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普立兹克建筑奖，颁给固守地域特质、扬弃跨国明星建筑师路线的三人组西班牙建筑事务所 RCR Arquitectes，确实出乎了大部分人的意料之外，也赢得许多掌声。
这个近30年未离开家乡操作建筑，作品风格对地貌景观充满敬仰与诗意，擅用材料表现出与环境的连结，建筑具有浓郁在地特色、又完全能与当代的建筑思潮对话共语的在地三人建筑团体，为何能够力压其他竞争的高知名度建筑明星，其中的原因与意涵，绝对值得我们进一步扣敲与深思。
首先，回顾一下广受全球建筑界注目的普立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这个于1979在美国设立并宣示表彰“在世建筑师以建筑作品展现其天赋、远见与奉献等特质，透过建筑艺术对人道与建筑环境产生延续且意义重大的贡献”。
虽然特别强调“人道与建筑环境产生延续且意义重大的贡献”，若仔细观察历年得主，却似乎见到这个奖项的发展，反而有往与全球化及明星化迎合的趋势，也就是与市场/明星结合的建筑师，反而成了过往奖项的主流，且完全压过以理念/个人做操作的建筑师。
同时，前13年的得主中有7名美国建筑师，而在那之后的26年间，却只有一位美国籍的得主，同时间欧洲以及日本建筑师大量出线，其中的转变耐人寻味。这现象当然回应了战后全球的政经势力，从美国过往独霸的位置，逐渐变成区域分权的状态，而现代建筑师向来就是政经权力的服务者，同步呼应，不足为奇。
以个体与在地现实为核心的创作模式
此次 RCR Arquitectes 的得奖，除了继续回应全球的政经权力分布已然多元共立的事实外，更重要的意义，则是对于前述80年代起逐渐被全球化、商品化所主导的建筑路线，做出地域价值究竟何在的反省再思与积极肯定。而且，这恰恰正是本届评审团主席的澳洲建筑师穆卡特（Glenn Murcutt，也是2002年普立兹克建筑奖得主）从来念兹在兹的价值信仰。
评委会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必须依赖国际影响、商业贸易、探讨商议、交易事务等。但越来越多人担心，正是由于这种国际化的影响力……我们将逐渐失去本土价值观、本土艺术和本土风俗……而拉斐尔·阿兰达、卡莫·皮格姆和拉蒙·比拉尔塔（RCR Arquitectes）告诉我们，这两者或许可以和谐共生。”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普立兹克建筑奖，更可以见出 RCR Arquitectes 的得奖意义所在。同样价值的反省与肯定，其实可以从2002年穆卡特（Glenn Murcutt）的得奖看起，以及近年包括中国杭州的王澍（2012）、甚至智利的亚历山大．阿拉维那（Alejandro Aravena）（2016），加上今年 RCR Arquitectes 的获奖，都可以视为这条新路线，正在益发强大与茁壮的证明。
我简单叙述这几位得奖者的建筑意义，以及后续在价值观上的可能影响力，来稍微梳理其脉络。其中最具特异性的穆卡特，住在雪梨经营一人事务所，只做他能力可及的在地案子，以承袭密斯（Mies van der Rohe）简洁与结合工业生产的特质，深思现代主义与地域特质的关系，同时提出“轻触大地”的说法。当年一位评审说：“他的作品不但未坠入地方沙文主义廉价的悲情气氛里，反而能在其更严肃的思索下，连接上与现代主义思维的血缘关系。”
王澍感怀中国此刻精神家园与文化本体的流逝，决心针对重商业、崇拜科技、反传统文化的建筑思维，以及“城乡建筑的摧残”险恶状态，提出他嘹亮的异议。王澍将中国城市被拆除抛弃的旧砖瓦材料，重新回收并运用到新建筑，积极运用都市里的大批农民工，继续以他们本来熟悉的构筑技艺及知识，加入中国未来建筑与风貌的发展。
来自智利的阿拉维那，反映了近年的建筑趋势里，对于人道关怀与社会责任的重视。自2001成立的“ELEMENTAL”工作室，打造了超过 2500 户的低收入社会住宅，除了材料和施工技巧的运用与搭配，每一个阶段都还能够让居民直接参与，以能在居民、环境及社会的利益分合关系间，争取执行上的最大可能，是一个持续在思考与行动间取得平衡的团体。
