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影响深远的二二八事件，不但现时在香港已几被遗忘，甚至在当时亦未有太多相关讨论。虽然如此，台湾与香港在1945至1947年的历史经验，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两地均经历了长期殖民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战场，并被控制中国大陆的政权视为天然领土的一部分，甚或是带来“民族耻辱”的“失地”。战争结束后，台湾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香港则由于英国舰队先于1945年8月30日回港，而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
论者以往讨论战争时，主要关注战争过程和战争对社会的各种影响，但有时却忽略了战争结束的过程对战后发展的重要性。关于二战的讨论亦没有例外，直至近年才出现更多关于大战结束过程的研究与探索。（注一）从交战双方放下武器到恢复日常生活，往往是极为复杂的过程，不但需要妥善计划，更会耗费大量资源，过程中亦必然冲突不断。曾经历战争的人，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均已养成在秩序崩溃与道德模糊下生存的习惯和技巧，对突然重临的法律、社会秩序，以至道德价值，均可能感到无所适从。手握武力者甚至可肆无忌惮，以民族、国家与秩序为名，在混乱时期肆意压迫无力抵抗者，以至本来应被“解放”的对象。
战后香港状况
在台湾与香港，混乱艰难的战后时期更因为政权更替、国族主义，以及国共斗争的介入而更形复杂。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数月，香港亦出现一宗极为相似的事件，其结果却迥然不同，亦部分反映了两地接下来数十年的历史走向。此文尝试叙述此事细节，不但是为了补充香港历史的一段小空白，更希望呈现事件的复杂性，以解释何以1946年香港的九龙骚乱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结局迥异。
如单纯以社会经济背景而论，则香港在1945至1947年间爆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可能实不比台湾要小。台湾虽然作为日本属地经历了十五年战争，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盟军多次空袭，但本土未出现陆上战斗，故战争未有对岛上的经济和基础建设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相较之下，香港在日本投降时已几乎断粮，海外与转口贸易已因为战争而完全中断，市内工商业凋敝，日军强迫市民使用的军票亦几成废纸。当时新界的农业不足以养活香港市区的人口，澳门等邻近地区亦自身难保。虽然日军占领香港时把大量人口送往中国大陆，但战后香港仍有约五十至六十万市民，数目亦因为民众从华南地区回归以及其他难民涌入而剧增。不少市民或难民在战争结束时均没有工作，其日常生活已颇成问题。
犹幸的是，战争期间英国政府设立香港计划组（Hong Kong Planning Unit），在战前于香港任官的麦道高（David MacDougall）领导下，在战争结束前已准备好短期救援与长期改革的计划。日军投降时，英军即与华洋公务员（部分刚从战俘营获释）迅速恢复部分基础设施，英军亦把粮食从澳门以及亚太地区陆续运到香港，使香港商业活动在该年年底已渐次恢复。（注二）
至1946年，香港虽然正处于复苏的轨道，但仍面对不少内外问题。由于华南以至东南亚情况仍然混乱，香港的工商业虽然比邻近地区恢复更快，但仍远低于战前水准，大量战前居港居民从中国大陆回到香港，加上不少广东居民选择移民香港，使香港人口大增，政府难以照料。
由于以上原因，香港有约七万名小贩每日在市区摆卖为生，但多未领有牌照（官方发出的牌照只有约15000个，注三）。有见小贩对公共卫生和交通的影响，加上商舖业主和租户的反对，政府遂于1946年中加强对小贩的管理，命警方在街上扫荡无牌小贩。可是，此举不但未有解决问题，更助长警察和黑社会向小贩“收规”（收取保护费），加重了对低下阶层的剥削。
