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峰乡的柳杉林里，梁国兴的脚步稳健，山地的坡度丝毫没有打乱他的呼吸，就像在林务局未介入前，他们已经依照自己的节奏运作多年一样，除了一直走，别无他法。
梁国兴是正昌制材厂的第二代经营者，他指着工厂大门说，“年轻人看到你这工厂又没冷气、又是木屑满天飞，还没走到门口，转身就走了。”语毕低下头，梁国兴喃喃地说：“没有人要做啦，就是这样啊⋯⋯”
正昌制材厂是台湾如今仅存的160多间锯木厂其中之一。董事长梁兆清29岁开始与人合伙经营木业，一晃40多年过去，如今他已经70多岁。和梁兆清合作20几年的伐木工班，人人也都超过50岁。五峰乡上的伐木现场，只见一人熟练的驾驶怪手，机械手臂像是工人五指的延伸，流畅的夹起端放在陡坡旁的林材；另一人则是目测怪手送到眼前的木头，迅速在笔记本上记上尺寸与数量。
“以前一个工班还有7、8人，现在只剩2、3人。因为伐木的工作不是天天都有，收入不稳定又辛苦，大家当然选择转做别的工作，年轻人也不进来，只剩下老师傅。”问他为什么愿意在高成本、低利润的生态下，40年来坚持租地造林使用台湾木材？梁兆清只淡淡地说，“工人都跟着我们这么久了，不能不照顾人家……，我们没有想很多，只是希望工厂开门大家都有饭吃而已啦。”
可能早已习惯了这个行业的萧条，一问一答之间，梁兆清没有太多情绪，像一阵风吹过了树梢，树叶动了动。
15年前，台湾还有1250家锯木厂，现在只剩160几家，内部工作人员平均年龄55到60岁。木材公会理事长许庚龙日前接受官方委托做了一次全省锯木厂普查：“每一个厂听到我们要去访调，都千篇一律的说：‘有什么好调查？就要做不下去了啊！’”
梁兆清和许庚龙投入林木行业时，台湾林业正逢狂飙时期。他们都亲眼见证了当年如何掏空山林资源换取经济资源，同时也受累于如今看来似乎“矫枉过正”的保育政策。一路走到今天，林业政策又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曾经一座山能养活整个庄
台湾本岛面积3万6千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与日本相当。现代林业也起于日治时代。
1912年的圣诞节，初启的阿里山小火车奔向二万坪，将原木一车一车的往山下运载。火车汽笛为台湾林业鸣枪起跑。之后日本政府开始有系统的伐木工程，伐采量年年攀升。根据推估，1943到1945年间，每年的伐采量逼近100万立方米。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延续了日治时期的伐木政策，透过林木出口争取外汇，山林砍伐的数量有增无减。以1952年到1954年为例，彼时的林业收入占据公部门事业总盈余的28%到44.2%。到1972年，台湾林木年采伐量攀升至180万立方米，接近日治时期的两倍。
梁兆清记得那毫无节制的伐木盛况：每日数十辆卡车载运林木下山的卡车呼啸而过，参天的桧木成了一截一截的圆柱，送进正昌制材厂附近的林务局工作站，再泡进工作站里的大水池。
“小时候我住在新竹五指山上，那时候一间小学600多人，现在只剩9个人。”梁兆清笑了笑，伸出手指比画一阵。彼时一座山养活整个庄，靠的就是山上的活。“我大姐每天清晨搭林务局工作站的车上山去背桂竹，下午2、3点再搭运输木头的货车下山回家。国小毕业没再念书，我就去山上帮人家砍草。”靠山生活做的多是雨淋日晒的粗活，梁兆清说，还是孩子的他有时远远望着山下水泥厂的烟囱，心里总想“有天能在有屋顶的地方工作，不用晒着日头，我就感激不尽了。”
“树不是乱砍的，你要看它倒的方向，不能随便倒。”谈起伐木，郑添富有一肚子的故事，但拿着链锯砍树的手艺，如今已没多少人会了。
林业是木业的上游，和梁兆清同一辈的郑添富，国小毕业后就到桃园大溪当木工学徒，“我们家住板新水库上游，山上生活很苦，所以国小毕业大家都去当学徒，做木工的、做水泥的都有。原本我去砂石厂当学徒，看到他们挖那河床，我心想这样不行，那个河床有一天被搞垮，就不做了。转去学木工。”
