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我到香港读书，那是个纷扰的地方。如今看来，香港的处境除了纷扰，已经变得糟糕。
这个月身处南德，与香港相距六小时的时差，于是看新闻和信息留言便成为了起床后的固定差事。但一觉起来，总是天翻地覆。特首选举前晚，我特地把闹钟调前，因为早预示了现实的结果会比梦境魔幻，不必贪睡。有人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弱化了人际关系的纽带，然而使用社交媒体却让我能接近香港近日以来的焦躁与失望。包括两个星期之前，三位青年因暴动罪被判监禁三年的新闻。虽然人在远处，但知闻后仍情绪起伏甚大，便想暂时离开人群一会。
特首选举结束后的清晨，再一批香港的运动参与者遭政府检控。其中有占中三子、立法院议员，然后是当时领导占领运动的学生领袖。这是突发的事件，我也没有把闹钟调前，因此听闻时相关新闻与评论已经讨论得十分热烈。许多新闻稿提到政府今次的检控策略，纷纷强调：届时若罪成，最高将可处七年徒刑。我迳以自己的经验，度量这份刑责所带来的胁迫感；若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要付出的可是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即使最后的法庭判决尚未确定，结果也可能是从轻量刑，但是面对具政治目的的检控，所交付的成本绝不止于法庭判决本身，还有伴随而来的压力，以及对生活的滋扰。
其后读到了钟耀华（Eason）发布在端传媒的文章《所谓幸与不幸》。虽然此文是在3月中成稿，但他在警察拘捕的消息发布后分享了这篇文章，我认为文章像是自述，不过内容多是针对自己阅读书目的思考反刍。相对于新闻的震撼，与众人急躁的情绪，他在字里行间显露的细腻与坦然则显得非凡。
国家体制与自我灵魂
这位香港年轻的学运领袖，在面对如此巨大政治压力的时刻，他竟不是指向“殖民政权”的不义，借以突显自身所处社会的危迫处境，而是检讨“国家体制”所运用的诸多权力，在个体身上的刻痕。字里行间他所关注的不是“集体的前途”，也只字不提香港，甚至质疑社会集体的存在意义；在他终极关怀的视野里，不见许多本土民主运动的青年们倡议的“民族”、“共同体”抑或“国家”，着墨更多的则是“自我的灵魂”。在他的文章里，只见个体现身于结构之中的不适与反抗，却少去了召唤抵抗力量所常见的浪漫激情。
若说我对文章的诠释是佩服，那是因为我无法想像，一位个体要如何足够独立与自律，才能在这庞大的煎熬之下，既不诉诸于集体的激愤，也不至于堕入虚无。当然，这些差异的表述绝对不是新鲜事，近几年来我见识到的香港运动圈，便是在此分歧上纷争不休。青年学生想要辨明，究竟这政权的不义，能不能作为集体建构的支点。若能，那么个体的意义在哪？若不能，那么人们如何保有激情与意志，人们又如何在这一趟趟的经历里缔结承诺？
去年10月，在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束之后不久，媒体以及许多团体针对“民族自决”与“民主自决”的不同路线争论不少。我当时在立法会大楼前，第一次见到 Eason。过去都只在电视上听到他的谈话，或在其他媒体阅读他的评论。我大略记得，那天他为“自决运动”立定了一套诠释：他认为现今要否定体制的个体，并没有注意到，这体制其实嵌合在更大的价值系统之中，正如资本主义的运作正剥夺城市居民的自主权利。因此，自决运动应该开始于这些更为细微的抵抗。
社会运动圈子内的争论向来纷杂，特定的词组、概念与诠释框架，皆可能依据不同的发言脉络遭人挪用。针对“民主＼民族自决之别”的例子，我在香港便曾见识过，论者将其替换为“左＼右翼”、“原则＼投机”和“务实＼激进”等概念。这多重的诠释组合也导致许多对话失焦，进而错失许多相互辩证的机会，与发展更坚实的行动论述的可能。当时，虽然时间不长，但Eason 已大致清楚地交待了他的论述框架，借以带出他对自决运动最为核心的认知。就我看来，他想要指出目前自决运动中的集体建构，并无法真正促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以对抗结构的不义。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各方得以在特定的讨论脉络上，拉展出对话的深度。
