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迈入公民社会后，自由进步的公共议题往往是媒体或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些议题含括的面向十分广泛，但多涉及转型正义、人权的尊重与社会资源重分配等内涵，这包括对二二八事件的探讨、白色恐怖的责任追究，以及国民党不当党产的追讨、同志平权与“一例一休”等政策的具体实践；反服贸╱太阳花学运╱国民年金改革则是着墨于机会均等的最佳诠释。
面对社会转型与集体意识变迁的过程，国民党选择的是刻意缺席或极端抗拒的立场；·除了个别立委的主张外，党中央几乎持全盘反对民进党各项改革方案，甚至在一例一休与公投法等政策中出现逻辑矛盾或是玉石俱焚的操作（在提案阶段国民党党团本主张两例与下修公投法门槛）。
这个现象更可从近期国民党党主席选举过程中，多数参选者的言行与论述主张中看出端倪：其政党角色一夕之间竟由“掌权者与加害者”转换成了“被剥夺者与被害者”。除了“政治追杀”或是“要尊严”等说辞外，却无力提出与之抗衡的替代方案；政治论述不仅苍白无力，对其所存在的正当性与历史意义，亦刻意选择“缺席”或是“不在场”的消极态度；由于恐惧变化的后果，因此选择回溯过去执政时期的“美好年代”或经典传统，并将之反过来变成对支持者或选民的允诺远景：面对主张变革与进步的社会力量，除了以“正统╱异类”、“道德╱非道德”、“精英╱民粹”、“秩序╱混乱”等二元对立的态度回击外，其实已经空无一物。
历史制度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思维
国民党何以如此？
在剖析“国民党们”的内心思维与行为模式时，恐难只分析单一个案或某政治人物言行，而是应将其视为特定时空背景或社会演变下的“历史现象”。因此，从历史制度主义锐利地切入，国民党有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制度发展轨迹。此外，透过对国民党“组织模式”与“意识形态”两个轴线的梳理，保守主义将是打开这个厚重门槛的重要锁匙。这些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国民党们”所捍卫或抗拒的利益分配与价值体系的深层因果。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遗产”的影响，认为必须从“整体的视野”关照历史—社会体系的变迁，故其强调的前一段历史对下一段“制度变迁”所产生的作用。
历史制度论者乃特别重视“历史”因素的作用。其将“制度”定义为“镶嵌于政治或经济的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或传统”。一旦制度建立之后，就会对行动者的行为与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大部分的行为与政策将会出现“路径依赖”的效应。换言之，在这个理论中，人的理性选择是镶嵌在这个历史情境或是制度环节中，成为其进行政治行动的背景或是参考，延续而来转变成某种行为特质或是政治文化。
至于保守主义，根据海伍德（Andrew Heywood）所著《政治学的关键概念》一书定义，意味一种想要保存现况的欲望，表现在对“改变”抱持抗拒或至少怀疑的态度。保守主义的思想常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保守主义者常宣称必须拒绝改变，所以有论者认为保守主义为现状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并且维护统治团体与菁英的利益。保守主义认为人类在道德与智慧上都不完美，都是试图寻求安全；而只有传统、权威与共享的文化可以提供人类这样的安全感。
简言之，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现状与秩序是“本体论”，传统的权威与道德是维系既有世界运作的价值观，政经资源是由精英团体透过“由上而下”的途径进行分配。
新传统主义的组织特性
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渊源于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因此存在组织运作上的同质性，魏昂德（Andrew Walder）就以“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与“组织性的依赖”描述两者“现代与前现代”的组织特性。