“那时（桃园复兴乡）拉拉山的扁柏是最好的，日本人就在大溪设港口，船就停在大溪桥下，把木材沿着大汉溪、淡水河运出去。”一日数百艘的船只往返，让大溪的“崁津归帆”（编按：“崁”是大溪的古名大嵙崁，“津”则是渡口）成了当地特有美景。
木材集散让大溪发展出上下游相关产业，做家具、上漆等手艺群聚在大溪街边，和郑添富一般的学徒，来回在街道上穿梭。“这里的家具师傅，大多来自福州。大溪发展出产业群聚后，鹿港、大雪山那边都有人来这里学做家具。”
伸出双手，郑添富盯着粗糙皮肤上的累累伤痕说，当木工学徒没被器具切伤手、戳伤大腿，吃过几次亏，是学不来那份手艺的。器具在身上切割出相似的印记，“在路上你只要看那人身上受伤的位置，就知道‘这跟我一样是做木工的’。”当了学徒后的郑添富一年只有过节时才能回家，回家前还得先把师傅的房间都打扫干净才准离开，匆匆在家吃过一顿晚饭后，隔日再赶回大溪镇上，日复一日的刨切木料。
好多年后，郑添富有了自己的家具行和锯木厂，没事就带着几包大溪豆干往山上去，找伐木的老师傅聊天，用豆干换来林木相关的知识，并学着如何伐木。“树不是乱砍的，你要看它倒的方向，不能随便倒。”谈起伐木，郑添富有一肚子的故事，但拿着链锯砍树的手艺，如今已没多少人会了。
林木产业空洞化，仅剩纸上作业
林业狂飙的年代，同时也让环境遭到过度破坏，更不乏弊案。
台湾知名作家陈映真日前告别人世，追悼他的文字中少不了提到他创辨的《人间》杂志。1987年《人间》杂志曾追踪报导了一系列林业议题，其中包括“丹大林区砍伐现场报告”，揭露南投信义乡丹大林道周边土地伐木后未能依规定植树，反而改作高经济的蔬菜、水果等状况，让山林砍伐的问题跃入一般大众眼帘，震惊台湾社会。隔年3月民间团体提出“1988年抢救森林宣言”，并发起“森林上街头”游行。
3年后，农委会召开“全国森林会议”，做出台湾全面禁伐天然林的决议，并将每年伐采量限制在20万立方米。台湾林木的伐采量也从1990年的年20万立方米，逐年降低到2012年4万6千立方米。
和台湾限缩伐采森林同时发生的，是台湾的经济发展抬高了人力成本，家具业逐步外移。过去台湾7成的家具业者成品供应外销，美国进口家具的制造国，台湾排名第一。但此时业者开始往中国或马来西亚迁移。
“像我现在客户7成在国外，3成在台湾。这7成国外的客户都是当年外移出去的台商，我就随着他们从中国再到越南。”许庚龙手上的订单，就像一部台商迁移史。如今台湾大宗的木材制品需求，集中在包装材、建材和少数订制家具。
“现在台湾每年进口将近600万立方米的木材，但台湾的自给率不到需求量的1%。”许庚龙说，林木产业早已空洞化，所谓“产业”，其实只剩下纸上作业。
目前台湾进口的林木主要来自马来西亚。据林业试验所统计，台湾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木材出口国。但根据台湾大学森林环境暨资源学系副教授邱祈荣研究，在年平均进口量66万立方米木材中，就有22万立方米疑似非法来源。今年3月马来西亚保护热带雨林人士黄孟祚来台，呼吁台湾政府禁止非法林材进口。
除了大马，越南也是另一个原木来源国。“要去越南伐木，就得要靠关系才能拿到执照。他们的合约是用‘货柜’算，例如执照签约容许你砍50个货柜，但业者通常会多砍，可能砍到52个货柜。多卖的钱就要分他们的官员。”郑添富说道。
过去大伐木时代，政府大量鼓励一般民众投入造林事业，也让国有地开放租地造林，“但是这些租出去的林地都没有整理，树不是种下去就可以，还要砍草修枝。缺乏照顾，一年后草都比树高，种下去的树都死光了啊。”
随着热带雨林的消失，近10年间国际开始对于非法林木祭出管制措施。例如2008年修正的美国雷斯法案（Lacey Act of 1900），明定输入美国境内的木材或木制品都必须通过来源合法性检验。而许多输出国也纷纷立法禁伐自家天然林。“台湾这么大比例靠进口，以后可能会找不到木头了。”多年来靠进口木材加工出口的郑添富，明显感觉到市场已出现波动。
