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出头的林森，名字在香港独立电影界不算陌生。他执导过三部独立短片，跟一班志同道合的独立电影制作者创办“平地映社”，举办民间电影节，近年还跟一间电影公司开始商讨一项电影计划。
不过，林森坦言，在今天香港，追逐电影梦路途艰难，常常令人灰心。最近他正努力撰写准备交给电影公司的剧本，但苦于生计，不得不分身去接宣传片、广告等不同类型的商业制作。
“美术、制片、收音助理、灯光助理，搬搬抬抬，我什么都不介意做，这样喜爱电影的话，我也要去了解每个岗位呀。”他笑著数指头，一一数出自己担任过的岗位，停顿半刻补充道：“但当然也是为生活。”
结果换来，手头的电影剧本，前后写了两年也迟迟未完成。在电影圈打拼五年，林森最期待的，是拍摄一部讲述香港故事的电影，他的电影梦，还会成真吗？
合拍片当道，香港电影工作者往哪走？
2011年，林森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修导演系。他记得，当时身边主修摄影和音响等偏向技术型专业的同学，很快就能跟工业接轨，但导演系出身的他，却苦无出路。
“修导演、编剧，都是很虚无的，只有一纸证书。读完了，我怎样呢？”
在合拍片中，许多题材是不能触及的。这规则对有些创作人来说，可能是好玩的。但在我眼中，这些规则始终会带来影响，因为在你的创作中，有些事提不得。
在电影工业里，若想担任导演或编剧的年轻人，必定要投身电影公司，或以自由工作的形式扩大圈子，由低做起。以独立电影起家的导演陈果，也是逐步担当场记、副导演、助理制片逾十年，才攀升至导演一职。
由低做起，却意味着日夜癫倒的工作时间表、以及压至低点的薪金。电影制作往往需时数个月不等，为了迎合剧情需要至演员时间表，挨更抵夜份属平常，然而有别于机器组、灯光组等技术部门，导演组工作人员多数不以日薪计算，以应届毕业生而言，月薪约为八、九千元。
“挨，没问题，但挨完，是不是真的有发展？”林森说。
当时在香港电影圈，中港合拍片盛行，投身电影，就必须回内地寻找机会，但林森却不敢苟同：“在合拍片中，许多题材是不能触及的。这规则对有些创作人来说，可能是好玩的——怎样不提鬼，但说一个鬼故事？啊，转成妖！但在我眼中，这些规则始终会带来影响，因为在你的创作中，有些事提不得。”
合拍片的风潮始于2003年，当年香港政府跟中央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希望藉住协议，振兴当时早已走下坡的香港电影市场。但随着内地电影市场急剧增长，合拍程序又要先经电影局审批，才能发出拍摄许可证，为了顾及内地庞大的市场，电影开始失去自由创作空间。
林森很快认清，合拍片不适合自己：“我还是希望多说自己熟悉的、香港的故事。”
毕业后他一度没找到什么合适机会，索性跑到社区中心工作，打算举办社区电影兴趣班。讽刺的是，他下了半年的心力，无人报名，相反数学兴趣班、魔术兴趣班的，比比皆是。
但这段经历反而滋养了他的创作灵感。在社区中心的杂物房里，他熬出一个剧本来：故事围绕住一个修读设计的女生，如何在城市变迁之中，坚持己见、追求梦想的生活。这部作品命名《绿洲》，后来成功挤身由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的鲜浪潮短片比赛。
经历过在社区中心的低潮，林森反而更觉自己对创作的不舍，最终决心踏上拍摄独立短片之路，只望以自己的力量，说出香港故事。他的作品，命题多围绕城市变迁，讨论社区重建、基层生活面貌、甚至少数族裔的困境。
香港电影抬头了吗？
独立制作，真的只有拍的份儿，哪有赚到什么。
不过，拍摄了独立短片数年之后，林森开始感觉到难以持续发展。
