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电影里的“现实”
在伦敦硕士毕业后，我的头号任务自然是找工作以应付高昂的租金和生活费，而为了进入求职市场，我必须先申请国民保险号——《我，不低头》结尾一幕 Daniel Blake 的自白提及“我不是国民保险号码...我是一个公民，不多也不少”，可是在国家的税务／福利系统里，我们唯一的记认到底只有那一串号码，不多也不少。
为办理此事，我去过住所附近的 Job Centre Plus 一趟。住所位于伦敦南部，当地八十年代发生过的暴动还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过去那一带只见清一色黑人脸孔，却在市中心租金飞涨的几年，迅速成为新兴的年轻白领住宅区。破落失修的拱廊市场也得商家青睐而整座翻新了，成为满是各国美食、咖啡室、酒吧、面包店、旧衣店、精品店的中产／文青好去处。夜晚和周末也有不少外区的人过来吃有名的酸面团薄饼，或是去车站附近的知名音乐场地看演出。
我，不低头
导演：Ken Loach
上映日期：2017年2月（香港）
发行：安乐影片
对比《我，不低头》里的求职中心，我去的那所更大、座位更多，等候区满满都是人，坐着干等的人们眼神空洞。
简单来说，那是一个从早到晚人来人往的新兴蒲点，然而那边的求职中心依然是没有游人会看见的幽暗角落。
似乎全国的求职中心都用划一的标志，草绿色的背景仿佛应许希望。这个国家想人民相信，苦难的主因是没有工作，工作是通往美丽新世界的门票，只要努力找工作，甘美生活是指日可待的。但中心里头却连希望的影子都找不着。对比《我，不低头》里的求职中心，我去的那所更大、座位更多，等候区满满都是人，坐着干等的人们眼神空洞。这些陌生人大概有些像我一样，等待被分发一串将在庞大系统中代表他们的数字，好尽快加入劳动大军，然而更多是等着领定期的失业津贴、求职津贴，或者等待官僚的质疑、批判以至制裁。
一个一个的人，看来就像办公室一角的枯黄铁树，蒙上厚厚尘垢，明明占着空间却又形体稀薄——《我，不低头》里 Dan 也是如此，一直等待。在电影开头，Dan 被政府外判的“保健专员”评定为不够分数领取就业及支援津贴（近年伤残津贴也并入这里了），他收到通知信便打电话到福利部门理论。“我们的线路现正繁忙，请耐心等候，我们尽快会接听你的电话...”于是看电影的我们跟他一起开始漫长的等待。Dan 一边等一边服药、跟让狗随地拉屎的邻居吵了一架、修理家具、签收一个包裹，等得连本来悦耳的韦华第《四季之春》也变成令人抓狂的噪音，结果足足一小时四十八分钟才打得通电话。顺带一提，部门的电话号码类型收费是一分钟十便士左右（约港币一元），Dan 单是打这通电话，就得花上十英镑了。
官僚们却似乎无论如何不会受到处分：审裁员没有按规定在发信前打电话通知客人审核结果，没有问题；部门迟迟给不出上诉日期，也没有问题，因为整个官僚程序“没有时间限制”，也就没有投诉的基础。
此外还有他跑去图书馆试着上网填表，但公用电脑也是供不应求的，于是我们又看着他在街上闲晃等用电脑；陪 Katie 到食物银行排队，大门外是长长的人龙，队伍前端的人说已经不知等了多久... 仿佛世间本来就有两种人，像 Dan、Katie 这样，需要政府援助，缺乏经济效益的人，他们的时间当然无足轻重，即使随意浪掷也无所谓虚耗，所以他们为了得到基本生活所需，必须一直绕圈子，在各种无意义的事情上花费大量时间。然后当然还有那些对社会有用、有贡献、有生产力的人，他们的时间有价，万万浪费不得；因此 Katie 因为比约定时间稍迟到达求职中心，就被二话不说制裁，面临援助金遭冻结这样不成比例的惩罚。
