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4日，共青团中央在微博发布了长文《“敖厂长疑似‘被人威胁’事件”全过程》。这起事件的大致情况是：知名游戏主播“敖厂长”制作了一期揭露《盗墓笔记》页游涉嫌虚假宣传的视频，但发布后不久就删除了，之后敖厂长发微博暗示自己是被威胁才删帖。共青团中央梳理了此次事件，并批判了游戏厂商靠威胁公关的行为。
这是共青团中央首次直接介入游戏圈的纠纷，以一种主持公义的立场出现。在此之前，这个群团组织的中央喉舌，已经数度参与和游戏相关的话题。在1月18日，共青团中央的知乎帐号回答了“玩Dota真的纯浪费时间么？”的问题，收获了 5000 赞，这也是其知乎帐号赞数最高的回答之一。而在去年10月24日，共青团中央旗下青微工作室制作的游戏《重走长征路》成为了橙光游戏当周分享排行榜第一。
关注电子竞技，介入游戏圈纠纷，自己发布游戏——这并不像是一个国家级群团组织会做出的事。但细细分析，共青团中央与游戏有关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显现出其组织性质与意识形态功用。
为什么共青团要关注Dota？
从2003 年起，电子竞技就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承认的竞技项目。十几年来，在中国的主流视野中，电子竞技的大众接受度也日渐提高。除了玩家群体扩大、赛事愈发规范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电子竞技，是十几年来中国代表队极少数获得世界冠军的集体竞技运动。
尤其是在 Dota 2 这个项目上，中国俱乐部获得了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 Dota 2 国际邀请赛的冠军，每一次都令中国玩家热血沸腾欢欣鼓舞。2016 年 Wings 战队夺冠后，队员身披中国国旗的照片被广泛转发。
竞技体育向来与“国家”“民族”等话语密不可分。相较于足球、篮球方面的颓势，Dota 2 的中国奇迹显然是一次民族主义在运动领域难得的宣泄。
共青团中央会抓住这个机会，简直是理所应当的。想一想“共青团”的全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自然热血且喜好娱乐，共青团中央的新媒体机构也普遍是年轻人，根据各个媒体的报导和共青团中央自己的披露，其平均年龄在 25 岁上下，恰好也是国内 Dota 粉丝最为集中的年龄层，他们操作这个话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密不可分。在当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话语早已失色，基层的集体组织几近崩解，对于年轻人来说，感受“集体”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游戏中的组队配合。共青团中央谈论 Dota，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弃置失效的共产主义话语，而将游戏中的“队伍”，与国家、民族挂钩。
团中央在知乎回答里是这么说的：“比象棋更加先进的是，DOTA 更加像一场真正的战争！所以它可以更加贴近历史！就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立国之战！朝鲜战争！当我们穿越到1950，把北京贴到世界之树和帅的位置，把华盛顿贴到冰封王座和将的位置，仁川登陆，就是联合国军的车马炮堆到了上路高地！第七舰队横插台湾海峡，就是下路兵线被断！”
这种比喻未必贴切，因为它抽出游戏的几个名词概念，又抽出几个历史事件，将其强行对应，实际上是把游戏强行嵌合在国家意识形态所塑造的扁平化历史图景中。但因为“战争”、“游戏”的刺激性，这种比喻又相当具有感染力。
在比喻之后，团中央又发出号召：“少年！这个时候你不应该买活参战？@老兵尹吉先 们立刻准备！这个时候你不应该 5TP 回援？钱学森们马上响应！你还在贪恋那几个人头？你还在野区FARM 自己那几根树枝？”
“算了吧！没有队友你什么都不是！没有团队你什么都做不成！没有祖国的强大，你有什么荣耀！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就是Defense of Our Home！”
这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没有国家你什么也不是”，进而屏蔽“保卫谁？”、“谁受益？”、“是否值得保卫？”、“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究竟有何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本是用来解构僵化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
当亚文化群体进入主流
如果把视角拉远一些，共青团中央试图借谈论 Dota 来播散国家意识形态，这事儿不免有些反直觉。当下中国的电竞选手们大多来自“社会边缘”，十几岁辍学在社会上浪荡，而电竞粉丝们绝大多数也不被主流看好，“玩游戏”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家长眼中仍然是件恶事。如果放到六十年代，这些年轻人就是嬉皮士，“日天日地日自己”，冲着那些压抑他们的事物怒吼：去你的主流、家长、国家、政府……
问题是，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亚文化群体的反抗性非常弱，威权政府压制反抗，学校和家长完成规训，而消费社会本身会解构和削弱反抗。动漫圈、游戏圈和明星粉丝圈，所求的大多也就是小心翼翼地避开来自主流的鄙弃目光，闭门享受自己的乐趣。