“独立制作，真的只有拍的份儿，哪有赚到什么。”他过往参与过鲜浪潮短片比赛、香港电台制作，机构所拨出的资金，主要用作拍摄用途。以他出任的导演岗位、或编剧等主创岗位成员，固然能获得微利的收入，实质不足以支撑数个月用来创作的时间。作品放映时，也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收益。
他直言，香港没有一个健全的独立电影界，身边的独立电影制作人多数拥有副业，例如教书、或参与其他类型的制作，才得以支撑生活和创作。林森自己也不例外，这些年来，都是依靠出任不同岗位、接下不同类型的短片制作，甚至到中学教拍摄班，每月收入约一万多元，跟一名其他行业的应届毕业生收入相约。
话语间，林森无奈叹道：“有时也不知道，自己除了拍摄，还会做什么。”
相比起他毕业之时，香港电影市场近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不少以“本土”为命题的电影开始涌现，颇受观众欢迎。
以香港网路小说为创作蓝本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大收2100万元票房；以青春、舞蹈、梦想为主题的《狂舞派》则收1300万元票房；独立电影《十年》虽然只收600万元，但涉及香港政治前景的题材广受触目，夺下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殊荣。
于林森而言，这些现象，会否造就香港电影市场生机，或更能协助新晋导演获得机会？
对此他显得迟疑：“算是吗？我真的不知道。无疑是多了机会，让年轻导演展现自己的才华，当中也有导演不是循着从低做起的阶梯。但长远来说，是否就是香港电影回归？这刻很难下定论。”
翻找香港影业协会的资料，分析香港电影市场过去五年的趋势，可见香港电影产量偏低，平均每年只有53套香港电影上映，占整体市场四分之一。而高据全年最高票房的，始终为非香港电影，例如好莱坞制作。
合拍片大多口碑欠奉，但往往在香港电影中，能跟外地电影票房相比的，都是合拍片，不乏入场支持的观众。另外，合拍片连内地市场一起计算收益，常常收益庞大，本地市场远远赶不上。例如，2016年上映的《寒战2》，在香港收逾6600万元，内地票房高达7.64亿元（即6.77亿人民币）。
突破困局，投身商业电影
跟林森同届毕业的电影电视系同学，不足二十个。林森算了一下，到了今天，真正完全投身主流电影的，只有一两个，更多的像林森一样，四处接不同类型的小型制作，更有许多完全离开电影，投身媒体、文化或非牟利机构等行业。
而打拼五年之后，林森现时最希望突破困局。“要继续玩独立创作，我也负担不来了。副业赚得不多，奔波劳碌，又损害最终创作。”他无奈地说：“无论你想做好任何类型的艺术创作，你都必须好专心去做，但同时间有了生活负担、租金，就会分心，没法专心创作。”
他并不是想放弃电影，只是希望能够转换模式，参与商业电影。“下半年，我希望写完那个电影项目的剧本，是我给自己的承诺。”剧本写好之后，他就能够跟电影公司一起，四出寻找投资者。
无论你想做好任何类型的艺术创作，你都必须好专心去做，但同时间有了生活负担、租金，就会分心，没法专心创作。
回归创作的原点，他记起以前中学时期，积极参与社运，透过支援抗争，亲身接触到许多弱势社群，发现自己更希望为弱势、或社会不被注意的人发声。
“当时拆皇后码头，我们在码头顶度过好多个晚上，也晒过好多个日头。但做了这么多，码头最终还是拆了。我当时在想，除了抗争、除了上街，有没有机会能透过其他媒介发声？”他平静地回忆说。
他承认，自己的表达方式，也一直在改变，从前认为要力竭声沙地喊口号，或硬要在电影中写入关注的议题，如今他更希望以“软性”的手法，来打动观众：“挑战就在于，我怎样将本来对这些事不存关心、甚至跟这群组对立的人，对事情有感受？”
他认为，作品无因商业或独立而分好坏，但对他而言，这种对生活的关注，则是创作的底线：“这是我的最大动力，也是我最大的考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