反过来官僚们却似乎无论如何不会受到处分：审裁员没有按规定在发信前打电话通知客人审核结果，没有问题；部门迟迟给不出上诉日期，也没有问题，因为整个官僚程序“没有时间限制”，也就没有投诉的基础。而且再多的抱怨都有外判通话中心的接线员挡驾，若没有预约即使申请人亲身跑到求职中心也是没用的，总之不会麻烦到尊贵的官僚们。正等待上诉的人暂时失去了受助资格，他们在等待期间够不够钱交租、付电费媒气费交通费，理所当然不在考虑之列（好像听到谁说：这些吃福利的人本来就该好好去工作嘛）。
他们只能等官僚们决定其命运——但命运二字太大，其实何曾承载得到那些琐碎与卑微？很多时候悬而未决的不过是今晚可以买菜买肉饱餐一顿，外加几颗新鲜生果给孩子当甜点，还是只能用口袋里的一镑去买一罐快过期的茄汁豆充饥，如此而已。
保守党和穷人遭遇
《我，不低头》平实无华，却令官僚制度之荒谬显得近乎超现实，坚卢治显然内力深厚，已是无剑胜有剑了。一切事情的起因只是福利评核中一个架床叠屋的操作，Dan 明明有政府医生证明他不适合工作，福利部门却另外委任外判“保健专员”评估他的身体状况。由此他就卡在两种津贴之间的缝隙动弹不得，明明不能工作却必须每周用30多小时来求职以换取求职津贴，求职成功却又不能上班... 我们就跟着他不停绕圈子，一起在程序纷陈的灵薄狱里晕头转向。剧情也有一点戏剧化的处理，但如果我们知道 Dan 和 Katie 的故事有多普遍和贴近现实，看电影的时候恐怕只会感到更揪心。
坚卢治在2014年曾宣布退休，但在2015年大选保守党大胜后复出，翌年即交出了《我，不低头》。英国2010年大选后由保守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当时金融海啸余波未了，两党以紧缩政策应对，大举削减福利，在经济不景的大环境中令穷人雪上加霜。
坚卢治在2014年曾宣布退休，但在2015年大选保守党大胜后复出，翌年即交出了《我，不低头》。英国2010年大选后由保守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当时金融海啸余波未了，两党以紧缩政策应对，大举削减福利，在经济不景的大环境中令穷人雪上加霜。电影中 Dan 提及的“睡房税”就是当时的杰作之一。这项政策正式名称为低使用率罚款，如果接受房屋津贴的家庭里有一个或更多的闲置睡房，就会被削减津贴，美其名是为鼓励善用闲置空间，但问题是政府根本无法提供足够公营房屋让有空置房间的家庭搬迁。统计数字指出三分之二受睡房税影响的人为残疾人士， 而且在削减房屋津贴生效的一年后，低收入家庭的抑郁症个案就急增了一成。 此外也有研究报告称全国有多达两成家长必须捱饿才有足够资源喂饱孩子。 Katie 饿得在食物银行偷吃茄汁豆的一幕是影片的高潮之一，但观乎实际数字，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2015年起保守党执政后，穷人的境况更糟。上届政府已开始实施福利上限 (benefit cap)，即为多种援助（包括失业援助、房屋津贴、儿童福利、伤残津贴）加起来的总金额定了上限。以居住在伦敦的家庭为例，无论孩子数目多寡，划一全年最多只能领取26,000英镑；去年此上限更大减11.5％至23,000英镑，全国超过11万个家庭受影响。
《我，不低头》除了突显政府如何在社会援助申请过程中“fuck you around”（Dan 的邻居 China 语），亦有触及由保守党福利政策衍生的社会问题。Katie 带着两个孩子从伦敦搬到北部的纽卡素，虽然她说得轻描淡写，实际上她们一家是被制度连根拔起，被逼脱离所有支援网络，分明受害于房屋津贴减少、福利上限政策以及首都廉价住屋短缺等因素。工党主席 Jeremy Corbyn 及新任伦敦市长 Sadiq Khan 形容政策已经在首都造成“阶级清洗”的效果， 无数像 Katie 一家这样的贫困家庭因居住成本上涨及收入减少，被逼迁离昂贵的伦敦。
还有“燃料贫穷 (fuel poverty)”现象（定义是家庭的能源支出如超过总收入一成）：片中有一温馨段落，Dan 教两个小孩 Daisy 和 Dylan 用土炮方法保暖，将泡泡纸铺在玻璃窗上、用蜡烛花盆等物自制暖炉。幼小的 Dylan 问他以前是不是军人，这样轻轻一句其实侧面表达了他们一家的严苛生活环境根本是和平时代发达国家一种违和的存在。
