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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冠辰:Dangal来袭:宝莱坞电影工业如何华丽转身

经过印度电影人近几年不断的探索,宝莱坞工业已经开始摆脱“歌舞片”的这个固化的标签。

刊登于 2017-04-04

印度新德里戏院外放著印度大片 Dangal 的海报。
印度新德里戏院外放著印度大片 Dangal 的海报。

最近,又有一部重量级的印度大片登陆华语地区。3月24日在台湾上映的电影 Dangal(台译“我和我的冠军女儿”,据传4月将引进中国大陆),势必将会在华语圈掀起新的一轮印度电影的观影和舆论热潮。以超过70亿卢比,海外占其中20亿的总票房成绩(约港元8.45亿)登顶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印度电影,已经充分证明了它无出其右的吸金能力。

除了票房收获颇丰之外,这部电影也赢得了挑剔的观众和影评人的一致好评 ——不仅在印度电影观众奖(Filmfare Awards)中一举斩获包括“年度最佳电影”在内的四项大奖,并且自去年12月全球上映以来,在“烂番茄”(RottenTomato)达到83%新鲜度,IMDB评分8.9,豆瓣评分9.0。可以预见的是, Dangal 在华语圈上映之后也将会赢得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

Dangal 的成功,在印度电影工业“宝莱坞”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题材上来说,Dangal 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吸金大户马萨拉(Masala,字面意思是印度香料的混合)电影,片中并没有出现宝莱坞商业片最常见的娱乐元素,如华丽的歌舞桥段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转折。根据真实人物事件——摔跤手父亲 Mahavir Bhogat 训练女儿 Geeta 和 Babita 成为为国争光的摔跤冠军——改编而成的 Dangal,实际上追随了近些年在宝莱坞呈井喷之式的传记片热潮。仅2016年一年,印度就有至少 5 部重量级的印地语传记片上映,这些影片之中,以一场惊心动魄的劫机事件为题材的电影 Neerja(“劫机惊魂”,台译“妮嘉”),也获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不俗战绩——其中同样缺少了宝莱坞标志性的歌舞。

加速转型的宝莱坞

实际上,像 Dangal 和 Neerja 这类不同于传统商业片的电影能够在宝莱坞异军突起,同时也就意味着那些遵循固定模式和套路并且拥有丰富娱乐元素的马萨拉电影,逐渐在宝莱坞逐渐失去了票房霸主的地位。经过印度电影人近几年不断的探索,宝莱坞已经开始摆脱“歌舞片”的这个固化的标签,逐渐完成了从马萨拉电影独霸市场,到多样化题材百花齐放的华丽转身。曾经被认为是有些非主流的影片获得了与传统商业电影同台竞技的机会,而且往往能够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观众对于不同类型的电影接受程度相应提升,也给予了电影制作人更多尝试的空间和可能。

从宝莱坞电影类型的多样化过程中, 可以窥探到一些大众观影品味的转向。虽说电影是印度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娱乐形式之一, 但近几年的实践表明,严肃的内容在娱乐至上的宝莱坞电影里也并不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这种严肃又不同于“平行电影”(不用于好莱坞的印度新浪潮艺术电影,如《大地之歌》)里那种执着的追求。换句话说,这几年的宝莱坞在马萨拉电影和“平行电影”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权衡——以“笑中带泪,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大众传达着印度电影人的关注和声音。

细数最近引起轰动的宝莱坞电影,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着的共同特征——倡导社会主流价值和探讨社会问题。Dangal 就是这样一部两个主题相互交织的电影,它将宏大的爱国主义叙事凝结在父亲对于女儿的教导过程当中,与此同时也引起了观众对于性别平等问题的思考。再比如2015年大火的电影 Bajrangi Bhaijan(“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同样是触碰了宗教问题这个相对敏感的社会神经。印度和巴基斯坦素来不合,然而,本片通过讲述一个可爱,虔诚,不屈不挠的印度教信徒,历尽千难万险送一个穆斯林小女孩回巴基斯坦的故事,向大众传递了爱与信仰这样的“正能量”价值观。

更难能可贵的是,近几年的宝莱坞作为印度人精神生活的重心之一,渐渐承担起反思社会的职能,这也是电影主题多样化带来的结果。例如,性别问题一直是印度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点,从2012年的 English Vinglish 到2014年的 Queen,再到去年的 Neerja,以女性为中心人物,弘扬其自由,勇敢,独立的电影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宝莱坞涌现,并且均收获良好的舆论反馈。城市生活中的家庭关系亦是宝莱坞试图探讨的话题,2015年的 Piku 与2016年的 Kapoor & Sons 就是这类主题的典型代表。去年年底上映的 Dear Zindagi 更是在欢笑当中思索现代生活里孤立个体可能会面对的心理问题,开创性地将心理咨询引入宝莱坞的电影叙事。

除此之外,宝莱坞并没有限制自己而不去触碰更加敏感的社会神经,在刺激舆论引发思考的同时,有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2016年初在印度的上映的电影 Aligarh,也是根据真实人物改编,讲述了一个因为性取向而被停职的大学教师的故事。其后上映的电影 Ulta Punjab,更是由于影射旁遮普邦日益肆虐的毒品问题,发行方和印度电影审查机构在上映前还因为删减影片的争议打了一场官司,最终片方删掉一个镜头,影片以限制级发行。

