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的组织人事信息并无必须公布的法定程序，外界从高官日常活动报道中盲人摸象再正常不过。这次的军改连大军区和四总部都不见了，如果再不公布，公众就该不知道解放军去哪了。尽管如此，自11月26日开会定下时间表和具体任务后，详情讳莫如深。
当然，神秘之中又有区别。民间战略家穷尽列强军制大肆想象，文工团去留等香艳花边引发全民畅想，军改概念股被吹得天花乱坠，任何提及军改阻力的文字却删得片甲不留。包括党媒在内，平日的通天记者都罕见地缺少猛料。
个中缘由，首推牵涉面太大，全盘震荡。这从“860多次座谈会论证会，到690多个军地单位调研，听取900多名在职和退休军以上领导专家意见，2000多名军以上班子成员和师旅级部队领导接受问卷调查”就可见一斑。然而如此多参与意见者无一敢“跑风漏气”，可见这绝非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更仿佛基本与公众无关。军报连发六篇评论强调纪律和服从，经受利益考验被上升到“党性、操守和觉悟”层面，难怪有媒体尽管只是暗示，仍用上了“悲壮”和“巨浪滔天”的措辞。
在与社会绝缘的黑箱结构下，最新传闻是裁员任务已下达，人员调整、机构部署已初步到位，但可以估计，所谓“或将于春节前后公开”的，很可能只是重组后的新军事机构挂牌的消息，而不会是军改到底正经历怎样的阵痛，因为一方面要显得“治大国如烹小鲜”，一方面以设计者自己的规划，军改全面突破也要到2020年。
伪命题之一：被四总部架空，军委无权
尽管终日煽动反美情绪，大陆爱国语境中的“强者崇拜”心理仍使美国军制成为国人探讨中国军改时的楷模。长盛不衰的民间战略想象中随处闪见“国民警卫队”一类西化语汇，各种论证军改方案的官样文章也频频以“效仿美军”增添说服力。这次军改真地以美军为模板吗？
军改最大的一个动因似乎是“军委虚设”，很多重要权限根本不在军委办公厅，也不在国防部，有的报道甚至使用了“军委收回军种指挥权”的措辞。这种“危局”当然既不能“应对突发作战需要”，也不符合“军政（部队建设管理）军令（作战指挥）分开”的普世价值。
其实，尽管中国日益孤立，对世界现行秩序日益不满，对与美日等强国冲突的心理预期加大，但此时启动如此震荡性的大改，已然从侧面否定了每每令国人热血沸腾的“中国军事形势危急，战事一触即发”的鼓噪，对一支多年无实战，眼下也并不真准备打仗的军队，作战指挥权即使有问题，也不具国家安全上的紧迫意义。
同时，既言“收回”，难道军委的指挥权已被篡夺？也不是。历史上的实权国防部、一定程度上集军政军令大权于一身的总参，以及由此而来的军委只司决策、国防部虚设对外的格局，均出自视军权为命根的毛、邓之手。区别在于，毛、邓时期虽然分别出现林彪和所谓“杨家将”，均不敌领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江有邓的余荫可借，但到从未获得实权的胡，军队掌控渐生变数，但至此掌军基本手段仍限于凭借党内最高权力更换高级将领。及至在军内扎根尚短、目标却直指毛、邓的现任领导人，无论将领如何表忠，双方都很清楚，“谁是谁的人”这一要害问题已很难通过换人就高枕无忧。
结果，军委虚设，通过授权委托四总部管理、指挥全军的历史现实，纵有臃肿低效问题，却不幸背上了“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分割，或者说架空了军委……”的黑锅。其实质不过是痛恨徐、郭两个副主席不听新中央指挥，背后还是与江系的斗争。
中国军改言必称美国“国安委”和参联会，其实二者都专司决策，何以不担心被架空？不过是因为美军远离政党政治，军队的运转效率可以完全是个技术问题，与将领的个人利益也关系不大。美军近年在联合作战体制上机构调整频繁，都只需国会相关委员会、白宫和五角大楼履行审议、决策和执行的例行程序。
此次中国削弱总参、总政两家包揽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局面，将其变成军委眼皮底下的“办事机关”，至少解决了纪检、审计和司法不够独立，无法监督同级党委的问题，当然并非没有意义。但是，这同中共近来在司法领域的走势一样，只是使军委强化了“家法”，与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行政权受立法权制衡，司法权在国家体制上就完全独立的世界通行制度仍不可同日而语。军委政法委掌管司法更是完整继承了中共司法领域的顽疾。