刻画贫穷是英国传统吗？
作为历史上首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早早就出现以表现社会不公与低下阶层生存状态为志向的创作者。文学上有写就《孤雏泪》、《小杜丽》等名著的作家狄更斯，艺术方面从十八世纪的画家贺加斯 (William Hogarth)，到十九世纪前拉斐尔兄弟会的 Ford Maddox Brown、William Holman Hunt 等画家，再到当代艺术家 Grayson Perry、Jeremy Deller 等，关注底层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传统一脉相承，而 Ken Loach 自是英国当今左翼导演的表表者。
他对保守党福利政策的愤怒化为电影里的细致描写，虽然也有论者批评《我，不低头》聚焦于“值得同情的穷人”，刻意绕过贫穷问题的连锁效应和恶性循环，但这部电影纵然未有处理贫穷问题的复杂性，却借由描写具普遍性的个人处境，将矛头直指国家机器与公然欺压弱势的执政党。
《我，不低头》刻画 Dan 和 Katie 两个角色一步一步下坠，亦令人想起贺加斯的组画《妓女生涯》与《浪子生涯》。两组作品分别讲述一个乡村少女和一个富二代堕落的故事，二人都因一些外在诱因迎来命运的转折，再因个人选择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一个沦为妓女后染上性病、步向死亡，另一个散尽家财并落到被关进疯人监狱的下场。两组《生涯》组画属贺加斯的典型作品，以道德教化为核心，劝喻观众要规行矩步，避开卖淫、赌博、挥霍金钱等罪恶，这个传统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是社会题材绘画的主流，Ford Maddox Brown 的代表作《工作》就是以勤劳的工人对照游手好闲的人，仍然沿袭新教讲求勤勉清苦的道德观。
一百多年后创作者审视社会问题的视角已经改变，但执政者仍然乐此不疲地宣扬“个人责任”，以“解决”部份人“依赖福利”的问题。部份右倾的民粹媒体也乐于配合，大肆报道一些滥用福利的个案，暗示所有受助者都不脱滥用的嫌疑，效果类似香港人对综援户长年的歧视。而坚卢治作为英国电影界最尖锐的社会批判声音，自有拆毁这套论述的使命感。他在某电视访谈中与一名保守党议员同场，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并多次强调英国现时的福利制度是有意识地残酷对待公民。他对保守党福利政策的愤怒化为电影里的细致描写，虽然也有论者批评《我，不低头》聚焦于“值得同情的穷人”（the deserving poor），刻意绕过贫穷问题的连锁效应和恶性循环（情绪及精神问题、酗酒、暴力、犯罪…），但这部电影纵然未有处理贫穷问题的复杂性，却借由描写具普遍性的个人处境，将矛头直指国家机器与公然欺压弱势的执政党。
Dan、Katie 一家、China 等弱者们互相靠近时固然有暖意和微光，但这些微小的善意和努力到底敌不过大机器的辗压。结局虽然黯淡，却是对所有个体的重要提醒：即使再穷的人也不是数字，不是屏幕上闪过的小数点，不是骗子，不是狗，不是蛀米虫，他们每一个都是人，始终配得尊重与援手。如果当权者不仁，我们就要有合力毁坏的觉悟，毁坏他们以秩序之名筑建的石墙。《我，不低头》成为坚卢治的作品中在英国国内最卖座的一部，公映后在媒体击起千重浪，引发大量讨论，除了有无数过来人纷纷谈到类似的经验，不少非政府组织和政客都公开回应影片描述的状况。这样一部电影，启动了无数小齿轮，日后或触发更大的改变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