这三个过往得奖者以及今年的 RCR Arquitectes，清楚呈现此刻建筑界的反思态度所在。其中所坚持的价值，譬如以个体与在地现实为核心的创作模式（而非跨国的大型设计公司）、积极寻求现代主义与地域环境的连结，或是对被过度高估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因而罔顾自身文化、环境与社会脉络的畸形变态，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地域主义的兴起与隐忧
在其中最核心的辩证，可能还是落在全球/地域的价值争议上。现代建筑的发展，确实在上世纪的末期有完全被全球化价值主导的迹象，而后建筑地域化的逐步出现，显示出多元化与区域化的必然反扑趋势，也表明现代建筑在要与世界同步对话外，更是必须要思索本体何在的问题。
这样意图在全球的框架下，再去定位各自主体的模式，可以参考欧洲共同体文化思辨的过程，在《认同的空间》里，这样写着：“许多人无法断定所谓的欧洲文化『求同存异』（Unity in diversity）到底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无疆界的欧洲观点和媒介跨国界流动的作法，会使人们产生忧虑和文化迷乱感。面对这些激变，一种反应是到较为局部性的地域意识和认同意识中寻求慰借；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化地区主义和（巴斯克、苏格兰、布列塔尼等）小民族主义越发兴盛。”
这个描述点出来过度宏大的整体认同，可能造成的“文化迷乱感”，也因此间接促成文化地区主义和小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如果过度强调地域主义，可能也有其隐忧。Kenneth Frampton 在《朝向批判性地区主义》中，认为借由摆脱只是重复抄袭外来、异国形式的“世纪末折衷主义（eclecticism）”，以重振目前无精打采的社会表达力，是地域主义寻求与全球化间调和的必要解构手段。但他同时也警告地域主义变成压制他者沙文主义的可能：“在新英格兰，欧洲现代主义就遇上了不知变通又处处设限、始于抗拒而终于投降的地区主义。新英格兰（后来）全盘接受欧洲现代主义，因为当地的地区主义已经沦落为规则的收集。”
地域主义如果让国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意识过度介入，反而有可能形成如新英格兰般的自我扼杀性，更因此阻吓了优秀设计人对地域性的真实思索。但是，若不时时思索并定位自体位置，在此刻全球化冲击的大浪潮下，能否建立起自身的存在位置与意义性，同样值得担忧。
根植本土、心向世界的建筑路线
科比意在《迈向建筑》（《VEN UNE ARCHITECTURE》）的序言里，明确宣告现代建筑的意义与责任：“建筑并不在于专业的技术，关键在于建筑必须能够传达共同理念所呈现的变动。”以此来看 RCR Arquitectes 的得奖，可视作他们正对于此刻共同理念与波动的积极回应，也是全球化、商品化、明星化的既有建筑价值，必须转向与修正的时代宣示，也是地域价值应当得到重生与肯定的宣示。
恰恰如评审对 RCR Arquitectes 得奖所说：“这三位建筑师以最美好和充满诗意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必然就是非此即彼，至少在建筑的操作中，是可以追求两者的共存。我们确实能够根植于本土，同时又心向世界。”
我个人乐见 RCR Arquitectes 得奖，也支持他们所代表的建筑意义。而他们与其他几位得奖建筑师（穆卡特、王澍、亚历山大．阿拉维那），在新世纪里接续得奖的步伐与路线，更是指出建筑路线必将修正的明亮灯塔。
（阮庆岳 /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