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下篇已于2017年5月1日刊出，点击此处可阅。
对很多人来讲，工作是一种“不认命”……我觉得，现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认命不认输”
命是结构性地摆在那里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够从里到外地对社会形成新的理解。
执教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项飙今年45岁，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干体力活的。
“我像个调查员，不像知识分子”。
项飙出生于浙江温州，平日往返于英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研究、教学，陪伴家人。近些年，他研究世界各地打工的中国东北移民。随着 90 年代的市场化转型与产业工人的“下岗”，大量来自东北城乡的劳动力，通过中介到外国打工，再回到东北生活。项飙想知道，这些流动对他们和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1992年，就读北大社会学系的二年级学生项飙，来到北京市郊的“浙江村”调查，最终以这里为田野，完成了硕士论文《跨越边境的社区》。项飙在浙江村内部看到新生的变革力量——一种改变社会、突破体制的活力。
硕士毕业，项飙前往牛津读博。初到英国，他决心尝试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题目：研究流散海外的印度 IT 从业者，为此他耗费数年，辗转于悉尼、海德拉巴和吉隆坡之间，险些没能毕业。印度 IT 工人的劳力输出从乡镇到大城市，从大城市到海外，在流动性、个人成功之外，项飙发现了多重不平等：传统的社会分层继续在新的经济模式中改头换面。
研究越做越多，项飙发现自己和文字的关系“不是很亲密”——“我对文本不是很敏感，不是说读不懂，而是觉得看很多当代的研究不太能激发思考，很模糊。”
项飙觉得调查材料像是个在手中跳动的活物，要把它转化成接轨热点理论的学术文章，就特别棘手。
“今天的学院工作，又要快又要拽，我这两个都不行。”
他希望继续探索中国人跟世界的关系——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理解异文化的理念、传统和智慧，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他说，这些工作比想像中难多了。
访谈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你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关注“浙江村”，读博的时候又转向了印度，研究程序员的全球流动，之后又研究东北移民。你的研究一直是“全球”的，这里面有没有一条连贯的主线？
项飙（以下简称“项”）：有，那就是流动，我研究的都是跨区域或者跨国界的人的流动。
我想我对流动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它后头有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大家对“为什么要流动”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为了生活更好。这个“好”，是按照常规的主流意识来定义的，大家说怎么好，就是好。所以你可以说流动在政治意义上是一种保守的生活策略，因为他没有想到去改变大的社会结构，更不用说革命。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流动是一种逃避，因为眼前的问题太困难了，要通过流动来解决。
但是在社会意义上，流动又是很不保守的。人在流动过程中能够做什么，流动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这些在一开始显然是不明确的。按照我们常规的话讲，思想比较开放、比较超前的一些人，才会流动。他要面对很多风险，而且要在流动中创造出许多新的做法，这些新的做法可能在中观和宏观上形成新的制度安排。
所以流动有意思，在于它同时有保守性和非保守性。它一方面会形成新的规则、新的制度，会挑战、改变旧的一些做法。但这些新的做法，不一定形成质的突破变化，它往往又会很快形成新的等级关系，新的不合理的东西。原来人们想通过流动冲破牢笼，但是又会发现有一个新的牢笼出现。
端：在浙江村和东北移民的研究中，你都发现了这种结构吗？
项：浙江村原来有两个特色，一是它和总体的社会体制格格不入，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二是在其内部高度平等。这两个特色现在都在消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产变得空前重要，掌握资产的和不掌握资产的，彼此形成了很大的区隔。这倒不是完全因为流动本身再造了不平等的关系，这也和国家政策的干预分不开。我现在关注的东北移民，可能是更加明确的例子。
端：可不可以举例介绍一下呢？
项：我 2000 年初开始关注东北。那时候我还在欧洲做博士论文，在国际移民组织做短期工作。当时去参加欧盟的一些会，不少人说东北成为了中国新的非法移民的输出地。特别是在法国，这个说法流传得很广。
我当时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因为东北从九十年代的后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彻底地私有化，大面积地“下岗”，下岗的工人拿了一定的买断费，可以拿来出国。所以我觉得把国内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跨国移民联系起来，可能有点意思。
