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林伯的葬礼：这里是明爱医院的殓房，一副棺木摆放在正中间。房间不大，约200平方呎，此刻格外空荡荡，没有挽联，没有灵位，没有花牌，甚至没有遗像——殡葬公司不小心把装裱好的相片留在红磡办公室了。
出席葬礼的只有三个人：一个社工、一个曾纪录林伯生活的摄影师，还有我，统统跟林伯没有血缘关系。林伯躺在棺木中，83岁的他面容瘦削却依然清秀，身上盖了一条绣了十字架的被子，温柔的丝绵和殓房的冰冷格格不入。十几岁时，林伯加入过黑社会，跟大佬，抢地盘，打打杀杀，临终前数年，在深水埗独居的他信奉了基督教，或许偶尔去教会，让人感觉没那么孤单？
殡葬公司的一个年轻小伙突然走进来，干脆俐落地掀起林伯身上的被子，“看一下，我们给他穿了整套寿衣，有裤子，有衣服”，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走到另一边，在林伯的脸上比划说，“你们知不知道怎么看先人是否睡得安详，你看，这是他的眉心，如果眉心平稳，没有歪歪斜斜，证明他安详”。没有人应答，他似乎有点不耐烦，发起命令的口吻：“如果觉得他安详，就点点头。”
我想起社工说，林伯临终前在医院昏迷了一个月，不知道最初是谁把独居的他送来医院？病倒前的一些日子，他又是怎样照顾自己？这或许就是高度老龄化的日本常常讨论的悲剧——许多老人彻底绝缘于社会，孤单地走到生命尽头，没有家人，没有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