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领取综援的75岁香港清洁女工,为了帮补生计,执拾人家弃置的纸皮。当外籍佣工以1元向她购买纸皮用作坐垫时,在场虎视眈眈的食环署人员马上以无牌售卖的罪名票控该婆婆。事件曝光后公众哗然,在社交媒体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指责食环署人员不近人情。不少人更把事件和即将卸任的特首梁振英收取澳大利亚公司 UGL 5000万一事相提比论,认为两者相比,正好是“窃钩者铢,窃国者侯”的示范。
自行谋生的自由受限制
的确,梁振英治港五年,反映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上升至0.539;食环署人员动辄以无牌售卖的罪名打压在街头摆卖、自食其力的升斗市民,很大程度上是拉开贫富悬殊差距的元凶之一。香港开埠初期,港英政府除了发出流动小贩牌照,更在二战后,发出大牌档的牌照,让小市民可以自食其力。但当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有关当局不但停止发牌,更着手取缔已发出的牌照。1993年,当时的市政局推出计划,自愿交还小贩牌照可获3万元的特惠金外,还可选择空置的固定小贩摊位,或以优惠租金租用公众街市内的空置单位。截至2016年,这项计划推出以来,流动小贩的数目由3500减至415。值得注意的是,减少的数目并非全是小贩自愿交还牌照,因为当牌照持有人去世,牌照便会失效。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下,当经济出现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工人阶级。当经济好转时,工人阶级又不能享受成果。虽然马克思的不少想法已被证实错误,但这里提及的却一点也没有错。当香港经济起飞时,港英政府不但停止发放小贩牌照,更想方设法收回已发出的牌照,此举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当权者增加劳动后备大军的方法,以保证劳动市场有充足的人力供应。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但却显然削减了香港劳苦大众自行谋生的选择。即是说,香港经济起飞,劳苦阶层除了出售一己的劳动力,便再没有其他选择。
在公众地方买卖=犯无牌售卖罪?
![无论是以1元出售纸皮而被食环署人员票控的婆婆,还是之前同样因“无牌售卖”被票控的鸡蛋仔伯伯,背后牵涉的根本问题是,市民在公众地方买卖的自由被剥夺了。一日社会大众忽略这最根本的问题,即使社会大众骂得如何凶狠,同类的事件必定会继续发生。图为新年期间的通洲街夜市。](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7/01/eff0c98cf23041308db4d9903fa50338.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更严重的是,政府不再发小贩牌照,任何无牌者在公众地方的买卖,卖方便必定干犯无牌售卖的罪行。但这种罪行究竟伤害了谁?又或者在哪方面损害了公众利益?关于公众利益,75岁的婆婆本身是清洁工,执拾纸皮是为了帮补生计。执拾纸皮绝对有利公众,因为纸皮可以循环再用,如果没有人执拾,必定被当作垃圾,送到堆填区。虽然在事件中,婆婆并非把纸皮卖给回收商,但将纸皮以1元的价钱卖给外籍佣工作坐垫,让外籍佣工坐得舒服一点,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也是好事一桩,却干犯了无牌售卖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