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中共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挂帅，作为该领域决策和议事的协调机构，向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负责。在当前大陆政治经济形势严峻而微妙的紧张时刻，打出军工经济牌，是一着经济、军事一箭双雕的好棋，还是说明了别的什么？
发展军工经济，困难重重
首先，尽管证券业表示“经济与国防建设的深度融合将激发军工央企的市场化活力和优势民企参军的热情，成为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龙头”，但众所周知，军工经济绝非中国当前经济格局的主角，因而大推“军民融合”，并非为挽救经济而动用战备储备，而是意味着在中共最高层日益聚焦国有经济，特别是大型央企的经济思维中，作为中国经济重要存量资产的军工经济，其改革优化本身，就遇到了巨大困难。
在中共权力运作中，越是专设机构，其层级越高，越说明该领域困难重重，“高度重视”不过是个说辞而已。
以十一大军工集团为代表的军工经济，在不受武器禁运制裁的年份屈指可数的中共建政史上，历来作为国家经济命脉中的命脉。然而进入改革开放后，这些巨型企业的改革虽经历阵痛，也不无进展，整体上却只能说多次反复，始终未能释放出足够活力。只是大陆官方和民间舆论，从来片面地以“科研人员待遇提高、武器研制项目繁多、重大装备时有突破”等硬件和纵向参照衡量成绩，而忽略产业竞争力指标等软件及和国际横向参照，问题才被集体无视而已。近年最高层不断放风要将这些集团重新整编，却动作迟缓，不被看好，正是其迹象之一。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两司（军民结合推进司、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展计划司）共同建有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也下设军民融合局的情况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党机构中，专设最高级别的委员会专司“军民融合”，也从侧面说明此前依托行政力量推进这一改革的进展不大。有趣的是，新华网在2014年3月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为“进一步做好军民融合这篇大文章”开出的药方，还是“加紧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领导……机制”。
中共为军工工作而在党中央设立专门委员会的先例，只有始于“两弹一星”等工程的“中央专委”，但后者基于全面计划经济，至今依然存在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专门统筹高科技武器研制，仍基本延续计划经济模式。
市场条件下的军民融合，也由这样的党内机构主持，从行政效率和政府运行模式上，均显出严重的落后和倒退。其主要动机，恐怕仍是改革受阻，正如一位业内人士坦承：“如果不是习施以巨大政治压力，王歧山用刀子在背后顶着，复杂的利益格局根本改不动”。
提高军工经济效率的迫切性
其次，军工经济的紧迫性也悄然存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强军”长期被中共列为与“富国”并列的根本政治目标。为此，中国军费已连续十余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增长，但在国家预算监督形同虚设。在势力浩大的民族主义人群中强军价值观深入骨髓的情况下，大陆舆论对军费长期猛增，造成国际力量平衡、战略互信和国际形象上的负面作用视若无睹，倒也罢了。但国家财政是否能维持这种增长，其实值得担忧。新华网上述2014年3月文章就暗示：“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军民脱离，资源过分向军用倾斜而忽略一般社会需求，导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头重脚轻，最终经济无力支撑过分强大的国防而垮台”。国防大学研究军民融合的教授姜鲁鸣也提到：“财政收入增长进入调整期，国防投入资源条件趋紧”。
同时，“缺钱”绝不单是指军费，不计入军费的中国国防工业建设，既消耗巨额国家财力，又利用盲目跟风，为军工大开绿灯的证券市场，圈到大笔民间资金。在这情况下，国防工业仍然并未表现出满意的效率和效益指标。上述新华网文章同时也提到：“长期以来，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防和军事方面的差距，很大程度上也与还没有形成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健全的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密切相关”。
其二，尽管中共仍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美国和平相处和发展经贸往来，也对特朗普（川普）上台后的强硬政策极为顾忌，它仍丝毫没有打算改变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的对抗态势，而以军事实力为支撑，以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政策，正是这种对抗的必然结果。这种强硬所带来的国内民族主义，也已然构成中共维持合法性的关键支柱。
在军事上，尽管明知力不从心，中国政府仍在党内政治和民间情绪的逼迫下，不断升级与美国军备竞赛。在这种情况下，军工经济能否既充分满足对外强硬的需要，提供足以令本国人民（如果不能令对手信服的话）信服的强大武力，又不重蹈前苏联拖垮经济的覆辙，都需要中国军工经济拿出更高效率。
军民融合前景，并不乐观
然而，中国军民融合的前景不容乐观。
首先在理论上，明明军民融合是个巨大挑战，中共却仍将之宣传为自己的“长期光荣传统”，然而这一传统，连同它所体现的“人民战争思想”，在当前中国面临的全新军事革命和战争样式面前，均极不适应。
具体到现有的军民融合举措上，虽然官方舆论仍强调军民融合是“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双赢之举，实际上由于尚能得到西方技术营养，中国民用领域的技术水平已明显高于长期闭门造车的军工科研。借民用产业引进西方技术反哺军工的意义，已远远超越所谓“军转民”（注一）。
在“民参军”（民营企业参与军工领域）方面，虽然企业积极性高，也不无一批官员有意促进，但中国民企也缺乏先进武器研制经验，也存在一个“民转军”过程。民企依赖抄仿西方技术而缺少创新，仍主要限于元器件、单机、维修和后勤领域。同时，中国军工在政治控制、保密等方面的观念、制度之僵化，近年似乎变本加厉，在所谓混合所有制下，如何让民营资本放手施展，还少有实际进展。
有人注意到近年多名军工背景高官担任省市主要领导，便开始大谈“军工行业溢出效益”。其实央企与地方省部级干部交流长期存在，这种现象谈不上普遍，而且无论在军工上成绩如何，这些人普遍长于非市场化的“举国体制”，对市场经济了解不深。
另外，在军民融合的一些具体措施上，除了“党政军警民合力固边戍疆”这类火烧眉毛的领域，以及地方政府高度擅长的跑马圈地挂牌子（仅浙江省就决心2020年打造23个“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容易有进展一些，在诸如开放空域，特别是低空给非军用航空、地理测绘信息军民共享和统筹海洋开发和海上维权等领域，近年均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姜鲁鸣将中国造船业问鼎世界第一，归因于中国军工需求的拉动，又有人展望北斗系统产业化后至少带来4000至5000亿社会效益，但此类成就和前景，未必经得起推敲。
闭关锁国？冷战模式的可能
至于建立“军民融合委”的举措，与名为“军事斗争准备”的战争前景的关系，在中美贸易战阴云密布，以领土争端为核心的周边形势恶化背景下，尽管仍未准备好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等方面也与西方全面脱钩，甚至无法想像这种脱钩可能对国内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仍完全可能在与美国对抗白热化的情况下，一咬牙回到建政前17年的闭关锁国状态。反正最高领导人坚信：那一时期没有对外开放，也取得了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
同时，即使不与西方开战，主动与世界隔绝的中国，要对内自圆其说，也只能开足马力滑向冷战模式。其方法基本耳熟能详：国内的一切困难都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敌视、封锁和围困造成，越是这样，越要显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越要独立自主，立足战争，捍卫民族尊严。届时，执政合法性、社会控制、肃清异己、资源垄断、经济战备化、军队绝对控制和个人崇拜等问题均可迎刃而解。这些好处，或许将是“根本打不赢美国”或者“经济将更加困难”等代价难以抵消的。
因而，战争对中国似乎还不可想像，但作为一种政治选项，正已然形成诱惑力。
（丁丁，中国政治学者）
注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的“军转民”也更多着眼消化冷战战备时期畸形的过剩产能，为低效甚至无效的企业寻求出路，而非有多少国防高技术能够刺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