国际来源恐缩减，但台湾木材供应一时半刻却还无法替代这些需求，因为过去台湾木材价格上缺乏竞争优势，让本土木材找不到市场，林业从业人员越来越少，生产端快速萎缩。
导致台湾林业供需断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过犹不及”的林业政策。过去大伐木时代，政府大量鼓励一般民众投入造林事业，也让国有地开放租地造林，“但是这些租出去的林地都没有整理，树不是种下去就可以，还要砍草修枝。缺乏照顾，一年后草都比树高，种下去的树都死光了啊。”郑添富以日本造林为例，“每棵树之间的距离都要算清楚，不能种太密，不然长不好。哪像台湾，种树、砍树都没规画。”谈起台湾的造林政策，郑添富哼了哼。
林务局造林生产组组长李允中也坦言，当年造林缺乏策略，“因为希望能赶快恢复林相，所以选择生长期短的树种，例如砍了桧木却种下柳杉。加上缺乏适当管理，生长过密导致现在很多森林都出现生长衰退的问题。”
90年代禁伐后，林业机关对于林地的政策是“放置不扰动”，规范相对严格，“像是你的林地不能新开道路，要开路要先做水土保持计划；每一公顷的林地也只能有20米的林道⋯⋯，没有道路，林地无法砍伐，最后只能放着随它长。”梁国兴说，即便有厂商想跟林农合作，由林农提供台湾木材，但卡在林地没有道路，没办法运送，厂商有心用台湾木材也没办法。
即便有道路可通，但砍伐需要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有时半个月、有时半年都不一定批准的下来，工期不定，也很难为砍伐下来的木料找到收购厂商。梁国兴直言，繁复的手续增加台湾木材使用上的门槛，大家宁愿摆着不理还比较省事。“台湾人造林种的那些柳杉，都可以供应制作板材、包材，碳化后还可以拿去做户外栈道，要提供台湾的需求绝对绰绰有余。但就是没有建立一个供应链，大家只好都依靠进口。”许庚龙说道。
FSC认证厂商在台并不加分
过去30年间，台湾产木材几乎在市面上消失，只剩下部分厂商还在撑着，而正昌制材厂便是其中之一。
45年前政府开放租地造林后，梁兆清租了约200公顷的土地，种下柳杉，供应自家的制材厂生产栈板等产品。
位于新竹五峰乡的林场，数十公尺高的柳杉林立。经营45年的林地，目前正在进行分区“皆伐”（区域内所有木头砍伐后重新种下新树种）。树木生长期间，梁国兴会雇工除草、修枝维持树木生长环境。长期和梁兆清合作的工班，都是林场附近原住民部落的工人，梁兆清的林场维持了工人们部分的营生。
除了自己租地造林生产林木来源，梁兆清也和林农合作，选购“疏伐”（在一林分达到轮伐期前砍伐对林分没有正面帮助的树木）下的林木。整个厂使用的林木中，进口比例仅约3成，在台湾锯木厂中实属少数。不过台湾木材工料不稳定，品质良莠不齐，一直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明明不是生产高单价产品，但正昌却是台湾第一个拿下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厂商。谈起这件事，梁国兴说，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开幕前，设计大门意象的设计师想要使用台湾木材来制作他的设计品，“当时设计师说他想找有FSC认证的台湾木材，和他配合的包商曾经跟我们合作过，知道我们用台湾木材，所以跑来问我们。”梁国兴笑了笑，当时包商问他，自家木材有没有FSC认证，他一头雾水，“听都没听过。”
FSC认证
后来设计师遍寻不着台湾有得到FSC认证的台湾木材，在包商转介下来到正昌参观，也考察了他们的林场，认为他们虽然没有拿到这项国际认证，但在造林、砍伐等程序上都符合FSC的精神，因此还是与正昌合作，用了他们的木材来制作花博的大门意象。
