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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淦恭:中国政治歌如何演进?从女歌手退赛说起

中国政治歌的演进历史,几乎和中共政治的代际更替保持高度同步。

刊登于 2017-02-26

谭晶在个人微博宣布退出湖南卫视《歌手》。
谭晶在个人微博宣布退出湖南卫视《歌手》。

谭晶退出《歌手》,无疑是这两天中国大陆最为热络的娱乐话题。自1983年央视开始举办春节联欢晚会以来,中国大陆逐渐形成以在晚会上曝光度为主要指标的“政治歌一姐”序列。政治歌一姐,不见得只有一个人,有时也有两位。大体上来看,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董文华、彭丽媛并立;彭丽媛、宋祖英并立;宋祖英、谭晶并立;雷佳独大。

彭丽媛曾主演过一部大型历史歌剧——《木兰诗篇》。《木兰诗篇》的第二代“木兰”,是谭晶和雷佳。中共十八大后,谭晶和雷佳经历交叉,雷佳成为绝对的政治歌一姐,而谭晶则先怀孕生子,复出后参加《蒙面歌王》和《歌手》,重新定位自身角色。谭晶的转变,并不只是个人的尝试,而是十八大之后时代风云变幻的结果。

这篇文章,由2015年春节时我写的《中国政治歌演变史》修订而成。

政治歌歌手的江湖

自2014年起,宋祖英、谭晶已连续四年没有参加央视春晚。

回溯央视春晚的历史,最早的两位红得发紫的超级政治歌手,分别是以《在希望的田野上》出道的彭丽媛,和以《十五的月亮》出道的董文华。

1990年,宋祖英以一首《小背篓》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大炙手可热的政治歌手之一。1999年,中共举行建政50周年庆典,“十一”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晚会,宋祖英演唱了《收获》,彭丽媛演唱《中国新世纪》,这一场演出,标志着她们“双峰并峙”状态基本确立,2000年央视春晚,董文华的一首《长江长》成为绝唱,此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减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彭丽媛、宋祖英在女性民歌手中的地位更趋巩固。

2007年之后的彭丽媛,除习近平亲自出席观看的历年“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和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庆祝晚会之外,不再在国内参加公开演出。中国政治歌的“彭宋”双峰时代暂告段落,2012年11月后,彭丽媛彻底不再参加公开演出,“彭宋”时代唯余“宋”一人。

回顾彭宋在国内政治歌手风头正劲的年代,不仅她们在最高规格的国家晚会(即“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2014年停办,其功能被央视春晚和中央军委慰问老干部文艺演出分流)上演唱政治性最强的歌曲,而且在央视春晚上,她们唱的歌也往往是最红最正的。

尤其是在彭丽媛,成为中央委员、浙江省委书记夫人之后,她历年在央视春晚上唱的歌,政治性都极强,2003年的《世纪春雨》、2004年的《江山》、2005年的《梦圆》、2007年的《报答》都是如此。如果认真观看央视春晚的人,就知道,像《江山》、《报答》这样的歌曲,彭丽媛在前台唱,背后的大屏幕上都会出现四代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的画面。

在彭宋绝对主导女性政治歌演唱届的时代,也有一些能够在缝隙中寻找机会的民歌手,譬如1999年春晚上以98抗洪歌曲《为了谁》而为人熟知的祖海,曾连续在2002年到2004年赢得一首完整歌曲的独唱机会,其中还包括《我家在中国》这种超级大政治歌。须知,春晚的歌曲大多是多人合唱或者歌曲联唱(一首歌不能唱完,只唱一段及副歌,通常时长在一分半到两分钟)等形态,能够占据四五分钟的时间独唱一首歌,除了港台明星以外,在彼时,对内地歌手是非常难得的殊荣,能够保证每年都有这样机会的只有彭、宋。祖海之外,张也、汤灿等也曾一度得到过类似的机会,但都不能保持多届。

2003年谭晶第一次在央视春晚上独唱了关于军嫂的歌曲《妻子》,此后她几经跌宕,最终在2011年前后获得了和宋祖英一样的央视春晚稳定独唱机会,并且负责演唱一些政治性较强的歌,如2011年的《旗帜更鲜艳》。在这段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宋祖英、谭晶两大高峰。