与此同时，九龙的情况更因为国民政府的存在而更为复杂。由于中英两国之间的协定，国民政府的部队可以暂时从陆路经新界进入九龙，然后乘船前往中国其他地区。除了国军进入九龙外，国民政府的广东省政府亦援引《展拓界址专条》中，清廷可在九龙城寨继续管治的条文，尝试在九龙城寨“设治”。其人员于城寨内外宣传亲国民政府，盼以国族为号召使九龙民众支持国民政府收回香港的立场，国内党国控制下的媒体亦不时提出收回九龙和新界之议。（注四）
1946年九龙骚乱与广东政府介入
1946年10月26日，英籍帮办窦威（Sub-Inspector Thomas Dow）与冲锋队印警林星瑟（Ramzan Syed）、华警何耀荣和郭德方，乘冲锋车前往油麻地取缔聚集街上的无牌小贩。至中午12时20分，窦威与其同僚发现有小贩正沿砵兰街（旧称砵仑街）逃走，窦威指示下属下车追逐。其中警员林星瑟在砵兰街49号附近追上花生小贩王水祥。据其后林星瑟及证人供称，王氏逃跑时跌倒在地，压住自己的货篮，随后跟上的林星瑟踢向其身，待王氏站起后与警员何耀荣将之带到窦威面前。王氏向窦威求情后获放行，不久即倒地不起。王氏倒下后，人群开始聚集在其身边，现场水泄不通。救护车在下午1时40分抵达时，王氏已经身亡。其后，人群包围窦威一行人，谓英警踢死华人小贩，并不准警察移动王氏。直至下午2时许，更多警察以及刑事侦缉探员抵达增援，但情况已逐渐失控，群众开始向警车和警察掷石，使警方迟至下午3时才能运走王氏遗体。
据警方事后报告，事发其间有一国军军官出现，尝试平息民众情绪。其时，油麻地一带已颇为混乱，有人向往来车辆掷石，警方则派出消防车向人群射水驱散，亦调派驻20名第3特种旅（3rd Commando Brigade）士兵以及20名皇家空军宪兵协助维持秩序。警方明令警员如非遇险，否则不得开火；军方亦受到类似指示。警方在窝打老道组织一条阵线利用警棍沿路扫荡，完成后警察九龙指挥官认为情况已经受控，指示军队回营，并减少在场警员人数。可是，此举使骚乱死灰复燃。
至下午4时许，警务处长辛士诚（Charles Sansom）到尖沙嘴女青年会建立临时指挥部处理骚乱。军队再次出动，并与警察多次在弥敦道与窝打老道扫荡。至晚上约10时，油麻地附近曾传出零星枪响，警方纪录称曾向天开六枪示警，军方则有一枪走火，但亦有不明人士在弥敦道平安戏院（Alhambra Theatre）鸣枪六响，骚乱至当晚午夜才告平息。当日混乱共有十多人受伤，其中两人受枪伤。被捕者则有35人，其中14人为青少年。（注五）
翌日，九龙并无类似骚动。28日王水祥出殡当日，过千人前往现场，其时由于有军车在大埔道经过送殡队伍，遂再次出现掷石场面，并逐渐演变成骚乱。至该日下午，弥敦道与太子道交界最为混乱，与两日前事发地点有一段距离。骚乱最严重时，聚集人数多达约五百人，其间有数名外籍居民与印度士兵遇袭，财物被掠，甚至有人向皇家空军居住的嘉道理道投石，导致警卫向天开枪警告。当晚10时，情况才大致受控。由于此次骚乱规模较小，因此只有四人被捕，但正如九龙警察指挥官指出，骚乱主要针对军人与外籍居民。（注六）
国民政府在广州的负责人张发奎一直希望收回香港，其属下机构亦曾尝试利用王水祥之死制造机会。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如此形容当时香港：“香港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国耻与创伤。在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和官僚的乐园。广东风气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多直接间接受到香港的影响……”（注七）
事件发生后不久，王水祥家属即向国民政府外交部两广特派员驻港办事处求助，后者则向国民政府报告“‘葡警’挥拳向王氏胸部殴打，又用脚猛力向王氏下部踢去，因踢中要部，当堂倒地不起，屎尿交流”，此记载亦在香港中文报纸和广东的报纸刊登。两广特派员公署随即代表王氏家属向香港政府提出交涉，要求严惩涉事警员并作出赔偿。市面亦传出消息指警方将停止扫荡小贩三日，似希望更多小贩上街，甚至和警方再起冲突。其后，广东当局命令省内报纸大造文章，特别要提出收回香港。官方背景的广州市总工会亦出现“王水祥案后援会”，呼吁正准备和中共开战的国民政府“从速收回香港九龙澳门等地”。后援会筹得法币300万元，但拨出200万为“经费”，只余下100万元交予王氏家属作“慰问金”。（注八）
殖民政府着力彰显法治