阿米尔汗的进击之路

谈到宝莱坞对印度社会思考的介入,Dangal的男主角扮演者阿米尔汗(Aamir Khan)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大多数华语地区的观众对于这位演员的认识,还是从他2009年主演的电影 3 Idiots (“作死不离三兄弟”,台译“三个傻瓜”)开始的。阿米尔汗在剧中扮演一位与众不同的理工学院学生,在嬉笑怒骂中对抗僵化的教育制度,最终成为科学家,并且开办了能够激发学生创造力的新式学校。3 Idiots无疑是一部能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片,它近乎完美地将娱乐与传递正能量有机结合,并在故事中反映了很多印度当下面临的问题,如僵化的教育体制,落后的医疗条件等。值得一提的是,3 Idiots 同时是两岸三地本世纪以来大规模上映的第一部印度电影,将华语观众的目光再次引向了宝莱坞。

其实早在2007年, 由他自导自演的另一部电影 Taare Zameen Par (“心中的小星星”)就已然通过反思教育问题,带给观众们无尽的欢笑与感动。随后在2014年,阿米尔汗再次联手 3 Idiots 的导演 Rajkumar Hirani,奉献了又一部引起舆论轰动的电影——PK(“来自星星的PK”,台译台“来自星星的傻瓜PK”)。本片讲述了一个阿米尔汗扮演的外星人来地球寻找神,希望借助神的帮助送他回家的故事。电影运用了外星人这样奇幻的元素作为叙述基底,实际上揭露和抨击了那些打着宗教旗号骗人敛财的神棍们。虽然这部电影从本质上并来说不反宗教,更不宣扬无神论,但是在印度这样一个宗教信仰在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社会,在电影里讨论这样的主题还是会有一些舆论风险,这反映在本片上映之后遭到了一些狂热宗教团体的抵制。

2012年在阿米尔汗的事业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一年5月由他自己制作并担任主持的谈话节目 Satyamev Jayate (“真理必胜”)第一季在印度开播,意味着阿米尔汗将自己的事业由大荧幕延伸到小荧幕,同时更标志着他开始用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到印度社会的改造与革新进程当中。Satyamev Jayate 每集都有着不同的主题,从已经播出的三季共25期节目来看,每一期中阿米尔汗都会与嘉宾和观众探讨一个社会问题,涉及的范围包括种姓,腐败,强奸,嫁粧等等,几乎每一个话题都足以在印度社会当中掀起不小的波澜 。巧合的是,早在 Dangal 这个项目开始之前,电影里的两位女主角 Geeta 和 Babita 的真实原型,就曾应邀参加 Satyamev Jayate 第三季的录制,和阿米尔汗一起探讨如何通过体育改变命运的问题。

打开华语电影市场

自从 3 Idiots 在两岸三地上映并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之后,宝莱坞看到了这片市场巨大的潜力。本土发行商也逐渐意识到,观众有观赏印度电影的需求,所以双方开始寻求宝莱坞电影在华语圈的进一步拓展。3 Idiots 在台湾于2010年底上映,上映长达六个月期间刷出1500万台币(约350万港币)票房,成为台湾史上上映最久的外语片之一。2015引进 PK,五周之内也开出500万台币。另外,就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同印度各领域的交流日益加深,近几年来平均每年可以保证至少引进一部电影。除了3 Idiots 以外,之前提到的电影 PK 也在中国大陆收获了超过1亿人民币的票房。然而,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宝莱坞在开拓市场的进程中还面临诸多问题,并非想像的一帆风顺。

华语地区同南亚族裔更多的欧美地区相比,还不是印度电影主要的海外市场,这一点从电影的上映时间相对于欧美严重滞后就可见一斑。例如,PK 引进台湾的时间是2015年3月,中国是5月,而在印度和其他主要海外市场都是2014年12月同期上映。这样一来,等不及的观众只能通过盗版先行体验尝鲜,这无疑会对票房收益造成严重的损害。已经在台湾上映的 Dangal 同样有上映延后的问题,更别提尚未上映的中国;令人欣慰的是,盗版并没有像PK一样在上映前就在网络上传播。

电影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在引进中往往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宝莱坞电影的本地化还在探索的阶段,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首先,同其他外国电影一样,宝莱坞电影在引进的时候要对片名进行翻译。值得探讨的一点是,中国片商在翻译的宝莱坞电影片名时为了博眼球,经常使用流行的网络用语或者刻意向某些热点上靠拢。例如,PK被翻译为“我的个神啊”(台译“来自星星的傻瓜”)。不可否认,这样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诙谐的效果,但是同时也会造成影片内涵的丢失,给观众不精致的感觉。如此一来,得与失还是有待商榷的。

其次,由于印度电影的时长通常较长,因此通常每一部电影都分上下两部分,期间有10至15分钟的中场休息。然而为了适应中国观众两小时上下从头到尾看完的习惯,电影在引进的时候往往被大量删减。例如 2015 年上映的电影 Happy New Year(“新年行动”,台译“宝莱坞之舞林大盗”),中国特供版比原版要少 55 分钟,而被删减的部分主要是本地观众不太在意的歌舞片段。实际上,印度电影里的歌舞通常有其特定的叙事功能,并非只是为了展现华丽的场面和舞者的颜值,删减之后往往会造成故事脱节。不过,台湾上映的 Dangal, 是原版的2小时40分长度。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还存在一些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宝莱坞并没有停下进军华语市场的脚步。观众也可以期待越来越多更高质量的印度电影进入市场,丰富观影选择和体验。

(赖冠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生,攻读南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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