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劳动基准法》（《劳基法》）一例一休争议从去年修法一路延烧至今，越演越烈。表面上，民进党政府重演台湾政党轮替之后都会发生的在野开支票、执政就跳票的戏码，而劳工及工商团体因循过去的动员手法，在行政、立法部门进行拉锯战。但拉长时间来看，一例一休争议，背后是台湾基层面对长期都在拖磨的产业转型、社会不公等问题焦躁不安已久，劳资双方的动员及角力模式已经有了质变，只是把战场放在《劳基法》修正上。
先从资方来看，不论过去国民党时代的全民健康保险（全民健保）或是陈水扁刚上台时的“八四工时”（即双周工作84小时），都是执政党设定政策方向，工商团体表达同意或不满之处，立法通过后即无对法案有强烈意见，至多是个别资方钻法令漏洞或是游说行政部门从函释下手，使得原法案精神扭曲并有利于资方。
资方绝无仅有大规模集体施压
本来去年底民进党以取消七天国定假日以换取资方同意支持一例一休，也是循着类似的路径，最后在劳工团体强烈指责民进党跳票下，强度关山通过一例一休。没想到法案通过后不久，资方随即反悔，这里面绝非仅有党政高层宣称需要好好照顾的中小企业。的确，台湾的经济结构快速迈入由大型企业集团垄断、寡占的发展。从百大集团企业的年度获利占全体企业获利的比重来检视，过去十年间，大概从23%增加到27%。至于利润的绝对数字，则是成长了五到六成（从1兆增加到1.6兆）。简言之，近一、二十年来，台湾的大型集团企业，无论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或是获利比重都越来越高（其中金融资本的扩张更为显著），进而严重挤压到中小企业的经营与获利空间。然而，这次资方的反弹，是工商团体不论东西南北、无论规模大小、无分产业别，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在社会各个层面、透过各种管道向各政党，尤其是民进党施压，以一例一休让公司的管理失去弹性为由，剑指要求放宽《劳基法》对于工时、加班、休假的规定。
要知道，台湾虽然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民主化，但由于过去皆由日殖或国民党威权由上而下的统治，资方一直透过与政府官员的裙带关系影响政策。资方这种自主大规模的集结，除了在证所税课征及1989年的远化罢工时，特定产业有略有雏形的集结模式外，一例一休这样的规模可以说是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