宋祖英、谭晶连续两年缺席央视春晚,中国的政治歌歌手江湖,事实上重新洗牌。

政治歌的尴尬

中共十八大之后,高层雷厉风行,以往大量的晚会节目,被砍到了零头。甚至于传统的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文化部、公安部春晚都被取消。各个企业、地方的晚会也大幅度压缩,以往的晚会歌手们,日子大不如前。

由于特殊国情的原因,中国大陆大体上把声乐分为三种主要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美声唱法。美声自不必说,通俗唱法也为人好理解,唯独“民族唱法”,意涵相当模糊,事实上,作为“民族唱法”并未见得有多少本民族音乐成分,倒是大量吸收借鉴了西洋演唱技术,事实上,“民族唱法”歌曲基本只有两种功能,其一是烘托各种“欢乐气氛”,譬如说张也的《万事如意》、祖海的《好运来》之类,还有一类,也是民族唱法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就是讴歌执政党和国家,也就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歌”。

近年来,纯政治歌基本没有听众。绝大多数的政治歌手很难在市场上生存,编制大都在军方或国有歌舞院团,而赚钱也主要靠参加各种晚会。十八大后,除了像雷佳这样极个别的,受彭丽媛特殊青睐的政治歌手以外,绝大多数政治歌手的曝光率都陡然降低。

2014年央视春晚,歌舞节目备受吐槽,其中原因之一在于,这一年春晚没有宋祖英、谭晶这样的歌手,但其政治化程度之高,竟仍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春晚中最政治化的一首歌是零点报时前姚贝娜的《天耀中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由非军方的、通俗唱法的歌手来演唱这样的歌曲。

除了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由于其技巧繁复、声调极高,同样也被作为政治歌的一种选择。在以往的春晚中,也有过由美声歌手来唱最政治化的歌曲。但是由通俗歌手来做这样的演绎,2014年是第一次。

总体来看,政治歌的“盘子”中,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大致 3:1。而观察2015年的春晚节目单,最可怕的几首歌《强军战歌》、《把心交给你》、《时代的勇气》和《共筑中国梦》,这几首歌中有三首是纯美声或有美声成分的。所以说,近年来不仅传统政治歌手正受到冲击,政治歌本身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民族唱法主要服务于政治歌,政治歌主要是民族唱法的旧有格局,正在松动。

这种松动,显然首先源于传统政治歌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在胡时代后期,每年“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上演唱的政治歌, 都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入耳的程度。不少政治歌,基本上是直接将中央文件打几行回车而成,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民主政治大发展,鲜红旗帜,指引航向,坚持科学发展观。先进性,永不变,执政能力更全面,全民族,跟着党,同心协力勇向前”、“你用创新理论,把我们心灵武装,你用科学发展,引道路更加宽广,你用共同理想,绘和谐家园蓝图,你用中国特色,写社会主义华章”等,根本不可能被传唱,也完全无法引发普罗大众的共鸣。

中共十八大后,政治歌市场急剧萎缩,尤其是传统政治歌和政治歌手遭遇寒冬,有多方面原因。

反腐是其中一个因素,由于政治歌手和相关院团和军方(尤其是长期由徐才厚分管的总政)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军队反腐的当下,成为容易被波及的重灾区。

如果说,反腐是影响政治歌手的权力因素,那么影响政治歌手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意识形态。新一届领导层显然不满足旧有的自说自话的,传播效果很差的政治文宣,而是不断尝试新的政治文宣手段,目的是要力求收到政治宣传的效果。传统的政治歌盘子,到胡时代末期,实际上成了一帮人写一些“混吃等死”的歌。习近平时代,则是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的,只要花钱做宣传,就要做到点子上。

中国政治歌演进简史

中国政治歌的演进历史,几乎和中共政治的代际更替保持高度同步。

毛泽东时代,政治歌的主轴是个人崇拜,毛时代的政治歌从旋律到歌词都朗朗上口,譬如《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等,至今仍是许多上年纪的人的所谓“青春记忆”。

