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创业的前几年，沈奕妤不太清楚自己在干嘛。
她和高中美术班同学合作，想要创一个台湾设计、台湾制造的服饰品牌。她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梦想、规划产品，但是到了实际量产时，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台湾的本地工厂。她们从 Google 开始，一家一家拜访，靠着一个推荐另一个，才发现台湾有那么多微型工厂，连 Google 都搜不到。
长时间摸不着门路的日子之后，32岁的今天，沈奕妤的公司已经成长到30多人，自有品牌“印花乐”如今已是小有名气的生活杂货品牌，卖抱枕、购物袋、笔电包、布料书衣等布制杂货，其中尤以台湾八哥印花布和餐垫组合最为知名，一度还成为总统大选时的受邀纪念品。与品牌合作的工厂都在台湾本地，最远也不超过车程6小时。这令她的新加坡朋友非常羡慕：对新加坡设计师来说，不出国就能找到代工厂，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一点，也让沈奕妤心存感恩：身在拥有制造业基础的台湾，内需市场虽不大但也不小，创业者只要投以足够努力，便有机会在初创阶段活下来。
但最近2、3年，新的挑战又出现：随着品牌升级，代工厂的出货品质，似乎已经跟不上需求了。
制造业应搭着新创品牌顺风车再创高峰
我和沈奕妤约在台北大稻埕见面，她们公司的第一间门市就开在这里，比邻台湾最大的布料批发中心——永乐市场。门市很热闹，即便是周间的上班日，浓浓的台湾风情制品，也吸引了不少来自日本、香港等地的过路游客专程造访。
不过，沈奕妤却不太愿意强调“台湾制造”了。拿起一块印上渔船和渔网图样的花布，沈奕妤向我解释：“不要误会，我们还是在台湾设计，在台湾生产，这依旧是不变的事实。‘台湾制造’当然可以是品牌的一部份，但并非挂上‘台湾制造’就一定是品质保证。”
她起身找来一个布包，指着拉链处问我：“你有注意到，这里好像有点凹下去吗？”
“确实有一点。”我这么回答，虽然我一时并不觉得那是什么显眼的大问题。
“这就是关键了，它不应该出现这个状况。国外的工厂可以把这个细节车得又直又平，但是我们合作的工厂却告诉我办不到，就算我愿意支付两倍的费用，他也不敢答应我。”沈奕妤忧虑地说：“问题就是，当品牌做得越来越大，客人越来越有要求时，这样的小瑕疵，可能就会让品牌无法继续走下去。”
把整件事从头思考一遍后，沈奕妤发现，问题出在她找不到规模刚刚好的代工厂，可以处理公司现在的需求。她接触过的供应商，要不就是规模超大，什么设备应有尽有，但只愿意接受足够大量的订单；要不就是规模太小，虽然乐意接单，但技术和设备不够齐全，许多环节无法尽善尽美。就像趋势学家大前研一形容过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一样，在沈奕妤看来，台湾的工厂世界，统计分布上也越来越像一个两头凸起、中间凹陷的英文字母 M。
“这几年，我看到台湾想要自创品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大家就像当年的我们一样，只要找到愿意配合的小工厂，多少有机会走过草创阶段的艰辛。”沈奕妤有感而发：“可是下一个阶段就不一样了，小工厂的师傅们都老了，做了那么多年也真的累了，当你开始想要升级、想要有更严格的品管时，他们已经跟不上了。每当设计师提出新的要求，十之八九都会得到一句：‘做不到。’但我们不是技术底出身的人，根本不知道小工厂是真的做不到，还是没有意愿做。偏偏在这个缺工的年代，年轻品牌都不敢开罪工厂或师傅，最后只好摸摸鼻子迁就对方。”
