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林伯的葬礼:这里是明爱医院的殓房,一副棺木摆放在正中间。房间不大,约200平方呎,此刻格外空荡荡,没有挽联,没有灵位,没有花牌,甚至没有遗像——殡葬公司不小心把装裱好的相片留在红磡办公室了。
出席葬礼的只有三个人:一个社工、一个曾纪录林伯生活的摄影师,还有我,统统跟林伯没有血缘关系。林伯躺在棺木中,83岁的他面容瘦削却依然清秀,身上盖了一条绣了十字架的被子,温柔的丝绵和殓房的冰冷格格不入。十几岁时,林伯加入过黑社会,跟大佬,抢地盘,打打杀杀,临终前数年,在深水埗独居的他信奉了基督教,或许偶尔去教会,让人感觉没那么孤单?
殡葬公司的一个年轻小伙突然走进来,干脆俐落地掀起林伯身上的被子,“看一下,我们给他穿了整套寿衣,有裤子,有衣服”,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走到另一边,在林伯的脸上比划说,“你们知不知道怎么看先人是否睡得安详,你看,这是他的眉心,如果眉心平稳,没有歪歪斜斜,证明他安详”。没有人应答,他似乎有点不耐烦,发起命令的口吻:“如果觉得他安详,就点点头。”
我想起社工说,林伯临终前在医院昏迷了一个月,不知道最初是谁把独居的他送来医院?病倒前的一些日子,他又是怎样照顾自己?这或许就是高度老龄化的日本常常讨论的悲剧——许多老人彻底绝缘于社会,孤单地走到生命尽头,没有家人,没有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