结果等我研究之后，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我 2004 年去辽宁调查，发现这个流动过程是被高度组织化的，不是说是有什么蛇头、非法移民这种组织，而是完全是由合法的中介在操作。而且 2002 年以后，国家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境外就业服务”，开辟了这么一个新的中介产业。中介组织是一层一层的，最高的叫“窗口公司”，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窗口才能走到世界上去，最下层在街道或者在镇社区里，叫“基地”，下面还有联络员。中间当然有不少所谓黑中介，也就是没有政府特许资质的中介，但是这些中介经常都在正规中介的旗下，作为它们的代理而活动。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以出国的费用也非常高，要六七万。所以东北的移民跟我们在欧洲的想像——失业工人非法、无序涌向国外——是完全不一样的。
端：在这种流动里，如何观察到了新的结构产生？
项：我调查的中心问题是，这么一个中介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把个体那种非常急切的，不成型的欲望，要出去求生存的那种欲望，换为这样一个多层级、系统化的管理对象。这里的管理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私有的商业中介成为了事实上的管理者，它对劳务人员进行控制。
一般来说，普通人想出国，其意愿经常是很模糊的，他们怎么下定决心呢？经常是中介在最基层的“腿”，也就是联络员，在底下看谁可能会有出国意愿。比方说，离婚的妇女，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时不时受到非议，就会是一个好的潜在出国者。她有欲望要改变生活，会比较愿意在这方面花钱。
“腿”会跟她暗示，把有关信息告诉她。然后可能会陪着她到“基地”，也就是在县城或者镇上有门脸的中介，去报名。报名后，就形成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就往上一级中介报，最后到“窗口”。
这几个层级，不仅是招聘的层级，还是控制的层级。比方说她去了日本，如果在日本违反了工厂的规定，工厂是不直接跟这个工人谈的，他们会跟窗口公司联系。然后窗口公司找到下面的基地。
这时候，基地和联络员会找她家里，跟（她的）父母或者爱人说，你的家人在日本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如果不悬崖勒马的话，那可能就要被遣送回国，以前交的费用那就全部要泡汤，回国之后中介可能还要采取法律行动。这个一层一层的中介不仅把人招到，让他们交钱，而且还要熟悉出国人员的家庭环境，能够直接给出国人员造成道德和社会压力，从而去规范（出国人员）在海外的行为。
端：这听起来很像你在《全球“猎身”》里面讲到的，印度程序员的求职中介？
项：对，但比印度人的中介要精细多了。印度人的“劳力行”相当于劳务派遣公司，靠把员工派到大型公司做项目而赚钱。他们要控制员工，但是没有像东北的中介那样形成这一系列的社会，甚至是法律关系，把劳工“锁住”。比如有的中介要出国人员找当地的公务员担保。如果在国外跑了，当地的公务员有法律义务给中介赔钱。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新的相当严密的秩序在形成。你出国前的计划、意愿、去哪里的选择、怎么交钱，出国后的行为，三年合同期满后怎么办，都变成管理对象。在表面上，这种新的秩序完全是以市场规则运行的。商业性的中介机构为什么要管你？为了赚钱。但是当你看他怎么去赚钱的时候，他是要制造出一种支配关系，一种社会上和法律的支配关系，甚至是道德上的支配关系的。在这样一个支配关系下面，他才能够拿到钱。
出国打工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那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现象，但是对越来越多新生代就业人口——70后，80后的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越来越由这些微不足道的细琐现象构成的。他们这些人有很强的自我发展的欲望，但是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不和公共机构形成稳定的关系，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知道一辈子将来会怎么样。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群体和社会的关系。而是看他们在干什么。当他们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成为某个系统的管理对象，但是当他们做另一件事情时，那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系统。像出国这样的个体行动是怎么样被组织起来，被管理起来的，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总体上的变化。
端：这些移民劳工最后会定居在海外吗？
项：不会。有一些去欧洲的，做护理工人、屠宰工人，做厨师的，可以移民，但是数量很小。大部分是三年以后一定要回来。
端：所以这些人想去日本或者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对生活的想像是什么样的？他们去日本几年，最后是会回来，那他们好像就并没有完成真正的流动，不是说真正逃离了什么东西，是这样吗？
项：是的。其实传统上中国人出国的目的，都是为了回来。衣锦还乡，这是最高的目的。在外面落地生根其实是比较新的一种想像。
东北农村的这些人出国，他要想的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法国梦或者说日本梦，他做的还是一个“中国梦”。
但问题是，他要在中国做中国梦的话，永远也完成不了。你看房价天天在往上涨，以他在中国打工、务农，就不要再想了， 2016 年，玉米的价格下降 50%，这种情况下，你的中国梦——有房有车，结上婚，现在要不止三十万——这个中国梦你永远实现不了。