在此混乱局势中，殖民地政府和社会对此事的回应决定了事件的走向。首先，港九各商贩公会向政府和华人议员请愿，要求处理事件并改善小贩政策。警方亦拘捕林星瑟并控其误杀罪。31日，华人立法局议员罗文锦提出成立委员会讨论此问题，并强调委员会内必须有小贩代表。政府成立委员会后，即向各部门和团体收集意见，包括93个小贩公会和各大商会。民间组织港九小贩超立研究社不但与警方商讨对策，更派出百多人到港九各地协助小贩维持秩序，使之不会阻塞交通。警方则与民间组织商量准许临时摆买的地点，以纾民艰。（注九）港督杨慕琦向伦敦报告时，未有夸大事件，强调虽然有中国方面的煽动，但事件只属治安问题。（注十）
事发翌日，《工商晚报》发表评论，指港府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市民对“英国的法治精神”的信心。（注十一）王案发生后，曾再次出现（华人）警察粗暴对待老妇小贩黄娇的案件。当时警方未有包庇涉案警员，并命令他立刻向黄娇道歉，以避免此事成为国府口实。（注十二）林星瑟被捕后，议员和社会的讨论则转向管理小贩和防止警察贪污等问题，可见广东当局希望把事件导引至族群冲突，并尝试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收回九龙和新界，但香港政府和社会则把此事视为彰显法治和改善市政的契机。
为建立信心，殖民地政府着力在审判中彰显法治精神。王案曾三次在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但最终于11月19日在中央裁判司署初审，其后转至最高法院。当时，控辩双方均由当时最富经验的司法人员担任，其中检察官为雷诺斯（James Reynolds），辩方则为葡籍大律师廖亚利孖打（Leo d’Almada e Castro）。两广特派员驻港办事处亦有派人听审，王水祥家属亦聘请律师协助。
控方共有四名目击证人，其中一人为事发地点的长生店店员，另外三名是男童，最年长者只有13岁。在认人过程中，只有长生店店员能认出被告，而三童提到林星瑟曾拳打王水祥胸口，却未提及王氏被追上时已经跌倒在地，与国府版本一致。店员则提及王氏曾被林星瑟脚踢，但次数与力度则与三童描述不一。各人亦未能一致确认王氏有否跌倒在货篮上；有作证男童坦言记忆已经模糊。法医指出王氏死因为胰脏破裂，身上虽有明显瘀痕，但原因既可能因为王氏曾仆倒在地，亦可能因林星瑟脚踢所致。他又指死者患上疟疾，其胰脏比正常肿大四倍，极易破裂。如死者尽快进院，则极有可能获救。（注十三）
杨慕琦在致殖民地部的电报中指出，部分证人显然被教唆如何作供。（注十四）或许正因如此，证人口供有不少出入，使陪审团最终以四比三裁定林星瑟误杀罪名不成立，但检察官则改控他殴打。
王案审讯前后，英国向国民政府交涉，要求广东方面停止利用此案煽动。国府外交部则向英方表示他们亦面对广东的压力。至12月初，英方态度转趋强硬，向国府表示如果粤省再以此事兴波作浪，英方将公开粤省操纵舆论的具体命令。其后，广东即停止对此事的操作，亦解释了为何此案在12月中于最高法院续审时，庭内再无听审人潮。最终，林星瑟误杀和殴打罪均因为证据不足而不成立。港府亦向王氏家属赔偿港币一万元（折合法币约1500万元），出手比广东当局阔绰。（注十五）
在当时大部分华文报导中，均未有对各人的身份和背景有太多着墨。广东当局和部分媒体只急于将此事描述为华洋冲突，但实际上窦威、林星瑟、廖亚利孖打，以及王水祥等人的身份和背景，却对“何为港人”的定义作一有趣注脚。39岁的窦威为英藉，战前已在港担任警官，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他和妻子及两名子女被送到赤柱圣士堤反书院的拘留所度过战争，战后即出营继续担任警务。林星瑟事发时才21岁，与所有华文报纸和中方描述不同，他并非葡籍，而是印裔与华裔混血儿，在香港出生，战后才加入警队，属于当时较为精锐的冲锋队。（注十六）代表林星瑟的廖亚利孖打则为葡籍精英，1904年在香港出生，在圣若瑟书院和香港大学接受教育，长年在港任律师，1937年至1941年更成为立法局议员。战争期间，他在澳门暂避，其后加入香港计划组。战后，他成为军政府的军事法庭主席，参与审讯日军战犯。如以在港时间长短界定身份，则受害者王水祥可算是事件中唯一一个“新移民”。23岁的他在1946年8月才到港定居，其母亲和妻儿均在广东罗定生活。（注十七）
港英与国民政府重建秩序的准备
王案在1947年1月底审结后，即迅速被遗忘，但一个月后台湾则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当时没有任何媒体将此事与王案作比较，但有一英媒却指出国府在台湾的行动将如何影响香港华人对“祖国”的观感：