“新传统主义”所谓的“新”，意味具有韦伯式的科层等级与分工机制，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特质；“传统”则是指涉“用人唯亲”的人身依附关系，借由经济利益的恩庇换取政治忠诚，而非基于能力和制度的现代化方式。差异在于中共透过“单位所有制”遂行计划经济的分配模式，其组织性依赖与社会控制更甚于国民党。
具体来说，国民党过去在大陆时期的统治本质就是“新传统主义”的具体实践。在党─政─军体系之中不仅发展出 CC 派（中央俱乐部派）、政学系、中统、军统、孔宋家族等近亲繁殖或细胞分裂的“系统”，彼此存在社会关系网络与资源分配的竞争关系。除了党政体制内存在着各单位之间“横向”的利益争夺外，就连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仍存在嫡系与非嫡系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抗战爆发前夕，国府的政权版图是由南京中央政权与包括西北军、桂系、滇系等地方割据势力所维系的“权力平衡”治理结构。这种奇异的治理模式除了是既得利益的结合外，同时镶嵌着血统的关系网络与正当性。举例来说，国府的海军向来闽系人马所掌握，国府曾尝试由“雷电学校”在“海军的黄埔”的思维下，稀释闽系的影响力。最后雷电系仍敌不过政治斗争，随着大陆失守、闽系将领投共，国府来台之后才能完整掌握海军系统。
延续派系政治斗争逻辑的后遗
对国民党的组织利益的社会与政治文化，台大教授陈翠莲引述美国历史学者易劳逸（Lloyd E. Eastman）的观点，值得参考。（注一）易劳逸从中国式社会特性与政治行为分析了国民党政权政治文化：来自中国社会传统的身份取向、权威╱依附模式，在政治上成的特定模式：
“国府官员争取官职只代表个人的成就，普遍欠缺公共性与责任感……政府官员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反而将大多数心力放在权术、手段，又因为依附权势人物，注重人际关系网络的经营，形成宗派主义、派系斗争。因此，在中国，所谓的革命的意涵仅仅是打垮对手，获得政治权力，而非带来新的意识形态或是政治成就。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人将人们对政治政策的批判，都视为对其权威的反抗，政治领域中无法存在讨论空间，批评者、政治对手将遭受强力压迫与报复……”。
即便易劳逸所分析的时空背景是国民党在大陆掌权阶段，但将其移植到国民党在台的统治模式，依旧得到令人怵目惊心的现实感。
国民党撤退来台后，为了杜绝党内政治斗争推动党务改革，但是在“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的锁入效果下，始终脱离不了“人身依附—组织性依赖—利益分配”的派系政治斗争逻辑。
这可从蒋介石时期土木系、亲美派、太子党等系统与人马之间的明争暗斗；后蒋经国时期的主流╱非主流的政争；李登辉时期新国民党、集思会、李—连—宋的恩怨情节，直接导致新党、亲民党与台联等政党的出走，也导致国民党的分裂；若再加上马英九执政时期的马王政争、朱立伦换柱风暴，以及目前党主席的斗争，都具有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个人的政治利益凌驾在国家、社会利益甚至政党之上，拥有鲜明的私人化色彩。
这些政治斗争的背后，究竟维系什么样的“国家—社会”的既得利益呢？
一直以来，国民党的其政党文化与组织惯性都是“扈从体系”的混合，亦即透过其政治权威与垄断式的政治权力，再加上庞大党产所进行的资源分配模式，利用“特许行业”横向整合民间的工商团体与社会组织，同时垂直控制了地方派系，并赋予其掌控地方农会、渔会、水利会的特权；简言之，在垂直与横向的交织控制中，构成了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即便民进党全面执政，也难以撼动这个政经扈从结构，这可从今年全台各地农会改选的结果得以证明。
上述的政经利益，若再结合2008年以来北京在所采取的“经济让利”中的“政治资本—代理—经济资本”的运作模式，遂成为太阳花学运与新的社会集体意识批判的对象。其中，最强烈的保守主义符号——“买办”（comprador）——又贴在国民党身上，只是这次提出者不是当年煽动革命的共产党，而是台湾公民社会中的行动者。
太阳花学运与公民社会的崛起，对国民党政治杀伤力有多大？历经2014与2016年两次选举的重挫，迄今都难以回复；在民进党执政窘境下，国民党的民调与社会支持度依然在谷底盘旋。讽刺的是，面对社会进步力量的改革声浪，高层不仅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外，更拒绝反省与改革，其中更穿插了换柱风暴、开除党籍立委与党工、本土派与外省挂的路线斗争、批判马英九历史地位等“党内互打”与“内斗内行”的宫廷剧情，延烧到近期党主席选举。面对这些状态，研究台湾政治发展的朋友曾经感叹：“国民党始终觉得自己太委屈，但问题在于自己太活该”。
