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海峡时报》发表文章，引述卡塔尔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地阿拉伯等国家集体杯葛为例，谈及新加坡一个小国该如何自处。马氏一文强调“小国必须经常表现得像个小国一样”（Small states must always behave like small states），无论原则和道德规范如何重要，但前提永远是审时度势，避免卷入大国之间的纠纷。此文一出，瞬间在新国外交及学术界牵起争论，各方纷纷演绎“为国之道”。
马氏强调的“求存”心态在东南亚并不罕见。在地理上，东南亚毕竟是大国竞赛的马前卒。前有欧美日殖民帝国，后有美苏冷战、中美角力，东南亚“小国”都无法独力扭转局面，被迫在强权威胁下选择自我封闭或是臣服一方。
然而，在两者之间，东南亚国家选择了走区域自主的“第三条路”，开展区域合作的路径。1967年8月8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代表便签署《曼谷宣言》，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台译东协）。东盟当时目标包括：设定外交准则稳定东南亚国际关系，确保成员国遵守“不干预原则”，加快各国独立后的复苏进程；扩大区域声音反对美苏冷战、美中角力延伸到东盟国家，捍卫区域自主。
冷战结束让全球步入美国独大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但东南亚的安全没有因此获得保证。相反，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变得更复杂，东南亚国家失去“共产主义恐惧”的共同阴霾，成员数目由六增加至十个（注一），令寻求共识代替“共同威胁”这块缺口变得难上加难，建立共同体的进程更显艰巨。东盟在1980年代开始冒起共同体意识，但有学者批评东盟虚有其表，单纯是个有名无实的“模仿共同体”（imitation community，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