“中国政府正面对台湾人的抗争……该地六百多万人口大多是中国人，他们初时都欢迎和台湾并入中国，但他们在四十五年的日本统治中已建立了一定的自治精神。如果中国政府接管这个岛屿时显示多一点技巧和效率，则这种精神并不会带来太多问题，可惜它却一错再错。来自中国大陆的官员骑在本地人头上，勒索者越洋而来，欺压着单纯的岛民。所有国民党的恶习──贪污、通货膨涨、行政混乱在──一夜之间全部出现。这个冲击之所以巨大，是因为高压的日本统治虽然不受欢迎，但它至少有效率，而且岛民的生活水平比中国各地要高。……失望转化为不满，不满再转变成公开的抗争。这次事件对国民政府而言可说是公关灾难，在香港居住的中国人更不可能视而不见……”（注十八）
正如邝智文在《重光之路》指出，当时香港政府相对开明和温和的态度，的确使不少华人视香港为难得的避风港。即使视香港为“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和官僚乐园”的张发奎将军，亦于1949年避走香港，最终长眠于斯。
那么，如何解释1946年九龙骚乱与二二八事件结局迥异的原因？首先，英国政府上下对如何在香港重建秩序，显然比国民政府在台湾更有准备。战争期间，香港计划组一面总结以往殖民地政府的失败经验，一面研究长远改革和短期措施，并矢志建立更能应对居民声音的政府，甚至打算推动自治。不少香港政府人员在战争期间被拘禁于香港时，亦有思考改进之策，并在日军投降后接管香港，在英军协助下恢复公共服务。
至于国府，虽然对如何接收台湾有所计划，但始终缺乏资源与了解台湾情况的人员，但当局又不愿与当地人真诚合作。港督杨慕琦处理事件的手法亦远较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陈仪成熟。杨慕琦长年任职殖民地官员，战前临危受命到香港稳住状况，到任数月已开始处理政府内部贪污问题，虽然其后不幸被俘，但他仍有思考如何改革香港。至于陈仪，长年在党国出任地方大员，虽然曾任国府台湾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但始终没有实际管理台湾的经验，其属下亦然。不少国府人员以占领台湾心态行事，并因为台人对中国缺乏向心力而颇为不满。陈仪在其离任宣言中，即强调台人应以炎黄子孙身份而骄傲，其跋扈心态可见一二，亦可见在恶劣施政下，国族话语是何等苍白无力。
在实际操作层面，香港与台湾当局的处理手法亦不可同日而语。香港警察处理群众事件的办法，参考了以往英帝国在印度、中国，以及其他殖民地累积而来的宝贵经验与策略。虽然禁止开枪并以较低武力处理叛乱不一定立刻见效，而且对参与人员较为危险，但政治上却不会出现阿姆利则惨案（Amritsar massacre）、五卅惨案（1925年5月30日）、沙基惨案（1925年6月23日）等警察向人群开枪的惨剧，并省下其后无法弥补的政治代价。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未有相关训练与心理素养的国军军警不断开枪镇压，其后当局则一面佯称与台民代表对话，一面不断向上峰夸大事件性质，并指派特务组织制造混乱，为出兵全面镇压提供口实，反映了主事者对武力的幼稚迷信。
香港政府则极力克制，先将九龙骚乱定性为治安问题，然后以尚算严密（以当时标准而言）的司法准则处理王水祥案，并邀请市民讨论解决属于市政民生的小贩问题。香港警队迅速把林星瑟移送司法，在骚乱中坚持使用最低武力，并在其后的黄娇案中立刻认错道歉，未有包庇。英国政府则于幕后向国民政府层层施压，阻止广东继续煽动。最后，虽然港府司法系统因证据不足未有把涉事警员判刑，但亦将之革职并以巨款赔偿／收买王氏家属。归根究柢，香港政府并非特别光明正大文明先进，只是较为实事求是而已。
结语：与过去对话
重构1946年九龙骚乱的细节，并比较香港殖民地政府和国民政府台湾当局的处理手法，并不是为了赞扬殖民地政府或贬损国民党或蒋介石（陈仪显然要负最大责任），而是希望显示历史书写允许我们从复杂的过去中，了解到我们深信的价值与文明秩序并非一朝建立，亦可被一二莽夫瞬间摧毁，因此我们不应把“进步”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必须争取与守护之事。