那你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要怎么办呢？你要采取超常规的、超高速的、跃进式的积累办法。出国就是一个办法。
其实出国的工资并不一定比国内的工资高好多——以前是高出五六倍，现在也就是两三倍。这个工资从常规来讲，吸引力是不大的。大家知道，出国的社会成本还是很高的，你自己还得事先交那么多钱，然后那么多不确定性，舍家撇口出去。大家也都知道，出国干的肯定是所谓“三低”工作，好的工作轮不到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一个重要原因倒不是说他挣到的绝对数目大，而是他挣到的都是“干钱”。在国内你打零工，像干建筑，现在一天也有三百块钱，但是在东北你一年干不了几个月，也就干个五六个月；第二，你干完活之后，工资不一定能拿到；第三，你工资刚拿到，就得跟朋友出去喝酒消费，每天娱乐，省不下多少钱。
在国外，正因为你完全没有社会生活，没有娱乐，天天工作，而且工资基本能够保证支付，所以你能够月月看到很高额的积蓄。
你其实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交友、消费需求压到最低，然后把自己积蓄的能量强迫性地放到最大。出国就是把自己扁平化为一个纯粹的劳动者和积蓄者，从而能够达到跃进式的积累。所以出国是为了跃进式地追求中国梦，完全不是在追求生活意义上的日本梦、法国梦或者美国梦。
端：这种很艰苦的生活，是如何支撑下来的？没有娱乐，没有社交，难道不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过着极端受压迫的生活吗？
项：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把自己单面化为一个经济人，其他很多社会行为、伦理道德，以及中国语境下的“人情”这些东西，都简化了。这其实是现在新秩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把那些东西给抽干，然后一切都以利益计算作主导。
劳务人员作为最底层的人，他显然不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他是管理对象。羊毛出于羊身上，他就是这头羊，所有的人都从他这里拔毛，那他这头羊为什么还要跳进这个系统，这个火坑呢？他其实是这么想的，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我今天做的东西确实是没什么价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后会做那个那个。先把手头这个咬牙忍过去，今后回来我就好好过生活。既然眼前这个火坑离我最近，也许能捞到第一桶金，跳进去再说。
这个“以后好好过”，当然是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我问一个出国人员身体怎么样。他说“哎呀，身体那是以后的事。有病了，能治，治；不能治，拖着。”他能不知道如果现在不注意身体，以后就来不及了吗？但是他的生活状态强迫他去这么自欺。这种看似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人的多种需求搁置起来，其实是个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端：其实这听起来像是很多城市中产的考虑。比如说，在大公司工作的人，会说这几年就拿命换钱，过了几年我就辞职然后去周游世界实现梦想，好像很类似。
项：是的，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工作洞”。
他们去工作，就像跳到一个洞里面，发疯地工作，咬牙积蓄。几年后从洞里爬出来，歇一口气。相对清闲地晃荡几年，搞搞直销、炒股、开个烧烤店再关掉。然后再跳进工作洞。人们跳进工作洞，带一点英雄气概。洞里很苦，但是为了未来，你要忍。这是一种积累策略，甚至是投资策略，就把自己的生命、时间、精力，金钱进行投资。
现在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是，民工是不是新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我觉得这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你要看他的经济行动的话，他确实是无产阶级。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劳动，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基础。而且你看他们在工作洞里一天劳动十几小时的情况，他们还不仅是一般的无产阶级，可以说是超级无产者。但另一方面，从他们的主观意识上讲，从他自己的社会定位上讲，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产业工人。他们一心想要逃离产业工人这个身份，想着自己做个小生意，开个小店。民工也是这个想法——要回到自己的镇上买房子——在社会和政治行为上非常坚定地模仿小资产阶级。小有产者怎么让自己去做无产者的工作呢？就是靠把工作看作“工作洞”。
倒过来，“工作洞”也解释了，为什么无产者的劳动和工作经历，没有转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和行动。传统的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也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入火坑，除了到工厂受剥削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他们以洞为家，在这里发展出朋友、战友。工厂也就成为一个持久战的战场。洞里开出新洞天。但是我们现在，人们不断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所以很难有劳工组织，劳工的意识也很难沉淀下来。洞里一片黑。大家用于界定自己的，似乎更是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之间的那种“自由人”的感觉。
