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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否“工作”杀手?远不是李开复梁建章辩论能给出答案

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视为我们社会未来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忽视整个进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劳动者、企业、宗教社团等各方面的作用,本质上还是一种"技治主义"立场。

科技在带来效率提高、减少岗位的同时,其为社会整体或大多数人带来的边际收益应该是递增的,这种递增应以新的工作需求为基础,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幸福。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上,应通过技术民主化来扩大技术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赋予不同的社会阶层参与技术设计过程的权力。图为2016年8月28日在中国长沙的机器人服务员。

科技在带来效率提高、减少岗位的同时,其为社会整体或大多数人带来的边际收益应该是递增的,这种递增应以新的工作需求为基础,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幸福。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上,应通过技术民主化来扩大技术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赋予不同的社会阶层参与技术设计过程的权力。图为2016年8月28日在中国长沙的机器人服务员。摄:Zhong Zhenbin/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陈自富

刊登于 2017-07-30

#陈自富#评论

李开复:工作消失和贫富差距扩大

2017年6月下旬,Google 原大中华区总裁、“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的专栏文章。他一方面认为从技术上来看,人工智能发展到人类水平智能(即强人工智能,Strong AI)仍然存在巨大障碍,达成该目标的期限还很遥远;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实践中,人工智能却可以迅速取代很多重复性、低技能的岗位,例如出纳、客服代表、股票交易员、律师助理和放射科医生等,后续还可以代替人类操作半自主或全自主的硬件设施,使得工人、司机、快递员等职业逐步消失,因此这些趋势将导致严重的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

为此,李开复提出了一种有趣的“人工智能决定论”作为解决方案:对于失业问题,人类可以从事所谓的“爱心服务工作”或充当志愿者,因为这些工作人工智能干不了,且能给人使命感,而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征税来为这个新的工作计划提供资金。不过,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财力承担人工智能发展问题所带来的公共开支,因为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将主要流向中美这两个人工智能技术强国,只有它们才能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转变;对于贫富差距问题,人工智能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必须依赖中美,以换取资金来应对失业问题。这种经济依赖将重新塑造当前的地缘政治,因此人工智能提供了通过国际合作来使贫富差距最小化的机会。

梁建章:好奇与创新才是大问题

也许是李开复的“人工智能决定论”主张过于强烈,来自科技界的另一著名企业家、亚洲最大 OTA(Online Travel Agency)“携程旅行网”的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7月初即撰文反驳。他一方面同意人工智能在短期内难以达到人类水平,另一方面则不认可李开复关于人工智能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判断。

他的论点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展开:首先是人工智能导致的生产率提高,将促使人类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购买力,从而导致服务业需求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填补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其次是产业史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发明颠覆性技术的企业未必能获得超额利润和形成垄断,在三个或以上的寡头垄断市场,利润会达到一个均衡水平,消费者将获得技术进步的红利,因此中美可以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大国,但其人工智能产业及公司不足以影响国际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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