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7，台湾“二二八”事件满70周年，同时也是西方宗教改革500周年。2月28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天主教台北总教区合作办理“二二八70周年和好礼拜”，全程采长老教会与天主教会共融礼仪。副总统陈建仁、德国在台协会处长欧博哲（Martin Eberts）皆受邀出席这场和好礼拜，也有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亲赴现场。
这场礼拜的另一亮点是古伦神父（Anselm Grun）的讲道，题为：“慈悲与正义的社会医治与转化”。
古伦神父是德国知名人士，担任德国明斯特史瓦扎赫（Munsterschwarzach）圣本笃修道院的经济管理人长达36年，常受邀主讲“灵修生活”与“价值领导”等课程，他的课程往往在开课前一年就爆满，忠实听众里不乏企业高管，陈建仁，也是古伦神父的忠实听众之一。
二二八70周年前夕，古伦神父在台湾接受端传媒的专访，全文如后：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在1945年出生于德国，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谈谈二战对您和家族的影响？
古伦神父（以下简称“古伦”）：我家的姓氏“古伦（Grun）”有部分犹太传统，曾因此惹上麻烦。纳粹德国期间，纳粹秘密警察曾有两度要来抓我父亲，但都被父亲逃过。
希特勒刚上台时，我还没出生；但爸爸当时就常关起门来跟家人说：“他（希特勒）是一个罪犯”，并叮嘱姊姊在学校绝口不提他在家中对希特勒的批评。
我家是靠做小本生意维生的。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家父曾协助一名犹太人藏身于他经营的店铺。他不但把犹太人藏起来，还透过秘密管道，把这名犹太人送到奥地利避难。父亲过世时，这名犹太人还有来我家致意。对我父亲而言，此举代表的是对人类的同情、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情怀。
我的父亲是很有勇气的人，也是非常注重自由的人。这对我的价值观有很大影响。
端：想请神父谈谈，这次您来到台湾，除了主讲数场心灵讲座，也在二二八70周年主持“和好礼拜”。谈谈“和好礼拜”的安排与理念？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要优先去处理不义、不对的事情。这些事情如果没有被好好处理、被公开出来、认真面对的话，社会就会变得很僵化。
德国有两次转型正义经验，用以处理社会上所隐藏的不公、不义。第一次是纳粹政权所造成的不公义；第二次是德国统一后，必须处理东德共产党期间的余毒、罪行。
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光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一起，共同办这样的礼拜，本身就是一种“和好”。换句话说，这两个在宗教改革后分裂的宗教，如果能透过这样的仪式展现“共融”，也可以影响社会。
端：以德国的两次转型正义经验为例，前述的“和好的仪式”是否常见？
古伦：是的。
在德国，不管是加害者或受害者，都能主导这种“和好仪式”。
举例来说，我所属的修道院在纳粹时代面临被解散的命运，因为纳粹不允许有宗教自由。1945年，纳粹德国倒台，同一年，主导解散修道院的省党部主委自杀之前，先杀了他的太太和女儿。
这名纳粹高官杀死妻女时，有另一名女儿不在家中，活了下来。这名唯一幸存女儿，后来结婚生下一子，然而，孩子随着年龄增长，愈发觉得家中气氛怪异，尤其，母亲从来不说家里的事。
十年前，这名已故省党部主委的孙子开始暗中研究家族历史，赫然发现，自己的外祖父竟是纳粹高官。身为加害者的后代，他决定主动做和好仪式。他前往后来被恢复名誉的修道院，跟时任院长道歉，和他们做了一个和好弥撒。
这样和解的主动过程，其实对儿子来说是很好的，因为他解脱了内在的重担；同时对修道院来说，也是很好的事。
从这个真实故事可以看出，“和解”这件事情，不只是当下的加害者、受害者能做；而是两造的后代也能承担和解的责任。所以我主张，如果加害者、受害者都过世，他们当时那一代没做的事（和解仪式），可以由下一代完成。
端：在欧洲，您最受欢迎的心灵讲座主题之一，是“悲伤陪伴”、“悲伤辅导”等相关课程。二二八事件届满70之际，其实许多受难者家属还在悲伤之中。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集体的悲伤？如何走出这种悲伤？
古伦：德国社会心理学家米雪莉西（Alexander Mitscherlich）夫妇在1967年时写了一本书，名为《无力哀悼》（Die Unfahigkeit zu trauern）。书中他描述德国社会没有能力为纳粹德国时期所发生的不义事实而哀悼。
米雪莉西发现，1945年后，德国社会就是因为“无能于哀悼”，转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和重建，试图转移掉悲伤的感觉——集体不想面对过去发生的不义，这是不对的。
那些牺牲者、受害者的悲伤，必须被听见。德国知名哲学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出一个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不可让加害者在受害者头上欢呼”。
假设受害者的伤痛没有被平反，同时加害者仍然具有有利的条件，或是受害者继续处于不公平处境，这就是所谓的“加害者在受害者头上欢呼”。
战后的德国，其实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有许多在纳粹时期掌司法、行政或经济部门重要位置的人，依然保有他们的权力。虽然他们不再效忠纳粹，但仍持续从他们在独裁时期所占据的位置上获得利益。而在东西德统一后，彻底处理前东德共产主义遗毒的过程中，也常见类似问题。
