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为陈冠中于香港中文大学思托邦讲座的发言草稿，原题为“自由主义与左翼”，经作者授权刊载。
周保松教授定下的座谈题目是“自由主义与左翼”。文青爱套用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一篇短篇小说的名字：“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今天大家也会问：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和左翼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
这次座谈，每个讲者有半小时个人发言时间。我知道这已经是很奢侈的了。
但只有半小时，光用来检讨批评自由主义的理念都不够，较完整的检讨批评左翼理念也不可能。如果只用来数历史上广义自由在现实行为表现上的谬误，也同样不够，如法国大革命期间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之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的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同样，如果要检讨各种左翼、左派在过去两百年的谬误与罪行，则可以说是罄竹难书，要说个没完没了的了。
不过，我不能接受的，其实是一切非自由（illiberal）的主张，反对的是一切反自由（anti-liberal）的理念，特别是一切极左的理念，一切极右的理念。现实行为表现里，上世纪人类所犯的最大罪行，最严重的，就是绝对反自由的极左和极右的行为，这点绝不含糊。
相对于极左与极右，极左肯定会认为我是右派，因为除他们外，人人都是右派；极右也会认为凡不同意他们的都是左派，我当然也是左派。甚至，相对于反自由的一般左派，我的立场是在他们之右，相对于反自由的一般右派，我就在他们之左。换言之，我这种立场的人是常被左右夹在中间的，同时因为我是反对反自由的左右派的，故此大概可被归入自由派了。
急进的中间派
但我并非完全是“被自由派化”、“被左翼化”、“被中间化”的。我要主张的这个立场是积极而且实质的，学者刘擎称之为“急进的中间派”，这在拉丁文叫 “via media”，华文也有一个古老的说法叫“中道”。下文说到这个左翼自由中道，不仅在政治上站得住，而且具有很丰满的学理传承。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守住这个位置，并为之作出伸张。
自由派内部也分右翼和左翼。相对于自由派的右翼，那我只能是自由派的左翼，虽然自由派的一些偏激右翼人士往往不承认自由派左翼还算是自由派。但他们弄错了，错在对自由主义的非历史化理解。自由派的右翼不能垄断对历来自由主义的解释，正如极左或马恩列托斯毛主义并不是左翼仅有的所有选项。
我是愿意为被自由派右翼认为是左翼的中道自由主义而辩护的，政治主张上它指涉着丰满的19世纪中以后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与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
诚然，谈论自由主义，也可以从伦理哲学、美德价值、生活作派、个人气质等等角度去谈，或者分范畴而论，如已故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说自己“经济上是个社会主义者，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在今天这个难得机会，时间关系，只能从政治思想角度谈一些线索。
自由主义的发展
自由之理念源自古希腊，但“自由”一词则要到欧洲中世纪后期才出现。希腊的古代自由，正如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贡斯当）在19世纪初指出，并不能等同于现代所倡的自由。现代早期英法的议会宪政、分权限权、人身保护令、私有产权和世俗主义，都是为了制约绝对君权国权和要求宗教宽容而被倒逼出来的，可以说是一系列回应时代挑战、应运而生的主张，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政权专制的缓和（moderation），为的是在现实尘世建立一个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所说的“不完美的花园”（imperfect garden）。
在中世纪后期与现代早期的自然法思想家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铺垫推动下，现代自由到了启蒙时代有了一个更清楚的定义，可以用康德后来的术语 ──人的“自主”（autonomy）──来概括。政治哲学而言，17世纪末期的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与洛克（John Locke），以及18世纪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与苏格兰道德家，都做了突破性的基础论述，以至19世纪西欧（包括英格兰）的哲人和政治家能够自觉地发展出一种正名为“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这确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一大发明，也可说是人类思想的一大成就甚至一大奇迹。这个第一波的自由主义叫“古典自由主义”。
不用说，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早期家族成员之间既有极为相似之处，也有颇大学理差异。譬如说，同样是在19世纪上半部，法国的自由主义发扬者如康斯坦、斯戴尔夫人（Madame de Stael）以至保守的“信条派”自由主义者如基佐（François Guizot）、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都比较重视人与社会的互动与共和传承，而没有过度偏向于英国自由主义者引以为据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到19世纪中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自由主义一度被认为失去了中道，袒护着有产阶级的特权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并诱发滋生出对它的反动，即威权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民粹主义等，及后从而病变出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式共产主义──后两者都是彻底反对英美法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
这种以自由主义为名的放任资本主义（一度被称为“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在1873年间接导致欧美以至全球的一次经济大萧条和失业潮，也再倒逼出从19世纪下半部（可以追溯至约翰．米尔；John Stuart Mill）开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修正，当年也曾称这次修正的自由主义为新（new）的自由主义，故也可视之为第二波自由主义。这波自由主义包括英国的“社会自由主义”，美国的“进步主义”、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费边社式“改良主义”和欧洲的“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社会民主主义”。这时期古典自由主义也“被迫”接受“左翼”的民主主义，逐步迈向男女全民普选，以至现在自由民主常被混为一谈，而且两者在很多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制度上合二为一、相辅相成。
