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经过不到24小时的争议，决定收回建议特首同时特赦占中参与者和滥权警察的争议言论，并为未够深思熟虑而致歉；随后，这个建议也惹来梁振英讨口舌之便，指自己也曾考虑过特赦，只是为免影响司法体系运作而未有落实，更进一步将胡志伟的和解建议，打击为无视司法独立的政治动作。无论如何，这个建议都成了政治上败笔之举。这个建议属一时口快，抑或计算之中，局外人无从断定，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不惜寻求和解的论调，并不是什么个别偶发的事件。
在3月28日，即特首选举后数日，有民主党派议员经已表示要以疑中留情角度观察林郑月娥；而其后数日，也有消息指民主派暂时应采取对林郑月娥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寄望能够与林郑月娥采取较为软化的相处关系，可谓早有铺排。
期盼重建“良性互动”的逻辑
然而，寻求和解，跨越社会撕裂的讲法，本身也不是针对林郑月娥而提出的，在特首竞逐期间的倒数阶段，民主派议员曾联署一份公开声明，指林郑月娥并不是一个能够沟通的人物；而在特首竞逐中，另一位候选人曾俊华则正好是以跨党派支持为主打基调，而及后民主党派也为了阻止林郑当选，而影响民主派的选委将手中的票数，全数投放在支持曾俊华之上，可惜不足影响大局，无功而还。
民主党派先后把和解寄望在曾俊华和林郑月娥身上，甚至出现选前为哄抬曾俊华而狠批林郑，到选后却一反此前论调为林郑疑中留情，前后反复，不惜一切。如此渴求重新出现朝野间的“良性互动”，只为避免过往五年梁振英治下的经历重演。梁振英管治香港最为争议之处，在于他前所未有地令以往香港所仰赖的制度优势，包括尊重程序、尊重制度、尊重廉洁的工具理性全盘冲击破坏。
把香港时钟拨回梁振英执政之前，无疑成为了相当部分民主党派的最主要诉求。而当中，主流的民主党派对新的政治局面，进退失据：一方面未能在理性管治的思维下，分享到“成功争取”的政策成果；另一方面，面临政治矛盾激化，主流民主派以外的政治势力，包括自决派和本土派日渐冒起，亦令传统民主党派再也未能必然地全盘取得市民的支持。
以往民主党派能有成果，或许有赖旧日的行政立法关系，或是亲北京政团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能够留有未至赶尽杀绝的空间——官员或许愿意为了政策以较高票数通过而作出些许让步，以显示政策有更大认受，又或者显示政府有能力取得社会共识；立法会内，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人选，在亲北京政团主导并且全票选出的情况下，也能网开一面，分予民主党派成员出任某些位置。这些成功的经验让他们仍然期望，新一任特首能够维持理性管治的目标，在香港的咨询组织和公营机构的管治架构中，委任即使是少数的民主党派成员，以“尽量发声”；以至，不会作出横蛮无理又逾矩的举动，包括不会随便提出司法复核，企图剥夺民选议员的议席，令民主党派所仅余而赖以延续的政治舞台，不至被消失。
没错，相比梁振英在行政机关和咨询架构中任人唯亲，打击在野党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以提请释法来凌驾香港的司法系统决定。旧日重视理性、共识的管治机制，的确较为理想。然而，这套理性共识的管治机制，根本是昔日港英政府为求平稳管治，在无法实践民主政制底下，取代在香港建立自治问责政府的手法，本质上就是延缓政治上的民主诉求而塑造的，这与民主党派一直所争取的民主目标其实背道而驰。
中国锐意全盘控制香港
同时，现实上中国与香港的关系和结构性条件，根本再也不容今时今日的政圈，重建这套旧日共识政治模式。
现时中国对香港所施加的政治管制和经济压力，包括阻止香港实行真正普选、中资大举进军香港的经济版图，无疑是确保香港在政治和经济的环节都由中国全盘控制，防止这个国际城市失去控制。在这个目标上，全盘掌控远较政通人和为之重要，旧日殖民地解决管治问题的治理模式自然过时，更遑论让香港人掌握自己的民主和自治步伐，实践过渡期间对香港社会的种种允诺。民主党派寄望管治模式能够回到从前，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未来，我们只会看到，在中国对港控制日趋强硬的情况下，香港的社会状况也随之而崩坏，城市空间会被加剧发展，种种基建和规划会出台以配合中国和香港既得利益者的发展和经济利益，而为了安抚本地的统治盟友，包括商界、乡绅等等，基层市民的利益都会成为可以让渡的筹码，市民的生活会蒙受更大的压力。香港的民主党派又如何要求北京和统治盟友放弃自身利益和权力，去施行改善社会的政策？又或者即使争取到部分成果，有如止痛药般纾解市民不满，这种寄望对方留手的态度，又对改变香港的处境有什么帮助？
历史上，在半民主议会和不民主政府体制的管治下，由于政治主导权不在议会上的民主党派手上，而是由围绕统治者的亲信内阁，或排拒政党政治的官僚内阁所掌管，致使民主党派会不自觉地寻求被动的角色以求存续，包括了一次大战前的德国，自由派政治人物无法打败俾斯麦建立的政治体制，以致被社会学家韦伯批评，各个政党发展出的是“无为的意志”，仰仗朝廷政策，领导人也无法突破“圈禁的存活”死拖拉活下去；而日本更有专门的术语“政治提携”，来描述大正民主前，国会内的政党与藩阀和官僚分享权力，但又无法真正藉民意而成为政权体系核心的状态。
前车可鉴，香港的民主党派既然无法突破这种被动的身位，也不能借此来达致民主的目标，更可能在寄望和解、在政治环境中使用大量和解的语言同时，令香港社会蒙受更大的伤害，就应该正视控制为主线的政治现实，贯彻在野党的角色，接受长年在野下，只能在制度内监察政府，在制度外透过宣传加强市民的意识；而非盲目追求与当权者探戈。否则为求北京配合而作出无底线的政治和解，只会让政治对手看扁，同时也出丑于社会大众面前。
（郑司律，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