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领取综援的75岁香港清洁女工，为了帮补生计，执拾人家弃置的纸皮。当外籍佣工以1元向她购买纸皮用作坐垫时，在场虎视眈眈的食环署人员马上以无牌售卖的罪名票控该婆婆。事件曝光后公众哗然，在社交媒体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指责食环署人员不近人情。不少人更把事件和即将卸任的特首梁振英收取澳大利亚公司 UGL 5000万一事相提比论，认为两者相比，正好是“窃钩者铢，窃国者侯”的示范。
自行谋生的自由受限制
的确，梁振英治港五年，反映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上升至0.539；食环署人员动辄以无牌售卖的罪名打压在街头摆卖、自食其力的升斗市民，很大程度上是拉开贫富悬殊差距的元凶之一。香港开埠初期，港英政府除了发出流动小贩牌照，更在二战后，发出大牌档的牌照，让小市民可以自食其力。但当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有关当局不但停止发牌，更着手取缔已发出的牌照。1993年，当时的市政局推出计划，自愿交还小贩牌照可获3万元的特惠金外，还可选择空置的固定小贩摊位，或以优惠租金租用公众街市内的空置单位。截至2016年，这项计划推出以来，流动小贩的数目由3500减至415。值得注意的是，减少的数目并非全是小贩自愿交还牌照，因为当牌照持有人去世，牌照便会失效。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下，当经济出现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工人阶级。当经济好转时，工人阶级又不能享受成果。虽然马克思的不少想法已被证实错误，但这里提及的却一点也没有错。当香港经济起飞时，港英政府不但停止发放小贩牌照，更想方设法收回已发出的牌照，此举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当权者增加劳动后备大军的方法，以保证劳动市场有充足的人力供应。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但却显然削减了香港劳苦大众自行谋生的选择。即是说，香港经济起飞，劳苦阶层除了出售一己的劳动力，便再没有其他选择。
在公众地方买卖＝犯无牌售卖罪？
更严重的是，政府不再发小贩牌照，任何无牌者在公众地方的买卖，卖方便必定干犯无牌售卖的罪行。但这种罪行究竟伤害了谁？又或者在哪方面损害了公众利益？关于公众利益，75岁的婆婆本身是清洁工，执拾纸皮是为了帮补生计。执拾纸皮绝对有利公众，因为纸皮可以循环再用，如果没有人执拾，必定被当作垃圾，送到堆填区。虽然在事件中，婆婆并非把纸皮卖给回收商，但将纸皮以1元的价钱卖给外籍佣工作坐垫，让外籍佣工坐得舒服一点，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也是好事一桩，却干犯了无牌售卖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