警察代表在中国的 DNA 会议上表示，迫切需要立法确保 DNA 采集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并保护人民权利。
普通警员之中甚至也出现了对采集 DNA 行动相关的担忧。在重庆，负责实验室工作的人员被要求提供 DNA 样本，以便警方能够在出现样本意外污染的情况下快速识别并予以排除。重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
资料显示，部分警员对此表示拒绝，原因是担心自己被当成罪犯一样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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