沈奕妤把近来的体会贴上网络，她写道：“品牌绝对需要制造业的支撑，才有可能真正成长茁壮；白话一点说，只会设计，做不出东西来是没有用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台湾的制造业不正应该好好把握这前所未有的时机，与新创品牌们一起，重新再创造一波双赢的高峰吗？……悲观一点说，如果台湾的制造端没有把握住这个升级转型的时机点，恐怕从此以后，历史不会给第二次机会了。因为这一波好不容易突破沙地长出来的品牌之花，一旦无法吸收养分而枯萎，连种子都无法留下。”
这篇文章引起许多回响，也有素昧平生的陌生网友，留言来给她打气。但是其中只有一个人，读完文章后特地买了车票从台南北上，只为了告诉沈奕妤，她碰到的难题不是没有解方。
李小柏则知道，沈奕妤感受到的工厂 M 型化，有地理上的落差：设计师云集的台湾北部，订单多，有经验的车缝业者少；本是成衣业重镇的南部，却仍有许多待过大型成衣工厂，底子真正扎实的车缝师傅，自从被资遣后，仍在等待时有时无的工作上门。
这个人是41岁的李小柏，台南原创帆布包品牌“广富号”的创办人。
和沈奕妤一样，20年前，她也怀着贩售自家设计衣服的简单梦想，从台南起步。如今，台南最为人熟知的形象是观光、美食以及浓郁的文青气息，但是当年，它也曾经是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出口世界各地的纺织和成衣制造，是这里的金牌营生。
“你可能难以想像，以前南区福吉街那一带，曾经是整个里、每一户人家都在从事成衣周边产业。有人车缝、有人钉扣子、有人卖线、有人贴衬、有人印花、有人刺绣，每道工序都找得到专门的代工厂。”
“现在还有剩下一半吗？”我问。
“错了，你应该问，现在还有剩下百分之一吗？”李小柏半年前才将工厂迁离原址，在她离开时，整条巷子只剩下一间从事网版印花的小工厂了。
创业头几年，李小柏的服饰事业经营得颠颠簸簸，店铺以倒闭收场，她干脆自己跳下来开了工厂，凑巧抓住了世纪之交的转型契机，才又靠着专门承接少量多样的订单，勉强站稳了脚跟。
“你还记得以前流行过本土的潮牌服饰吗？在我开起工厂后，这些人的订单帮了我很多。全盛时期，我手头上有十几家主打潮牌服饰的客户，前景看似大有可为，但是8、9年前开始，突然间，它们又一家接着一家倒闭了。”李小柏回忆道，“我想再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的客人都快被‘快时尚’给打垮了，必须想个办法让工厂存活下去才行。”
李小柏想出的办法，就是从成衣代工完全撤守，转攻“快时尚”还没有侵入的帆布包市场，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广富号”。
李小柏曾经在海外参展的场合上，见过沈奕妤几次。身为一名在工厂打滚近20年的经营者，她知道“印花乐”碰到的车缝瓶颈，仅仅是找错工厂而已，专程北上，就是想告诉沈奕妤，至少在她的家乡台南，仍有许多可以帮她解决问题的人。
此前，沈奕妤在北部找到5间微型工厂，能够帮她将花布车缝成生活用品，但是这些工厂大多只有3、5个人，没有自己的打版师、打样师，而且业务种类极其庞杂，既要绣学号，又要车布包。李小柏则知道，沈奕妤感受到的工厂 M 型化，有地理上的落差：设计师云集的台湾北部，订单多，有经验的车缝业者少；本是成衣业重镇的南部，却仍有许多待过大型成衣工厂，底子真正扎实的车缝师傅，自从被资遣后，仍在等待时有时无的工作上门。
“问题是我该怎样找到那群人？”沈奕妤问。
“你要在报纸上登广告，而且要登地区性报纸才有用。”李小柏说：“师傅们不会上人力银行网站，但她们会看地方报纸上的征才广告。你只要在上头注明‘包包车缝外送’，就会有感兴趣的阿姨找你联络，还会把自己的姐妹淘都拉来一块帮忙，”就像某个地下结社的秘密联络管道似的，虽然老派，但是管用。
1987年是台湾政治史上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解除了长达38载的戒严，松绑了政治结社和言论自由；但是这一年在台湾经济史上的意义，同样不逊于政治史：长期的外汇管制总算获得松绑，企业主被允许转赴海外投资。在这个背景之下，新台币大幅升值，主攻外销的台湾成衣业者，便趁着解严的机会，相继出走薪资水平、汇率条件都更有利可图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
