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7日,被追究雨伞运动责任的9人到湾仔警察总部报到。](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7/03/3ee97235306f4c78bff250ad688ffa4e.jpg?imageView2/1/w/1080/h/724/format/jpg)
两年多前我到香港读书,那是个纷扰的地方。如今看来,香港的处境除了纷扰,已经变得糟糕。
这个月身处南德,与香港相距六小时的时差,于是看新闻和信息留言便成为了起床后的固定差事。但一觉起来,总是天翻地覆。特首选举前晚,我特地把闹钟调前,因为早预示了现实的结果会比梦境魔幻,不必贪睡。有人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弱化了人际关系的纽带,然而使用社交媒体却让我能接近香港近日以来的焦躁与失望。包括两个星期之前,三位青年因暴动罪被判监禁三年的新闻。虽然人在远处,但知闻后仍情绪起伏甚大,便想暂时离开人群一会。
特首选举结束后的清晨,再一批香港的运动参与者遭政府检控。其中有占中三子、立法院议员,然后是当时领导占领运动的学生领袖。这是突发的事件,我也没有把闹钟调前,因此听闻时相关新闻与评论已经讨论得十分热烈。许多新闻稿提到政府今次的检控策略,纷纷强调:届时若罪成,最高将可处七年徒刑。我迳以自己的经验,度量这份刑责所带来的胁迫感;若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要付出的可是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即使最后的法庭判决尚未确定,结果也可能是从轻量刑,但是面对具政治目的的检控,所交付的成本绝不止于法庭判决本身,还有伴随而来的压力,以及对生活的滋扰。
其后读到了钟耀华(Eason)发布在端传媒的文章《所谓幸与不幸》。虽然此文是在3月中成稿,但他在警察拘捕的消息发布后分享了这篇文章,我认为文章像是自述,不过内容多是针对自己阅读书目的思考反刍。相对于新闻的震撼,与众人急躁的情绪,他在字里行间显露的细腻与坦然则显得非凡。
国家体制与自我灵魂
这位香港年轻的学运领袖,在面对如此巨大政治压力的时刻,他竟不是指向“殖民政权”的不义,借以突显自身所处社会的危迫处境,而是检讨“国家体制”所运用的诸多权力,在个体身上的刻痕。字里行间他所关注的不是“集体的前途”,也只字不提香港,甚至质疑社会集体的存在意义;在他终极关怀的视野里,不见许多本土民主运动的青年们倡议的“民族”、“共同体”抑或“国家”,着墨更多的则是“自我的灵魂”。在他的文章里,只见个体现身于结构之中的不适与反抗,却少去了召唤抵抗力量所常见的浪漫激情。
若说我对文章的诠释是佩服,那是因为我无法想像,一位个体要如何足够独立与自律,才能在这庞大的煎熬之下,既不诉诸于集体的激愤,也不至于堕入虚无。当然,这些差异的表述绝对不是新鲜事,近几年来我见识到的香港运动圈,便是在此分歧上纷争不休。青年学生想要辨明,究竟这政权的不义,能不能作为集体建构的支点。若能,那么个体的意义在哪?若不能,那么人们如何保有激情与意志,人们又如何在这一趟趟的经历里缔结承诺?
去年10月,在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束之后不久,媒体以及许多团体针对“民族自决”与“民主自决”的不同路线争论不少。我当时在立法会大楼前,第一次见到 Eason。过去都只在电视上听到他的谈话,或在其他媒体阅读他的评论。我大略记得,那天他为“自决运动”立定了一套诠释:他认为现今要否定体制的个体,并没有注意到,这体制其实嵌合在更大的价值系统之中,正如资本主义的运作正剥夺城市居民的自主权利。因此,自决运动应该开始于这些更为细微的抵抗。
社会运动圈子内的争论向来纷杂,特定的词组、概念与诠释框架,皆可能依据不同的发言脉络遭人挪用。针对“民主\民族自决之别”的例子,我在香港便曾见识过,论者将其替换为“左\右翼”、“原则\投机”和“务实\激进”等概念。这多重的诠释组合也导致许多对话失焦,进而错失许多相互辩证的机会,与发展更坚实的行动论述的可能。当时,虽然时间不长,但Eason 已大致清楚地交待了他的论述框架,借以带出他对自决运动最为核心的认知。就我看来,他想要指出目前自决运动中的集体建构,并无法真正促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以对抗结构的不义。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各方得以在特定的讨论脉络上,拉展出对话的深度。
于是,我向 Eason 提了关于“敌人是谁”,以及“是否需要组织群众”的问题。但是我并未直接表述这两点疑问,而是借由史明先生的“左翼民族主义”立场,间接说明所谓抵抗运动或许必经群众赋权的过程,才可能生成有效的抵抗力量。就他的问题意识出发,并不必然得脱离香港前途自决的脉络,而是得更具体地指出,自决运动的对立面除了不平衡的宪制结构之外,是否还有商界巨擘所持有的利益结构;相对而言,参与运动的人民是否有共同经验,又是什么阶级属性?以及,自决运动所许诺的未来,除了民主,还应该存在什么颠覆性的可能?
