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ando 曾梦想当一名职业足球员，但从11岁起，他就和父亲 Pastor 一道在里科山（Cerro Rico）附近的银矿工作。在条件恶劣的矿场，连新鲜空气都只能依靠管道输送，而隧道坍塌、爆炸事故更是家常便饭，因肺尘病早逝的工人也不在少数。
肺尘病
然而，Armando 别无选择。他需要和父亲一起养活七口之家，矿场的工作对他来说赚得最多。Armando 的工作是和另外二人往推车倒入和倒出石块，每装一车他能拿到20玻利维亚诺（约2.89美元），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装20车石块。父亲 Pastor由于长期暴露在粉尘中，肺部已经出现问题，但他不打算让 Armando 停下这份工，“你必须从童年起就习惯工作。”
在玻利维亚，像 Armando 这样的童工还有85万——从在露天集市贩卖小吃和衣衫，到去矿场和甘蔗田打工，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因为，这是全球唯一一个法律允许童工存在的国家。
即便在最贫穷的国家，政府通常也会禁止低于14岁的儿童工作。玻利维亚政府却在 2014年通过争议极大的劳动法，允许低于10岁的童工合法工作。不过，法律同样限定，低于14岁的孩童从事工作需获得监察员批准，低于12岁的孩童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6小时，低于10岁的孩童只能选择自雇；此外，雇主必须提供医疗检查，如果虐待孩童将被强制处以罚款。
交通部长 Amanda Dávila 表示，劳动法只是承认了玻利维亚的残酷现实，“政治正确的说法是这些孩子不应该工作，但政府认为这个姿态等同于伪善。”
允许童工现象的劳动法得到当地不少民间团体的支持，有的甚至将之视为重要的运动成果。关注童工问题的非政府组织 UNATSBO 的成员 Hector Cornorin 认为，通过设置每月250美元的最低工资，这项劳动法改善了年轻工人的环境，因为在这之前童工只能自行议价。16岁的 UNATSBO 主席、也曾是一名童工的 Lizeth Castro 称，“这部法律发出了我们的声音”。“拯救玻利维亚儿童”（Save the Children Bolivia）的代表也认为，全面禁止童工现象，只会让童工转入地下，这项法律是必要的邪恶。
全球性 NGO 如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则与玻利维亚政府存在基本分歧，前者将14岁设置为发展中国家童工从事工作的最低年龄。该组织的 Jose Ramirez 指出，允许孩童在最低年龄前工作的法律会传递“辛勤工作而非教育是逃离贫穷的唯一途径”的资讯，“当一个10岁的孩子要决定上学还是工作，他们应该怎么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玻利维亚代表 Marcoluigi Corsi 也表示，教育才是脱贫的最佳途径，打工的孩童很难兼顾学业，而新法律很可能鼓励更多不足14岁的孩童寻找工作,“你会制造一个比现在更糟的新局面。”
仍在矿场打工的 Armando 听说过外界对新劳工法的批评，但他表示，“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近3年过去，劳动法似乎仅是一纸空文。由于执行新劳动法所需的政府资金不足，实际操作中，只有30％到40％的童工向监察官递交申请，更多家庭选择忽略相关规定。
UNATSBO 主席 Castro 认为，这部法律的方向无误但收效甚微，政府审核和评估申请的资源严重不足。曾担任监察员的 Marco Antonia Gira 则指出，监察部门面临以下问题：缺乏连续有效的人事和政治干预，缺乏执行法律的相关资源。而该国平等机会委员会工作人员 Ana Bazán 承认，执行新法律的一大问题是，并非所有城市都有监察办公室，在偏远地区找到合格的员工尤其困难。
明镜周刊（Spiegel ）记者试着联络一位监察官，被爽约两次后，记者终于见到监察官 Carlos Gómez。他告诉记者，这座近20万居民的城市上季度只收到3例童工申请，但表示已追踪到不少打黑工的童工。对于法律强制要求的医疗检查，Gómez 看上去闻所未闻；但他也解释称自己到任不足2月，存在知识漏洞。
年轻的童工似乎有一位现成的奋斗目标：总统 Evo Morales。Morales 出身农民家庭，4岁时就与父亲一同畜牧。不过，国际劳工组织的 Jose Ramirez 也指出，并非所有人都能如 Morales 一样幸运，绝大部分人只会过得非常辛苦，他们的孩子也会过着同样艰难的生活，“这是会产生负面抵消效应的贫穷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