而这样“岁月静好”的日子往往也不能持续，中国的威权传统赋予了家长对于子女的无限处置权。杨永信及其“网瘾戒治中心”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事实上网戒中心通过电击、磕头操、批判大会所“治疗”的对象，不仅是所谓的“网瘾少年”，还有同性恋、不婚主义者以及其他与“主流”不相容的年轻人。
“网戒中心”实际上是政府、监狱和学校的合体，处在整个中国威权结构的中层，其下是一个个家庭，其上是更高一级的国家机关及其支配者。年轻人的亚文化群体直接受到下层和中层结构的压制与规训，一部分人无法忍受。当他们试图反抗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会选择向上看。
这也是“小粉红”等新一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群体诞生的根源之一。“翻墙远征 Facebook”的主力是动漫粉、网文粉等亚文化群体，国家默许并鼓励这种行为，这让亚文化群体有了一时的自由，并获得了“参与历史”的宏大叙事使命感。
共青团中央为翻墙远征喝彩，赢得了“小粉红”的心。这是一个亲切、年轻的同类，并且它还处于安全的高位，拥有各种权力——就像女性向网文中时常出现的那种世家公子。而在 2016 年下半年媒体抨击“网戒中心”的高潮中，共青团中央也谨慎而及时地说了“公道话”：反对电击，反对“网瘾”的简单提法。这就让那些被学校和家长压抑的年轻人们感到出了一口气：毕竟是上层机构发言了。除了那些最惨重的网戒中心受害者之外，大部分外围的轻度威权受害者都放弃了对威权本身的反思和抵抗，进而团结在共青团中央周围。而当共青团中央谈论游戏时，这种效果就更明显了。
与摇滚乐等此前所有的亚文化媒介不同，游戏几乎天生适合成为一种规训工具：它更侧重体验，轻视表达；不论是键鼠操作还是手柄操作，都容易形成身体记忆。在电子游戏最初在中国流行时，国家级媒体曾经痛批其为“精神海洛因”——由于迅速的反馈和感官刺激，游戏的确是强成瘾性的。
只不过固化的“主流”不接受它，家长诉诸“网戒中心”来进行强制规训，目的是让年轻人“重新做人”、“努力上进”——某种意义上是“望子成龙”，让子女在威权等级秩序中向上攀登。但这反而将游戏亚文化群体一时间逼到了“主流”的对立面。
当这一代年轻人逐渐成长，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主流”开始让步，而最上层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关将他们逐步收编，让“游戏”归于原有的工具性位置。
有什么比 Dota 更好的呢？在封闭的战场里，一局又一局，不问目的地无尽战争，投注参与者所有的智力和意志。它能够宣泄荷尔蒙，维护稳定，并且教育年轻人，关于战争的目的，应当听从“国家的意志”。
共青团所隐瞒的那些东西
在敖厂长事件中，共青团中央这样表态：“年轻人，不要怕，你所在的国度终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理有据的言论自由注定是我们最神圣的权利和共同抱持的信仰。要知道，你们怎样，祖国的未来便是怎样。你若不曾灰心，祖国便充满希望。”
矛头所指，自然是资本。联系共青团中央之前声称的“赵薇公关删帖”，它自然是站在政治权力的立场上，抨击资本对于公民个人权利的威胁。讽刺的是，共青团中央还小心翼翼地在“言论自由”前加上“有理有据”四字，生怕自己犯政治错误。
然而事件的结果却显得乌龙：《盗墓笔记》页游开发商“游族”之后发布了澄清公告，放出了聊天截图，截图显示并不存在所谓的“威胁”，而是敖厂长在接受了游族的公关后，想要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于是对外声称是被迫删视频。根据我对游戏行业的了解，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几乎不会有厂商会采用“威胁删除”的方式来解决此类问题，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搞定“威胁”之后的一系列麻烦事。
游族澄清后，共青团中央一言不发。实际上，威胁玩家和主播删帖，这样的事情反而是共青团最有能力做，甚至不会有人敢于去揭共青团在游戏方面的污点。
共青团不仅是一个群团组织，也是一个经济实体。共青团旗下有名为“中青联创”的基金，除了“支援青年创业”之外，也在各个领域进行投资。在游戏领域，共青团最为著名的公司是“中青宝”，而中青宝最为著名的游戏名为《300 英雄》。
《300 英雄》也是一个类似 Dota 的对战游戏，事实上游戏的地图、UI，大量抄袭了腾讯代理的游戏《英雄联盟》。而所谓的“300 英雄”，形象全部来自于日本动漫、欧美电影，并且没有支付任何版权费。其中有相当多的形象，例如《火影忍者》的人物，在国内是由腾讯等大公司代理，然而就算以腾讯的法务实力，也不敢在此方面进行维权。而通过这些无成本的形象，《300 英雄》吸纳了大量玩家，低调地创造着不斐的收益。
也就是说，共青团从这家流氓企业里获得收益，自身属于国有资本。而在明面上，它还怒斥民营资本（尽管游族也的确做了缺德事），并且在知乎上借游戏宣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
这才是近年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令人厌恶之处。当宣传的调子越高，所试图染指的领域越多，其遮蔽的部分也就越多。当威权的顶层用慈爱和“理解”的幻象塑造出底层的新偶像，它们同时也在吸取底层的精神供养和物质供养，并在实质上支持着中层威权机构对底层的压抑与规训。
在国家的利维坦上，长着无数张微笑的面具，共青团中央，只是那个笑得最甜的而已。
（楚大毛，游戏从业者和行业观察者，暂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