这些探问或许还不精确,在论坛现场的当下,我也没有足够时间,确切而谨慎地审视引据的适切性;但是,我发言的动机是想要挑明一个问题:即便 Eason 的分析是对的,但是在其之上发展出建构集体的论述是否可能,甚或必要?
政治共同体的激情
正如此文的思考缘起,当时使用的例子其实不见得符合香港的情境。然而,我往往在香港公开讨论的场合,频繁地引用我对自己故乡的认识。理由是我希望更清楚地表明自己想法背后的生成背景;相对地,香港问题的解答,也应该存在于自身过往的历史,与未来的行动之中。
我所生长的台湾,或许真的太过“滥情”,才会让我如此向 Eason 提问。确实,自己和身边许多同龄的朋友,是从苗栗大埔事件开始认识社会运动;因此,当我们看到近来政府仍以国家之名胡乱拆除弱势者的住屋,会感到愤怒。原汉关系的不对等,根本地冲击这个共同体建构的基础。还有,许多台湾年轻人的处境也类近于香港青年所讲的“城市里的无权势者”,民族意识之上的确存在许多迫切的阶级问题。
以台湾作为一个整体的论述,存在实质的问题。并且,考虑到现实条件,台湾应该是比香港更有余裕不参与政治运动的集体建构。正如香港青年如今迎来了法律检控,然而台湾在蔡英文政府上任不久,便针对太阳花运动,撤销了行政院对参与者的部分控诉。
但实际上,如同我自己,如同其他许多我熟识的朋友,我敢肯定许多关怀政治的台湾青年在讲述人生路途时,是把集体可实践的善,视为思考前提的。而且,这个集体有具体的名字,也同时杂揉了共同体的激情。目标看似清楚,也使人兴奋。老实说即使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但这份激情也使人将个人的政治承诺,置于可见的未来,并且留住了现有的时间,予人思考应对的方法与可能。我也必须承认,这份建基于共同体意识的热忱,随时可能因为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崩解,也可能因为承诺没有实践,而失去价值。但是其目前于我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
这些回应与感受,不全然是只针对 Eason 文章;我想尝试表达的,其实是与香港普遍现象之间的联系。也许真的是时间紧迫,还有这一、两年来的挫折,身边许多香港年轻人便不认为要再多谈“政治激情”。相反地,各自的路线选择走向务实,这不只影响到个人短期内的发展,还会演变为接下来的政治论述上的变化,然后会再以此呈现予往后的世代。当然,青年们选择务实,并非等同于认命或是投机,否则便失去任何意义了;务实的前提是要足以反击,然而准备需要时间。在现实压力之前,时间或长或短,除了端看政府的后续行径,我想还得视整个世代的政治激情能够走到哪里。
也许香港人真的做得到,非常聪明且务实地避开政治追杀,并且在剩下的机会里挑选出最有利的协作方式;也或许是我错估形势,过于悲观,香港青年其实仍然激情不减。然而,政权打击公民社会的种种手段接踵而来,我仍会迳自猜想,这股仍在持续的香港青年自杀潮,是否正演示着:青年们正是因为务实地理解了现实的困难,然后以为死亡是最后仅存的出路。
我希望不是,我也认为不该是。
(江旻谚,台中人,香港大学三年级学生,曾任《学苑》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