这种“左翼”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即第二波的自由主义，到20世纪已成为自由主义理念上的中道主流。它要克服的是19世纪放任资本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20世纪极右翼专制的法西斯主义和极左翼专制的共产主义。第二波中道左翼自由主义是不同意反自由、反议会代议民主的左翼主张的，固然也反对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运动，更反对列宁托洛斯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及之后的共产党专政。
这一波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的“左翼”自由主义新理念，政治学家詹姆斯．克洛彭伯格（James T. Kloppenberg）在《不确定的胜利》（Uncertain Victory）一书称之为 “via media”（中道思潮）──哲学上调和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这种中道思想是反基础论的，带着一种自觉的不确定性和非教条性，从事的是一种根据历史经验与非目的论的理性智能、继承古典自由主义原则而结合民主实验的改良政治。它没有奔向乌托邦的大蓝图，而只是如中道自由主义思想家杜威（John Dewey）所说：“相信智能是有能力去想像未来的：基于值得保留的那部分现在，从而作出对未来的一种投射，并为实现这样的一种未来而发明所需要的工具，这是我们的救赎。”
第二波自由主义大家
1870年代至20世纪二战前，第二波自由主义中道思想有了丰满的论述铺垫，其中大家包括：
哲学家：美国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亨利．希基维克（Henry Sidgwick）、杜威（John Dewey）；英国的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德国的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社会政治思想家：英国的韦布夫妇（Sidney & Beatrice Webb，魏柏夫妇）、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霍布森（John A. Hobson）、陶尼（Ricard Henry Tawney）、威廉．卑弗列治（William Beveridge，威廉．贝弗里奇）；德国的韦伯（Max Weber）；法国的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阿尔弗雷德．傅里（Aflred Fouillee）、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意大利的卡洛．罗塞利（Carlo Rosselli）；美国的莱斯特．沃德（Lester F. Ward）、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基督教社会神学家华特．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
经济学家：英国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剑桥学派，美国的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和二战后大部分结合新古典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德国的亚历山大．罗斯托（Alexander Rüstow）（和二战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派），瑞典的贡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
政治家：法国社会党的尚．饶勒斯（Jean Jaurès，让．饶勒斯）、瑞典社会民主的亚尔马．布兰廷（Hjalmar Branting）；我会把第二国际修正派的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也算在内，作为中道自由主义可包容的左翼。
中国：49年前有张东荪、张君劢、萧公权、罗隆基、胡适。
中道自由主义思想是反专制的，也是重视个人自由与权利平等的，主张正义公平，也要求赋权全民（可参看近人罗尔斯（John Rawls），辛（Amartya Sen）与纽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自由主义中道结合了古典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并较能够兼容着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多元主义、多文化主义、福利主义、世界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甚至人文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体现有家族类似性的、支持自由民主宪政和备有社会保障的国民共同体的政治思想主张。
到二战后，中道自由主义取得颇大的胜利，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大多采用新政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式政体。民主社会自由主义是二战后西方政治和理念上的中道主流，至今依然，这点很多人都忘了。
第三波自由主义者的任务
今天与未来的中道自由主义者要做的……不是妄自菲薄，让位给各种反自由的意识型态，或屈从于两大霸道强权，一边是以自由为名强取豪夺为实的九头蛇许德拉，一边是反自由、威权专制的海龙利维坦。
1980年代后，第二波的中道自由主义却在媒体话语中常被“新自由主义”的凶猛反动所遮蔽──这个市场原教旨式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偏激的、非中道的自由主义。这样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又被认为是新（neo）的自由主义，这是一般人包括一些反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对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化缺乏认识的误导性说法──这次的“新”自由主义只是对19世纪中放任资本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强行转型回归，并且一如上次，又诱发出2008年经济大风暴和左右翼两边反自由的民粹主义。
市场原教旨“新”自由主义抬头后，80年代至今在欧洲和中国的政治话语里，自由派往往被矮化等同这种自由市场右派，而在美国则出现另一种颠倒，自由派被放任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认为是经济政治上主张大政府干预市场、社会文化上采取宽容放纵态度的左派。
在今天国际关系多极化、文化宗教跨境化的后极权、后殖民、后冷战、后共产、后美国、后白人的全球化时代，受到左右翼民粹、排他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各种新型专制的诱惑，以及面对三大全球力量（资本、科技与生态）的重大挑战，有人认为自由主义理念已经过时，社会民主体制难以为继。但如果你用心的上下左右求索，结合历史经验与实际智慧，你或许会认为在当今的思想市场上，大部分的反自由的政治主张是值得怀疑的，并不是值得信任的选项，然后你或会同意说，较可取的政治理念，最丰满的政治思想资源仍是来自──经常被遗忘、被看轻、被简化的──中道的自由主义，哪怕自由主义在学理上可受批评之处甚多，而现在以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为名的旧政策旧方案已经显出严重的不足。
所以今天与未来的中道自由主义者要做的，正是学习前面两波、艰险我奋进的自由主义先贤，为第三波的自由主义中道做出理论和政策的创新，回应新时代的严峻挑战，而不是妄自菲薄，让位给各种反自由的意识型态，或屈从于两大霸道强权，一边是以自由为名强取豪夺为实的九头蛇许德拉，一边是反自由、威权专制的海龙利维坦。
（陈冠中，香港作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