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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后人如何评断，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是无可置疑的，它不仅在当时震撼了那个时代，更带动了世界性革命的浪潮，而且整整一百年以后它依然是我们思考世界的灵感源泉，因此总结、反思与评价它的遗产当然是我们的责任。
张跃然先生早前在端传媒刊出的《俄国革命百年：革命的悲剧由谁决定？》正有这样的企图，因此他开始铺陈十月革命前后具体的历史过程，试图将我们从后世的上帝视角挪开，拉回到当时的情境之中，从当年革命党人的视角，讲述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开始的行动一直到内战结束的官僚化与专制化。并且用类似的视角，讲述几乎在同一时段发生的芬兰革命，并且将其过程与结果对比，通过这种概括性的过程追踪比较，张先生想要指出，分析这两场革命需要注意到“革命局势”的重要性，在作者笔下，“革命局势”具有三个特点：突如其来，瞬息万变；民众抗争热情高涨，很容易被动员组织；保守势力意识到危险，准备镇压民众。这种矛盾的特点迫使革命党需要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作出抉择：等待还是行动？芬兰社民党选择了等待，因此芬兰革命被资产阶级镇压了；而布尔什维克选择了抓住机会，成功夺取政权，但由于事前的准备不足，因此导致了政权的官僚化与专制化。
作者希望通过系统地对比两场革命，破除两种相异的革命迷思：“告别革命”与“革命万岁”，作者认为前者忽视了任何大众抗争运动一旦开始，就脱离动员者与抗争者的计划，可能在一系列偶然因素与结构力量的形塑下，出现“革命局势”因此走向革命；而后者则忽略了，并非抓住了“革命局势”的机会，革命就会一帆风顺，如果没有在革命之前就思考与计划夺权的过程以及准备好面对夺权后的困难，那么即使掌握国家机器以后，还是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因此作者呼吁放弃这两种幻想，“开始认真严肃讨论革命”。
作者摆脱神圣化与污名化两种常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评论，为反思十月革命注入严肃的现实关怀无疑让人印象深刻，但笔者不得不指出，有关事实的瑕疵使这篇文章黯然失色，以至于整体的论证过程与最后的论点实际上也岌岌可危。
在此试举几个例子：罗莎·卢森堡著名的《柏林秩序井然》写于1919年1月14日，正是她遇难的前一天，而非1918年；列宁在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就已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连续进行的思想，决不是只有托洛茨基独有；又如根据列宁在《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分析与 Victor Serge 在《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的统计，1918年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在士兵中得票数是略少于社会革命党的，因此谈不上“布尔什维克在士兵和工人中取得压倒性多数”。
上述史实当然是一些相对比较细微的问题，并不伤害整体的流畅，但接下来一些论证与历史的疏漏，恐怕就会直接对作者的论点造成影响。
我们先从作者建构“革命局势”这个概念开始，张先生是从卢森堡对“斯巴达克周”失败的反思开始，他精准地抓住了卢森堡对于革命的爆发并不由革命领袖或个人决定，很有可能是由敌人的进攻导致的，因此革命者应该反击的洞见。但问题是，作者随后提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不是一个经由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详细的策略制定后一步步发动和执行的过程。”则偏离卢森堡的本意太远，卢森堡在上面就提到“上一周的斗争是否因此就是一个‘错误’呢？是的，如果这里涉及的是一次有意识的‘攻击’，一场所谓的‘暴动’的话。”卢森堡在这一段的含义应该是“斯巴达克周”如果是一场进攻战的话，则是一个错误，因为根本没有准备好，各方面条件都没有成熟，但因为是敌人主动进攻，因为必须应战，否则无产阶级的士气与荣誉会遭到沉重打击。这说明，卢森堡并不否认许多革命行动是需要革命者大量计划与准备，然后主动地、策略性地发动的。
革命者与民众的关系
而且作者非常明确地将革命者与民众分开的，认为“革命局势”是革命者动员民众的好时机；而卢森堡毕生坚持的态度在这篇遗作中非常明显：群众才是根本的动力，她坚信群众的自发性，认为革命领袖不是外在的，而是从群众中选出来的，因此革命者就是群众，群众就是革命者。这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作者在讨论革命者-民众-保守势力在“革命局势”的行动时，他们之间是截然分开的关系吗，还是有可能不断地转化？
首先，在比较十月革命与芬兰革命时，作者将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间段称为“革命局势”，认为列宁作出了临时政府必然不能满足群众判断，必须抓住这个时机，而布尔什维克作出了正确判断，坚决要求推翻临时政府，而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似乎隐约将七月事变看成一个“革命局势”，布尔什维克也作出正确的抉择，躲过一劫，等待更成熟的时机，最后顺理成章十月夺权成功。
另一方面，作者认为芬兰社民党则在二月革命之后，面对民众的群情激昂，错过了“革命局势”提供的良好机会，最后勉强夺权起义，但由于给资产阶级太多喘息的机会，因此最终失败。