虽然中共历来强调全军“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指挥”，但这次极力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根本军事制度”，直言军改是“为习主席和军委牢牢掌握对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指挥权提供坚强的组织体制机制保证”，在党内集体领导制度已悄然抛弃的局面下，尤为微妙。
对国家军事制度如此重大的改动，国家立法机关很可能只需最后对既成事实立法、盖章背书，在党内也由一个领导小组全盘操办。相比之下，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指挥权必须受制于宪法和国会，现代史上只有纳粹等政权才赋予执政党领袖对军队无节制的控制和指挥权。
伪命题之二：陆军不够独立，大军区妨碍了联合作战
由于被四总部和大军区条块分割，中国陆军过去的确管理和指挥权分散，建设缺乏整体协调和系统性，不过这绝不仅见于陆军层面。对“没有陆军司令部”痛心疾首，明显是对现代军事史装外宾。
任何国家，陆军或陆军司令部一定历史悠久，但它们的区别意义突出起来，都是因海、空军等新技术军种出现和上升。中共海空军建立时，高层根本不认为它们会强到需要厘清陆军地盘的地步，因而大军区权力、职能过重是真，但大军区以陆军为主哪里是什么顽症。在没有总部的情况下，陆军的发展和转型，同海空军地位的上升一样，都并非毫无进展。大军区司令清一色陆军将领，也与中国军队战斗力离以海、空军为主还差得太远有关。
因而，将陆军缺少领导机构拔高为“军队管理领导体制诸多矛盾的焦点和瓶颈”，强化陆军集中指挥，与大批“大陆军主义”一样，都不过是服务于打破大军区权力山头，便于军委主席“杯酒释兵权”。作为批判“大陆军”的结果，只从体制角度片面强调海、空军与陆军地位不对等、人数悬殊，更显牵强。作为吞金巨兽的海、空军比例和作用的不断上升，一要经费，二要技术实力。大砍陆军是能腾出经费，但中国还远打不了空/海军制胜的战争，军队也远不仅仅是一只国防军，这边减陆军那边就要增准军事部队（包括警察），超过军费的维稳经费同样是财政承担。
中国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展缓慢与大军区体制也不无关系，但仍绝非全部原因：早早提出空天一体的空军与总参、总装围绕军事航天的利益争夺就少有公开；在近年成为焦点的海上方向，海、空军之间，陆军与海军陆战队间都要争夺地位和经费；为全境战略机动支援而建的空军空降兵与陆军和战区的协同并不深入；凭“核常兼备”和台海背景保持重要地位的二炮与陆军关系微妙；还有特战部队与常规部队的关系，联勤与装备部门的关系等等，都不是散布一点“已成立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之类的消息就能虚张声势，也不是消灭了大军区体制就能解决。
这次军改，原总参部分机构改组的联合参谋部作为全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问题不大，但被抽掉部队建设和管理职能的战区专司本区联合作战指挥，下属部队却正配合顶层巨变而全面重组，短时间内恐怕拿不出太大进展，邯郸学步的风险倒不小。美军很多联合指挥机构以框架化、模块化和机动化为特色，与之配合的是在强大的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支撑下、高度合成化的部队体系战斗力，中国学到这些，要比组建常设的联合指挥部困难得多。
当前，外界对五大战区的关注仍聚焦于辖区多大、总部设在何地、针对哪个外敌等问题，忽略了重划战区的主要动机仍是快速打破大军区体制，最多加上俄军示范的诱因。实际上，这种关注仍富于传统地缘战略思维，象美军那样在地理划分的战区之外，越来越以战斗力和战略任务布局（如全球打击司令部和导弹防御局等），中国还差得很远。更重要的是，战区的调整理应更多通过对国家安全环境、周边威胁和国防战略的全面探讨和审议来完成，这次即使有，恐怕也流于形式。