过了一阵子，邱祈荣也问梁国兴，怎不申请FSC认证？当时梁国兴觉得自家木材并不出口，没有非要拿到这项认证不可的理由，而且做林场调查需要人手，他们负担不起，“后来邱祈荣说他找学生来帮忙，调查了1、2年后，向认证单位提出申请。”
有趣的是FSC的成员到正昌的林场现勘后，反而劝退梁国兴，“他说我们的规模这么小，国外都是一次几千公顷的林地在申请的，我们才200公顷，而且又不出口，应该不需要吧。”梁国兴后来是用“搞不好以后有机会出口”，才说服对方继续完成认证程序。
2015年正昌制材厂成为台湾第一个拿到FSC认证的厂商，但这项认证在推广台湾木材使用上却没有太大的加分作用。梁国兴有些无奈地说：“有客户想用我们的木头盖‘绿建筑’，结果发现使用台湾木材在绿建筑标章里头，并没有加太多分⋯⋯，我还以为会加分很多咧，感觉好像没有很鼓励使用台湾木材嘛。”
要重新利用森林，官方同时也面对着庞大的心理压力。台湾山林当年在各方抗议下，才得以休养生息40年，如今要重启伐木，不免让人担心。“为了避免环保团体有疑虑，我们未来在采伐和造林上，都会引进FSC认证，确保程序符合生态永续。”李允中说。
如今林务局开始想重新把台湾木材推进市场。原因之一说来尴尬：1996年启动的“全民造林”计划在2004年停止，期间总造林面积达3万6千公顷，如今当年奖励造林的契约在2011年后陆续到期，这些树木将何去何从？
但台湾木材市场已经失落了30年，把断裂的供需两端重新接合起来是农委会第一要务，“像是过去我们曾经遇过高雄的家具业者想要找桃花心木，台中的林农想要贩卖手上的桃花心木，但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李允中说道。为此农委会正规画“媒合平台”，企图为厂商和生产者找到彼此，期待未来有了媒合平台，就不怕供需面错过对方。
不过要重新利用森林，官方同时也面对着庞大的心理压力。台湾山林当年在各方抗议下，才得以休养生息40年，如今要重启伐木，不免让人担心。“为了避免环保团体有疑虑，我们未来在采伐和造林上，都会引进FSC认证，确保程序符合生态永续。”李允中说。
只是想要增加林木自产，又能拉抬多少自给率？相较于邻近的日本，虽然台湾和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都在60%上下，但负责林业振兴计划的农委会参事张彬也坦言，台湾的林业自给率绝对无法媲美日本达到30%以上，“我们可以到3%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且在不敌进口材价格优势的前提下，农委会设想的是如何为台湾林业找到高附加价值的市场，和进口的林材做出市场区隔。“我们就是锁定那2%的消费者，今天张忠谋想要什么产品我们就做给他！”农委会企划处技正黄志坚，为这项计划下了这样的注解。
而会如此积极提升林材自给的能量，另一个原因更在于去年张彬参与了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变迁会议（COP21），行前台湾政府提出“自主减碳计划”，其中森林的碳吸存效应也列在里头。但目前进入生长衰退的林木，在碳吸存功能上却缺乏效益。适当的经营人工林使其新陈代谢，减碳的效果才有办法提升。
为了链结起林木供需两端，10月18日，林务局新上任的局长林华庆，携着一班相关业务主管来到新竹横山，先是看了看他们的林场，又在充满木头香的会议室里听着梁兆清细数台湾林业的问题，直到日头隐没才离去。这班阵仗让梁兆清眼睛一亮。“租地造林45年，第一次有林业一级主管坐在这里喝茶，听我们谈林业的问题。”一方木头长桌边，梁兆清倒了杯茶，露出笑颜。
一整个下午的深谈，让梁兆清隐约感觉，台湾林业透出一丝光亮，“以前（林务局）没想到要关心（林业）没关系，今天开始做，那至少下个月应该会比现在好吧。”梁兆清轻轻啜了口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