封闭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
除了既得利益与组织惯性外的观点外，保守意识型态与价值体系提供不同的思考点来解释这个现象。
一方面，意识形态与论述体系则是支撑威权政体的“上层建筑”。对国民党而言，这套论述架构本质是套庞大且封闭的“后设叙事”。直言之，这套论述毋须证明前提是否正当或是符合经验法则，但只要与之违背那必然是错误或是谬误，并且由掌握政治权力的领导阶层来判定。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则具有高度政治社会化的色彩。包括了塑造政治正当性、界定社会秩序与价值、垄断文化道德的话语权、启动政治动员等功能；消极来说，其目的则是建构政治神话、进行国家与个人崇拜或打压排除异己政治势力的权力工具。
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层面是所谓核心论述，乃由“孙文学说”与“三民主义”的政治哲学所构成，建构了国民党所认知的世界观、历史观与政治信仰，不仅勾勒了政治远景，同时也提供了“军政—训政—宪政”的实践步骤。与之相符，则是总理路线之继承人，与之相左则是党国公敌。
第二个层面是由儒家思想所构成的道德价值，将价值系简化成“是╱非”、“忠╱奸”、“善╱恶”的绝对化思考，因此潜在性构成区别“我╱非我”的政治符号化的性质。换言之，垄断了道德诠释权，就可将自身列于语境上的制高点，置于“是、忠、善”的“前词优势地位”，将异己置于“非、奸、恶”的劣势角色。
国民党向来以“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与“精英者”自居，对其挑战者或异己者冠以“匪寇”或“乱臣”等负面符号，这体现在“国共内战—共匪”、“党外势力—三合一敌人”与“公民社会—民粹”等的定位逻辑。此外，儒家思想的本质具有鲜明的“等级”与“父权主义”（家长制）的色彩，这更构成了威权领导、党内组织、社会控制资源分配的合理化的凭借。在典型的儒家思想中常有类似的内容，特别是三纲五常五伦的道德规范（注二），最具有这种等级秩序的内涵。
第三个层面是各类的政治神话。为了进一步前述的抽象的政治价值与道德教育镶嵌于政治社会过程，必须进行简化的神格化的政治加工工程：这又可分为“领袖”、“正面人物”两种类型。领袖神话其目的则是淡化独裁面貌，透过民族气节、忠君爱国或亲民形象达成此一效果，其中以蒋介石为最；正面人物则是扭曲、夸大或虚构史实，透过建立政治典范与复制效应达到；白马吴凤、南海血书中的阮天仇与各类飞向白青天的反共义士属此类型。
在民主化与多元社会的趋势下，政治神话不可避免面临“解构”与“去魅”的后果，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仍有高度的票房与需求，这可见于吴敦义宣布参选党主席的“经国先生纸条”与“义无反顾”的文宣。
没落贵族的呓语
2012年之后，台湾的政治板块有了深刻转变。政经秩序剧烈变化下，社会集体意识出现了新面貌。政党恶斗引发政府失能与政治失灵；代议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审议式民主呼声日渐崛起。
社会集体意识的崛起，成为台湾公民社会运动的土壤，在群众的反省批判中，直接反噬国民党长久经营的中国正统文化价值体系。太阳花青年所接受的政治社会化内涵，多为民主化之后发展出来的新世界观、国际观与历史观。有别于国民党威权时期的党化与意识形态教育；新的公民与社会价值，建立在民主人权、多元文化、本土意识，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中。
面对民进党全面执政以及新兴的社会力量，国民党的反应十分苍白且难以适应。由于社会处于剧烈变迁的过程，价值新旧交替，国民党们因“社会失范”所引发的焦虑感甚为严重。
国民党政治精英无力建构新的论述，因此只能反对政经秩序与价值体系的转型或改革。特别是猛然意识到自己是改革对象时，犹如溺水者或陷入流沙中的人般惊惶失措，拾得的浮木或最后几根稻草自然是“美好年代”的政经秩序与价值体系。旁人善意提醒这一切可能人去楼空或塌陷，但没落的贵族却呓语般守着自己的道统与神话。
（张宇韶，东吴大学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注一：重构二二八，陈翠莲，页23。
注二：“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