军改成效堪忧
当前，盛传的中央军委“三委六部一办三局”已悬念不大，要求12月底前正式挂牌，2016年元旦就全面正式运作。从未必准确的传闻中初步观察这一布局，军纪委、政法委、审计局属“强化家法”措施；虽然美军也有类似科技委的部门，但只是简单的发展咨询机构，中国将其高居顶层“三委”之列，无非为体现重视，但若实体化，恐怕又是一个小号的“总装”；“六部”当中，联合总参谋部、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无非是原四总部的降级缩编版，除总参、总政实权明显削弱外，在具体业务上，无论是人力还是经验，决策还是执行，仍要依赖这个班底；其中后、装如果继续分立，则原有改革留下的基层先行“后装一体”、总部仍尾大不吊的夹生饭局面依旧；训练管理部和国防动员部的职能说重要也重要，但重要就单设高级机构原本就是体制积弊，因而这两个部更象是总参过多职权削减后无处可放。“三局”中除审计局外，国际军事合作局和机关事务管理局也有此色彩；军委实体化后，军委办公厅原有顶层决策秘书机构的地位和运作空间反而会缩小，因为所有执行者都被拎到军委眼皮下。
整体上，将军委机关整体上梳理为指挥、建设、管理、监督四条链路，已比“军政军令分设”的框架复杂得多，而“军委今后不仅要继续拥有重大事务决策权，还要拥有执行权”的气势更恐怕在事实上形成新的“军政军令合一”。高级将领均无实权，事事有待主席圣断御裁，是否会形成新的懒政和推诿，也有待观察。因而最大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取消军委副主席这种重大权力隐患，使军委主席通过军委秘书长为唯一代理人，直接掌控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热炒现有高级将领中谁执掌哪个新部门，已经意义不大，而且中共体制下决定他们当居何职的要素恐怕远不止个人优长。还可以肯定的是，与现代军制相矛盾的庞大政工体系绝不会削弱，连众望所归的全部裁撤文工团也很可能将令人失望，而长期饱受诟病的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体制扔给地方的传闻也不过是负担转移，国防动员甚至征兵的新旧问题未必能够解决。
同时，一些事关打赢的关键能力在这一布局中并无突破，比如曾屈居总参之下、不伦不类的战略规划部，不光未见升级安排，其与盛传将合并的国防大和军事科学院之间的关系也不明朗；脱胎自总参通信部的总参信息化部连与势力强大的总参情报体系——二、三、四部的关系也未理顺，这次也无跃居顶层，解决信息化这一关键问题的迹象；传闻中的火箭军与战略支援部队显然意在消化二炮和总装，可这显然留下了到底是四大军种还是四个半军种、战略支援部队的合理性、它与空军“空天一体”的关系等问题，无非还是在重复俄军火箭军、航天兵、空天军等多轮体制反复试探的历史；“天军”、“网军”等高技术前沿军力如果不敢公开出现，可能与实力和争霸决心的不足都有关系。
目前，原有的四总部改革难度各异，总参和总政涉及较多转隶交接和调整组建工作，总后其实更多难度在于全军联勤和后、装关系等老问题，而总装的动员只提及转隶交接和“确保机关部队以新的领导关系和指挥关系顺畅运行”，可见这个历届军改规划中最多被主张撤消的武器试验大杂烩还是换汤不换药。
总之，这次军改在技术和体制上有部分迫切性和合理性，但在设计和执行上的重头绝对是放在为军委主席夺取军权上。加上一些举措的不彻底和不配套，震荡必然太大，难怪相关文宣中祭出了邓小平“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之语。 全靠威权强令，最多动用一些政治情怀的黑箱式体制改革，其合理性和推行效果不容乐观。即使对比另一个威权典型俄罗斯，由于军队已经国家化，普京再专权，军改也比中国简单。而中国军改的重大目标被表述为“扭转党对军队的管理属‘无牙老虎’的现实”，联系到最高领导人夺取全部权力的过程仍有最后一搏，党内大幅震荡，只要军队仍是最高权力争夺最重要的砝码，军改作为权力争夺核心步骤，提升军队运转效率的作用恐怕有限，很多在外军非常清晰明了的先进军制在中国就将事倍功半甚至南桔北枳。
（牧之，军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