李小柏当年就是这样找到黄春薇，台南数一数二经验丰富的打样师傅。
我在台南见到黄春薇时，52岁的她大病初愈，刚从鬼门关前走了一圈。 “一听说我病好了，老板马上打电话来求救，说妳再不回来，我们这边都乱成一团了。”黄春薇故意将嘴巴一噘，慢条斯理道：“我告诉她，你们乱成一团，是你们家的事，甘我什么事啊。”说是这样说，她还是很快回到这间让她有点骄傲的工厂，继续带领一群和她相仿，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车缝师傅。
在“广富号”的工厂里，黄春薇除了是生产线上的组长，还是不可或缺的打样师。这份工作必须在没有现成样品参考下，将打版师剪出来的布料裁片，以最经济、省力的方式车缝起来，并且规划出未来的量产流程。在成衣业里，能够担任打样师的人，往往都是同僚中缝纫技术最优秀者，缝制过女装、童装，也学过打版技巧，了解工厂完整需求的黄春薇，正是担任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
7年前，李小柏决定从成衣代工中抽身，将产能转移到帆布包的生产之上。这是一个看似平凡，实则经过精密算计的决定。李小柏想过，台湾能够生产帆布包的厂商并不多，市场空间还算大。帆布材质比一般布料更加厚重，使用的缝纫机、车缝技巧，和成衣不太相同；此外，这一类商品受到流行趋势的干扰，相对也比时装来得小，不用考虑太多关于款式、尺寸、换季的问题。
不过李小柏这个决定，却苦了黄春薇，她虽然入行已久，但几乎没有车缝帆布包的经验，这会儿要她从无到有，将设计师的图稿化为实体，意味着许多技巧又得重新摸索。为此，黄春薇连续失眠了好几个晚上，躺在床上只剩一个念头翻来覆去：这块布与那块布，到底该怎么拼接，才会缝起来既省力，看起来又美观？
几年过去，黄春薇已经走过刚开始的撞墙期，工厂以“广富号”为名出品的帆布包，名气超乎她的预期。黄春薇告诉我，每回看到店头有帆布包被客人买走时，心里便会浮现一个念头：“嘿，你知道吗？这个帆布包的第一件样品，是从我手中做出来的呢！”
1980年代初，来自农村、国中刚毕业的黄春薇，迫不及待投入当时如日中天的成衣加工业。在她刚进入职场的前几年，一切好得不像真的：受惠于里根政府（台译雷根）的降税和举债，美国民间消费大爆发，让台湾的外销成衣厂，光是应付美国订单就应接不暇；同时间，获得政策扶植、方兴未艾的电子加工厂，也开始和成衣厂争抢越来越有限的年轻劳动力，一向被视为心细手巧的女性劳工，一时间因为供需失衡变得炙手可热。
那时节，许多和黄春薇同时进入成衣厂的朋友，为了快速改善家境，在按件计酬、多劳多得的条件下，没日没夜地投入生产，她们无暇参加社交活动，就这么独身到了今天。
这一行并没有应许她们一道职涯节节上升的阶梯，仿佛一场第一幕就是高潮的戏剧，不到10年的光景，黄春薇依旧独身的朋友们，和台湾的成衣业一同陷入越来越深的衰退泥沼，转眼之间鬓发已经霜白。
1987年是台湾政治史上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解除了长达38载的戒严，松绑了政治结社和言论自由；但是这一年在台湾经济史上的意义，同样不逊于政治史：长期的外汇管制总算获得松绑，企业主被允许转赴海外投资。在这个背景之下，新台币大幅升值，主攻外销的台湾成衣业者，便趁着解严的机会，相继出走薪资水平、汇率条件都更有利可图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强势的新台币，更是让企业的海外投资，犹如老虎添了翅膀。
也是以1987年为分界点，台湾的成衣厂逐渐出现骨牌般的关门、倒闭潮，此后台湾社会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指标案件多半发生在纺织和成衣工厂。新光纺织、嘉隆成衣、联福制衣、福昌纺织、东洋针织接连爆发的劳工抗争，让这段时期变成多事之秋。