唯有那些被公开和被揭露的事情，才能被光所照。没有被公开的不公义，对社会就像毒素一样，会逐渐散开。
让真相被光所照之后，接下来，悲伤陪伴很重要下一个阶段是：让受害者不要继续停留在受害者的角色。
这时，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叫做“原谅”。此时，一个和好的仪式，就显得非常重要。“原谅”并不是要我们忘记军事独裁时的不义，而是要我们用更积极的态度转变这不义行为对我们的影响。若想挥别受害者角色，除了原谅之外，还有一种方法：祝福。
耶稣曾说：“你要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那是因为，“祝福”本身就是让受害者不会停留在和加害者心理上的纠结，而是可以保护自己；和加害者之间维持清楚关系，就不会再受到内在的捆绑。如果能祝福对方（加害者），就可以让自己勇敢站起来，变成有主动性、有行动力的人。于是，你会在里面发现自己的尊严。
端：提到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德国转型正义经验里面常使用一个词：“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在历史上，亚洲同样发生过许多不义，但似乎没有“克服过去”的概念。想请教您的看法：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
古伦：我对亚洲文化没有了解很深，所以不敢做太多批评或评论。但基本感受是这样的：和德国相比，亚洲社会比较不想要面对社会的错误，这乃是因为“怕丢脸”的心态。加害者怕丢脸，所以不愿意承认错误；受害者部分，较容易迁就、屈就于现实，停留被动状态。
但台湾的政治事件受害者比较不一样。就我的观察，和解的推动，常是由受害者方面主导的。
端：您先前提到转型正义有不同阶段，先是让真相“为光所照”，再来才是追求原谅、和解。您认为台湾现在停留在什么阶段？什么事情是迫切需要推动的？
古伦：二战之后，德国并没有立刻进行转型正义工程。当时大家虽知道德国是世界的战犯，但并未真正检讨迫害犹太人之事，至多只是少数希特勒重要幕僚在战后被处死。一直到后来，政府乃至于整个社会，才慢慢发现大量的个人加害者。光是把事实揭露出来，就是需要一段时间。
以我认知到的台湾目前状况，是“连加害者本身都还不愿承认”，不见加害者出来道歉、表示愿意主动负责任，常听到的只是“很遗憾社会发生这种冲突”。但，到底谁是该负责的？这些，都尚未被完整揭露。
因此，我认为，就二二八事件来说，“揭露历史”、“历史事实呈现的这部分”，台湾还没有做完全。
我要强调的是，历史事实的呈现，并非为了控诉或报复；而是为了最大的目标：走到和解这一步。但是，和解之前，你总得先知道你要和解什么啊。
基督宗教很重要的社会伦理原则，是强调慈悲与正义。这在“发现历史事实”这个课题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正义是把历史事实揭发；另一方面，慈悲是让受害者不要流于控诉。
发现历史事实这一步，也包括了惩罚。惩罚是必要的；惩罚并不是报复，而是让他（加害者）至少要负这个责任。
就心理学上来看，如果一个受害者本身无法挥别受害者角色，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结果：他自己会变成暴力、甚至成为加害者。
就台湾的现况来说，虽然目前二二八事件加害者还没公开承认，我建议受害者不要一直停留在被动的情况，一直等待加害者悔改、道歉。应该要有更积极的方式，主动走出受害者的角色。
端：要达成“原谅”之前，有哪些先决条件？
古伦：我将“原谅”归纳为五个具体步骤。
首先，不可以跳过伤痛，相反的，应该认真看待伤痛。换言之，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受害者的伤痛，绝不可以淡化或轻视。如果没有认真体察伤痛，原谅就完全失去意义。
第二个步骤：允许愤怒。愤怒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帮助我们跟伤害我们的人事物保持距离。就政治层面来看，等于是和那些行不义之事的人保持距离。我们必须跟对方保持一个健康的内心距离，才能够进一步谈到原谅。此外，必须将愤怒转变成高昂的志气。
第三个步骤：客观观察、分析：真相是什么？这包含使用社会学与心理学方法，来分析事实真相。当我们能够完全了解真相与原因，才能进一步处理。
第四个步骤：达成我前面所说的“原谅”。这当中又分为两个层次。首先，这里的“原谅”，是要净化这些伤害在受害者内心所产生的负面能量，并让受害者从中解放出来。其次，“原谅”要让受害者从加害者的掌控权力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无法原谅与放下，就会一直把自己跟这个加害者绑在一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谅，并不是要我们忘记一切，而是在内心和加害者保持距离，同时不再让加害者掌控受害者的情绪与思想。
第五个步骤：把伤口变成珍珠。政治面来看，受害者伤痛经验转变成人性化的经验。许多受难者承受许多苦痛，但是，他们透过这些苦难，也更加成熟，在内心产生坚强的力量，进而对于整个国家社会具有正面的贡献，而非只是可怜兮兮的停留在受害阶段。
“把伤口变成珍珠”最好的例子就是前南非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他自己也是不义政权的受害者。在监狱中，他透过“原谅”而变得成熟、受人敬重，因为他的苦难经验，他为“和解”做出许多贡献，并带给南非全新的自信。
端：延续您先前所提到“由加害者和受害者去承担和解的责任”，就二二八事件的后续来说，您觉得前述的和好或和解形式，适用于今日的台湾吗？
古伦：是。不论是加害者或受害者，其实年轻一代都可以负担和解的工作。一边表示歉意，另外一边接受这样的歉意——这才是完整的和解。
如果能够真的达成这种完整的和解，这个社会曾经发生的不公义，才不会一直被当成一种控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