这种比较有一个问题，就是作者认为芬兰社民党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革命局势”；而布尔什维克认识到是一个“革命局势”，所以七月事变的退让只是策略的选择，但作者忽视了这两个党的根本性质是不同的。David Kirby 就指出芬兰社民党只满足于芬兰独立，其实更希望在立宪会议与议会中与资产阶级妥协，根本没有革命的企图，革命是在外在环境的压力下的产物；Eric Blanc 也叙述了芬兰社民党频频拒绝革命的要求，而只是期待能和平解决。而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归来前在临时政府的问题上没有敏锐地抓住时机，但是他们一直都以暴力革命作为优先手段，一直反对孟什维克的阶级调和，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否则列宁不可能短时间内轻易地说服布尔什维克，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列宁“只是加速了集体思考的过程”。相反，芬兰社民党性质更倾向于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协商是他们的优先手段。而所谓“革命局势”这个概念，则模糊了“革命”一词的含义，是暴力革命？还是仅仅是有所改变？根据作者的叙述来看，应该是前者，那么每个政党对“革命局势”这个概念感知并不一样，有一些政党根本不期待革命，希望他们“抓住机会”是不现实的。就像 Daniel Gaido 描述一个工人在七月事件时对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吼的：“你个婊子养的，权力都给你了，夺权啊！”
如何才算准备好的革命？
其次，在对比芬兰社民党与布尔什维克时，作者指出他们各自面对“革命局势”时的问题，认为后者没有准备好，因此导致了苏联的悲剧。怎样算是准备好了的革命？或者说，存在准备好的革命吗，还是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后见之明才能确定？
作者在文中主要认为布尔什维克没有做好欧洲无产阶级失败、与农民决裂以及残酷的国内战争的准备。作者尤其强调第二点，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强硬态度以及解散立宪会议，最后由于与德国议和的问题，导致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彻底决裂，因此“布尔什维克和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系被彻底切断了”。首先，多伊彻转引《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指出，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试图与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联合政府，而对方开出的条件是：
“新政府不对苏维埃负责而要对广大的革命民主界负责；新政府要解除布什维克部队的武装；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加入联合政府。”
这种条件本身就与布尔什维克的原则相悖，且不说第一条与一直主张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相悖，后两条连温和派加米涅夫都抱怨是“自杀”，排斥列宁与托洛茨基是“砍了党的头”，这如果都要“准备”接受，布尔什维克的确是在思想与组织上都自杀了。
如前所述，立宪会议与苏维埃作为两个国家代表机构本身就与布尔什维克的原则相悖，指责布尔什维克“强行”解散立宪会议时，不知道作者是否注意到这是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解散的，断定只有社会革命党人与农民有联系是轻率的。布尔什维克也的确在这段时间在农村进行大量工作，这即时在十月革命前，从列宁的文章来看，也绝谈不上忽视了“准备”农民问题。
诚然，布尔什维克绝对难以想像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会如此的残酷，也难以想像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布尔什维克在夺权初期在经济政策上的彷徨也由于在革命前缺乏对经济政策的构想，史蒂芬·F·科恩就指责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在经济纲领上是“逃避主义”，这也印证了作者认为的“缺乏准备”是有道理的，任何人都会同意革命前的准备应该越充足越好。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作者提出的“准备”与否始终是一种事后之明的上帝视角，因为事前的设想、计划与讨论可能遇到现实被撞得粉碎，并被今天的我们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唯一验证的途径只有尝试。当孟社维克苏汉诺夫指责俄国还没有准备好进入社会主义，因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时，列宁的回应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斗争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因为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是否准备好了，这个答案始终是变动的，也只有尘埃落定才能够知晓。
最后，作者对葛兰西的理解似乎有误解，葛兰西在讨论发达国家时，提出了“阵地战”与“运动战”，后者是一举夺下国家机器，而前者则是需要一点点征服市民社会中的堡垒。作者认为葛兰西将俄国与西欧对比并不恰当，根本区别应该是社会与国家位置的不同。但问题在于，葛兰西在讨论市民社会时，是将它放到“领导权”概念中，而“领导权”的含义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建构成所有人的利益”，整个社会的人都服膺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那么如果放到作者的构想中，夺权之后的俄国，谁是统治阶级？官僚阶层与传统农村社会又怎样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建构为所有人的利益？
在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的几乎被人遗忘的今天，张跃然先生的这篇文章在更宽广的视野下梳理了革命的过程，并提出了现实的关怀，呼吁我们重新开始思考革命，这无疑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致敬。但问题是如果不从历史本身入手，不跳出后见之明的上帝视角，回归到革命现场的过程与行动者本身的话，我们何时才能开始严肃地思考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