李小柏偏偏在如此尴尬的1990年代，才进入了这一行，比起黄春薇整整晚了10多年。
这10多年的差距，有着很不同的意义。它一来意味着，李小柏连最好的80年代都没经历过，一入行就得在下坡中找出路；二来也意味着，迟早会有一个10年，她会失去这群师傅帮忙，得要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黄春薇有时跟老板开玩笑：“还好妳比我们年轻，一定会比我们晚退休，要是换成年迈的老板，大家天天都得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又得重新找工作了。”
一例一休令成衣劳工钻回微型空间工作
台湾能够发展起纺织和成衣加工业，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纺织原料的棉花、毛料，以及合成人造纤维所需要的石油，台湾都无法大量生产，20世纪中叶前，原料和技术双双缺乏的台湾，在国际纺织品市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是二战结束后，受惠于当年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台湾开始获得美国援助的棉花原料，以及进口纺织机械所需的外汇融资，加上国共内战后，许多原本在上海、山东等地的纺织厂将生产设备迁来台湾，加总起来，为台湾棉纺织业制造了快速发展的契机。紧接着，台湾在官方主导下，策略性建立起石化工业，让岛上也具备了生产人造纤维的条件。由于上游的抽纱、织布，都建立起生产规模，发展成衣工业以充分运用农村流出的劳动力，更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在历史的巧合与捉弄之下，是来自中国、美国、日本，以及台湾本土既存的种种有利条件，令这座岛屿最终在众多后进国家中脱颖而出，造就20世纪下半叶的惊人经济成就。
战后经济奇迹的年代已经远去。到了21世纪初，台湾的成衣业一度出现回春契机，经历1990年代的工厂外移潮，无论是政府或民间舆论，都口径一致地强调起美学经济和建立自有品牌的重要性。短短几年间，台湾各大专院校纷纷成立设计科系、院所，服饰圈也陆续出现年轻人以“潮牌”或“文创”为名，创业贩售自己设计的商品，摩拳擦掌准备建立起新世代的影响力。
那时节，还没转型的李小柏，便是众多年轻品牌的生产后盾之一。虽然台湾本地车缝师傅老化、产线缺工的问题已经慢慢浮现，但要应付本土新锐设计师的需求，仍属游刃有余。不幸的是，这样的产销结构，还来不及稳稳地成熟茁壮，便又碰上另一场身不由己的外在冲击。
2005年，调控全球纺织品贸易平衡30年的“多重纤维协议”（Multi-Fibre Arrangement）宣告落幕，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撤除配额保护，好让纺织和成衣市场，进入全面性的自由竞争。
在历来的国际贸易谈判中，吸纳众多就业人口的成衣业，往往是农业之外，最容易激发保护主义情绪的战场。因此，在欧、美主导下，“多重纤维协议”长年以分配贸易额度的方式，限制特定国家能够外销的最大数量。对后起之秀中国大陆来说，“多重纤维协议”是一项绑手绑脚的规定，使它必须自我节制生产，不能毫无限度地破坏市场价格。反之，对欧、美各国来说，这等于间接保障了国内的就业机会，也让一些劳力成本较高的生产地，比如台湾、韩国、香港、澳门，在获配到的贸易额度内，仍可雨露均沾，有机会打进欧、美市场，也让固守本土的成衣业者，留有最后一隅生存空间。
2005年之后，失去“多重纤维协议”约束的全球成衣生产链，加速集中到少数劳动成本较低的产地去。“快时尚”正是在这个机遇中崛起，一时风头无量。