于是，我向 Eason 提了关于“敌人是谁”，以及“是否需要组织群众”的问题。但是我并未直接表述这两点疑问，而是借由史明先生的“左翼民族主义”立场，间接说明所谓抵抗运动或许必经群众赋权的过程，才可能生成有效的抵抗力量。就他的问题意识出发，并不必然得脱离香港前途自决的脉络，而是得更具体地指出，自决运动的对立面除了不平衡的宪制结构之外，是否还有商界巨擘所持有的利益结构；相对而言，参与运动的人民是否有共同经验，又是什么阶级属性？以及，自决运动所许诺的未来，除了民主，还应该存在什么颠覆性的可能？
这些探问或许还不精确，在论坛现场的当下，我也没有足够时间，确切而谨慎地审视引据的适切性；但是，我发言的动机是想要挑明一个问题：即便 Eason 的分析是对的，但是在其之上发展出建构集体的论述是否可能，甚或必要？
政治共同体的激情
正如此文的思考缘起，当时使用的例子其实不见得符合香港的情境。然而，我往往在香港公开讨论的场合，频繁地引用我对自己故乡的认识。理由是我希望更清楚地表明自己想法背后的生成背景；相对地，香港问题的解答，也应该存在于自身过往的历史，与未来的行动之中。
我所生长的台湾，或许真的太过“滥情”，才会让我如此向 Eason 提问。确实，自己和身边许多同龄的朋友，是从苗栗大埔事件开始认识社会运动；因此，当我们看到近来政府仍以国家之名胡乱拆除弱势者的住屋，会感到愤怒。原汉关系的不对等，根本地冲击这个共同体建构的基础。还有，许多台湾年轻人的处境也类近于香港青年所讲的“城市里的无权势者”，民族意识之上的确存在许多迫切的阶级问题。
以台湾作为一个整体的论述，存在实质的问题。并且，考虑到现实条件，台湾应该是比香港更有余裕不参与政治运动的集体建构。正如香港青年如今迎来了法律检控，然而台湾在蔡英文政府上任不久，便针对太阳花运动，撤销了行政院对参与者的部分控诉。
但实际上，如同我自己，如同其他许多我熟识的朋友，我敢肯定许多关怀政治的台湾青年在讲述人生路途时，是把集体可实践的善，视为思考前提的。而且，这个集体有具体的名字，也同时杂揉了共同体的激情。目标看似清楚，也使人兴奋。老实说即使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但这份激情也使人将个人的政治承诺，置于可见的未来，并且留住了现有的时间，予人思考应对的方法与可能。我也必须承认，这份建基于共同体意识的热忱，随时可能因为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崩解，也可能因为承诺没有实践，而失去价值。但是其目前于我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
这些回应与感受，不全然是只针对 Eason 文章；我想尝试表达的，其实是与香港普遍现象之间的联系。也许真的是时间紧迫，还有这一、两年来的挫折，身边许多香港年轻人便不认为要再多谈“政治激情”。相反地，各自的路线选择走向务实，这不只影响到个人短期内的发展，还会演变为接下来的政治论述上的变化，然后会再以此呈现予往后的世代。当然，青年们选择务实，并非等同于认命或是投机，否则便失去任何意义了；务实的前提是要足以反击，然而准备需要时间。在现实压力之前，时间或长或短，除了端看政府的后续行径，我想还得视整个世代的政治激情能够走到哪里。
也许香港人真的做得到，非常聪明且务实地避开政治追杀，并且在剩下的机会里挑选出最有利的协作方式；也或许是我错估形势，过于悲观，香港青年其实仍然激情不减。然而，政权打击公民社会的种种手段接踵而来，我仍会迳自猜想，这股仍在持续的香港青年自杀潮，是否正演示着：青年们正是因为务实地理解了现实的困难，然后以为死亡是最后仅存的出路。
我希望不是，我也认为不该是。
（江旻谚，台中人，香港大学三年级学生，曾任《学苑》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