80 后民工的罢工行动，引起了不少关注。这背后是反映了他们的劳工和阶级意识的成长，还是他们厌恶自己的劳动身份、个人意识张扬的一种反抗？可能两种成分都有。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的新工人阶级，我觉得为时过早。
端：其实，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工作就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是吗？
项：对，当然是。老板跟他挣得不一样，这是明摆着的。而且他对这个不平等更敏感，因为他心里想的，就是要过上老板的生活。但这里的剥削的意思就不一样了——他不觉得剥削是要反抗的、对他本质性价值的一种侵犯。他把它合理化、自然化了。
第一，他会觉得剥削是工作的一个前提。第二，他希望今后能够转化成老板，能剥削别人。所以，如果你对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位置没有清醒认识的话，那别人对你做的很多事情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对你跟别人关系的理解，也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跟很多年轻的出国人员聊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普遍态度，叫做“不认命，但是认输”。很多人都不认命，这是说，他出生在农村，或者父母是下岗工人，但他不认命，他想着“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然后折腾来折腾去，没折腾出东西来，就认输了，这时候他说：“哎呀现在我成熟了，认识到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不认不行”。
我觉得，现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认命不认输。要认命，就是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做这样一个工作，不要把这个东西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东西，而是要把这个东西充分拥抱住，看清楚，为什么你出生的家庭会是这样？你究竟为什么是做这样的东西？然后，你不要超越它而去，而是把住它、改善它。不认输，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
你不是想通过变得和别人一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某几个人运气好，也许可以这样改变命运，但是其他很多人还是这样一个命。认了命，也就意识到，出生不是一个个体层面上的随机事件，所谓上苍和你开的一个玩笑。这个命是结构性地摆在那里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够从里到外地对社会形成新的理解。这样认了命，两只脚踏在实地上，也很自然的不容易认输。
端：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人出国就是为了所谓的向上流动的中国梦，那这个中国梦，是不是就是一个不认命的梦？
项：对，中国梦对很多人——对出生低的普通人来讲，确实是一种不认命。或者说是一种很积极的、幻想的、热情奔放的逃避主义。是对自己的“命”的逃避。这种逃避，呈现出一副咬牙切齿的奋斗精神。
端：“不认命”，像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觉，这是不是和美国梦差不多了？
项：和所有人都可以当总统的美国梦有点像。美国梦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是它对等级是没有很强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但是中国梦呢，我们对既定的等级有一种敬畏。我们吹牛说看到哪个官怎么摆谱，谈得非常津津有味，都是仰视。梦里想的是“取而代之”，而对怎么奋斗、创新，其实大家是不太关心的。比如说在美国梦的谎言下面，小孩子跟家长聊天，说我崇拜一个人，那要说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东西。但中国家庭，在同样的话题下，我的感觉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贡献”这个问题。大家更多讲那个人买了什么车，买了什么房子，家长也是这样。在中国梦里最牛逼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不付出努力而能够得到很多的人，这是最高目标。
其实很多大学生、搞研究的也是这样。都说这个大学、那个学者厉害，但是如果我们问他，这些大学、学者到底做了工作，有什么贡献，和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实质关系，不一定能讲清楚。都是抱着五颜六色的泡泡在飘，都想挤到大家认可的泡泡里来。而不是去想这个系统是不是合理，该怎么去改变。
当然，大家这么想，首先是因为觉得改变系统太难了。做了贡献不一定得到回报，又何必谈贡献。但是，这些泡泡在飘着，也是因为我们在抬举它。我们至少可以在心理意识上把这些泡泡戳破，让它们掉到地上来。至少可以开始学习怎么从我今天做的事情出发，来看这个社会是怎么构成的。
未来总是从现实里长出来的。不先把现实是怎么回事搞清楚，等未来真来了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头怪兽。
下篇将于2017年5月1日刊出，敬请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