有规范的历史书写，亦提醒不幸地生存在“后真相”时代的我们，即使人们对历史可以有不同解读，历史叙述本身会随着社会转变和新资料的出现而不断被修正，书写者亦不能完全摆脱情感、意识型态、族群身份，以及政治的影响，但至少书写历史者仍可以（亦应该）尽力利用档案等过去的碎片，重构相对可信的历史叙述，并透过比较等方法，与过去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
（CS，自由撰稿人）
注一：Victor Sebestyen, 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4); David Chandler, Robert Cribb and Li Narangoa, End of Empire: 100 Days in 1945 that Changed Asia and the World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6); Richard Bernstein, China 1945: 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注二：详见邝智文，《重光之路：日据香港与太平洋战争》（香港：天地，2015），页373-383、394-409。
注三：《工商日报》，1946年11月1日。
注四：林侠子、方遐君，〈抗战胜利后香港九龙城恢复设治事件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 第37辑 总第137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2000），页100-101。
注五：“Rioting in Kowloon on 26.10.46,” 28/10/1946, FO 371/53639, TNA.
注六：“Rioting in Kowloon – 28.10.46,” 29/10/1946, FO 371/53639, TNA.
注七：郑义（译），《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页404。
注八：《工商晚报》，1946月10月29日；《工商晚报》，1946年10月31日；《工商日报》，1946年11月2日；《工商晚报》，1946年11月4日。
注九：《工商晚报》，1946月10月27日；1946月10月28日；《工商日报》，1946年11月1日；《工商晚报》，1946年11月11日；《工商日报》，1946年11月15日；1946年11月18日；1946年11月23日；1946年11月28日；《工商晚报》，1946年11月29日。
注十：“Governor to S.of S. Colonies, 7/11/1946, FO 371/53639, TNA.
注十一：《工商晚报》，1946年10月27日。
注十二： 《工商日报》，1946年11月15日。
注十三： 《工商日报》，1946年11月19日；《工商日报》，1946年11月20日；《工商日报》，1946年11月21日；《工商日报》，1946年12月17日；《工商日报》，1946年12月18日；《大公报》，1946年12月18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1/12/194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12/1946.
注十四：“Extract from saving(r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rom the Governor, Hong Kong, Dated 9th January 1947, No. 2. Secret,” FO 371/63386.
注十五：“British Ambassador China to Governor,” 5/12/1946, HKRS 163-1-245.、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12/1946、《工商日报》，1946年12月29日。
注十六：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12/1946.
注十七：《工商晚报》，1946年10月31日
注十八： 引自邝智文，《重光之路》，页431-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