这些品牌之所以能够“快”，是受惠于供应链管理更加集中，产品交期可以更加压缩；之所以能够平价，是因为全球市场益发通行无阻，累积起来的大量订单，更能够压低平均生产成本，并让负责代工的大型厂商，胆敢升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无怪向来让人感觉过气、技术门槛不如生技和半导体的成衣产业，会在过去10年造就出一名全球首富和一名日本首富。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硕果仅存的成衣业劳工，生存空间则愈发狭隘。
一场午餐饭局上，在台南经营设计工作室的黄薇向我诉苦，自从一例一休政策上路，台南还残存着的成衣厂，因为不堪成本超出负担，又倒了大半，许多资深的女性劳工，未受保护先蒙损失。
台湾成衣业的利润，因为国际竞争已经变得极其微薄，任何一点成本的增加，都可能让工厂营运转为赤字，老板不敢再聘请任何员工。至于无法重新回到工厂体系的劳工，只好自己添购二手缝纫机，或是进入连工厂都算不上的微型家庭代工所，等着车缝案件自己找上门来，而且还得接受比从前更差的代工价格。
宛如一场吊诡的玩笑，当年在纺织、成衣业劳工的抗争下，台湾补强了许多劳动法令的漏洞，结果多年过去后，许多仍在这行工作的中、老年劳工，却被迫分散至更微型的空间——比如自己家里面——在没有公司劳、健保的保护下，靠着零星的外包车缝案件维生，早已不在修改后的法令保护之下了。
李小柏总是自信地说：“日本人不是很喜欢讲‘一生悬命’吗？用拼到底的精神做好一件事。我觉得我们也要培养这样的职人精神，不管经验多老道，仍然要不断精进，要求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台湾已经失去跟人家拼大量生产的机会了，没有大量、稳定的订单，哪个老板敢投资大笔钱去更新设备、提高自动化程度？我们所剩无几的出路之一，就是效法日本和义大利，走精致化的路线。”
这是李小柏的理论。在她看来，台湾只剩一条路可以走：先拉高产品的精致度，争取愿意花钱买品质的消费者，有了这群人的稳定支持，品牌经营者才有可能给予上游工厂更好、更稳定的合作条件，诱使他们同意升级机械设备、投资训练更多新人，重新启动良性循环。
比李小柏年轻近10岁的沈奕妤，在21世纪接受学院训练，对美感和品牌价值比上一代更加敏锐，对自己也有同样的期许。不过她出道之初，面对的是比李小柏创业时更低落的产业环境，不得不接受手上这副不好不坏的中庸牌卡，期待着在设计、精致品牌上，努力开出新局。
在广富号，李小柏曾经数次当着员工的面，把整批刚车缝好的成品丢进垃圾桶，理由可能只是某条线车歪了，或是布料上的十字织纹没有对齐之类的小瑕疵。
“人的肉眼可以辨别的歪斜，大概0.1公分就看得出来，或许不是所有消费者都会注意这些细节，可是如果不在这些小地方用心，就没办法给人精致的印象。”在公开场合，李小柏总是自信地说：“日本人不是很喜欢讲‘一生悬命’吗？用拼到底的精神做好一件事。我觉得我们也要培养这样的职人精神，不管经验多老道，仍然要不断精进，要求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广富号”的确赢得了口碑，尽管许多客人慕名来到“广富号”的门市，只是为了拍张照片上传脸书，真的愿意多花钱购买精致产品的人并没有想像中多。但李小柏依然有所收获：“广富号”收到越来越多来自异业品牌的代工邀约，有汽、机车厂商，有便利商店，也有电影公司。大家找上李小柏谈合作，希望“广富号”能帮它们制作帆布纪念商品，有些厂商甚至还会提出联名请求，希望和“广富号”强调做工细致的名气挂钩在一起。
李小柏希望自己能在职人精神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只是偶尔，她还是会不小心泄露自己的徬徨。“我已经41岁了，20年来都泡在工厂里面，一辈子只会这么一件事……‘一生悬命’算好事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怕台湾没有同样的条件，无法像日本一样养活那么多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