邓小平时代,政治歌从个人崇拜,转向讴歌抽象的祖国山川风物。这些政治歌当然也涉及到讨论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但总体来说除了个别歌曲(如《党啊,亲爱的妈妈》)外,这些歌曲以“爱国”为主轴,涉及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意涵的部分并不多,譬如《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都是这种情况。此外,歌颂山川风物人民的歌曲,也是一种形态,其中的典型如《长江之歌》、《大海啊母亲》,以及彭丽媛的代表作《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你塞北的雪》、《父老乡亲》等,都是这种类型。

当然,由于当时距离中越战争很近,许多涉军歌曲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如《十五的月亮》。

1989年以后,政治歌的作者们可能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理想的幻灭。九十年代,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过像《我爱你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厚但又有号召力的政治歌。《爱我中华》等歌曲,虽然创作理念承继八十年代,但实际上从艺术性和传唱度来看,并不能达到八十年代最高峰期的水平。

这一时期,《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许多歌曲都大量出现“新时代”、“新世纪”等用词,“改革开放”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大量出现(用香港大学钱钢的话说,就是“浅红”词汇)。

此外,这一时期政治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把物质生活的改善直接写进去,典型的如宋祖英在1999年春晚上唱的《好日子》(赶上了盛世享太平)、2001年春晚上唱的《越来越好》,这使得中国政治歌的格调进一步庸俗化。

近年来,这种形态的歌曲仍然存在,很多甚至通过通俗歌曲形态出现,2014年央视春晚上黄渤的《我的要求并不高》,其实是宋祖英《好日子》、《越来越好》等歌曲在新时代的变种。

同时,民族复兴,中国崛起等“意向”开始在政治歌中大量出现。最典型的是彭丽媛1999年在国庆五十周年晚会上的《中国新世纪》,这首歌的最高潮是“巍巍的泰山用日出告诉你,中华你注定要崛起啊,要崛起”。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通俗歌手也试图打破民歌在政治歌领域的统治性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港台传入的一些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歌曲的影响。

后来早逝的高枫的《大中国》、叶凡的《亲爱的中国我爱你》等,都是这类通俗歌曲。但这类通俗爱国歌曲,一直并没有成为大的气候。最近几年,执着于干这件事的青年创作人是徐子崴,而最热衷于演绎这种通俗爱国歌曲的演唱者则是“玖月奇迹”,但总体来看,他们的《中国范儿》、《大好河山》、《中国之最》等等,还远未达到《大中国》的水平。

新世纪可以说是政治歌创作全面衰退,全面萧条的时代。唱政治歌的人还有,但是像样的政治歌越来越少。进入胡时代,政治歌完全是粗制滥造,出现了前文所述的那种把中央文件直接换行当歌词的怪异现象。江时代的政治歌,还有一定的保鲜期,譬如彭丽媛1999年在十月一日晚唱的《中国新世纪》,到了2009年,还在国庆前的央视国庆晚会上重新唱一遍,而她2009年国庆晚会上的《阳光路上》,显然是十八大后就只能彻底废掉了,现在到任何场合唱“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引领方向”,那就是“涛声依旧”,不可能的事了。

新时代的变化

十八大后的政治歌范式,已经基本成型。这种新范式,基本上和习时代的文风转变相同步。

从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上的讲话即可看出,习减少理论话语,使用语言简单、直白。胡时代政治歌的繁冗,也自然出现变化,政治歌的歌词相对更加直白,大幅减少了理论话语和政策宣示,通常主要只出现“中国梦”,“中国道路”等最宏观意象,并辅以具体的民生意象(类似1999年宋祖英《越来越好》)。

在演唱方式上,也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过去政治歌较少使用通俗唱法,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流行歌手,通常也不唱政治歌。近年来,从《天耀中华》到《不忘初心》,在以雷佳为首的文工团歌手之外,谭维维等流行歌手,全面成为晚会上重要政治歌的演唱者。

(元淦恭,智库研究员,宏观政策分析师)

本文原载于作者微信公号“元淦恭说”。端传媒获授权编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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