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刚踏入2017年，教会人们“凝视”（gaze）的英国视觉艺术评论大师 John Berger 在巴黎郊区安息。同时作为英国作家、画家、艺术评论家的他，留下许多艺术瑰宝给我们，并引导我们可以如何欣赏它们。
在艺术理论以外， John Berger 写下隽永且富含哲思的文字，《我们在此相遇》以八个城市、八次穿越时间空间的“相遇”。在真实与虚幻之间，John Berger 既描划城市风貌民情，更与相遇的人在散步中对话，乍看如日常琐事闲谈，细嚼后便知慧黠处处，都是大师的所思所想，并留下线索让我们继续反思、批判。
感谢大师 John Berger 写下他所发现的东西，让世人注意到、看得到。以下节选自《我们在此相遇》的第一章〈里斯本〉，获麦田出版授权刊出。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
《我们在此相遇》（Here Is Where We Meet）
出版时间：2008年3月
出版社：麦田
作者：John Berger
译者：吴莉君
“所以时间不重要，地方才重要？”
“不是任何地方，约翰，是相遇的地方。”
5月的末尾，天气炎热，约莫摄氏二十八度。再过一两个礼拜，就某方面而言始于太加斯河彼岸的非洲，就会出现在肉眼清晰可见的距离。一名老妇人带着一把伞寂然不动地坐在公园长椅上。是那种引人目光的寂然不动。以这般姿势坐在公园长椅上，她打定主意要人注意到她。一名男子拎着公事包穿越广场，带着每天每日往赴约会的神情。然后，一位面容悲伤的女子抱着一只面容悲伤的小狗经过，朝自由大道笔直走去。长椅上的老妇人依然维持着她那展示性的寂然不动。那姿势究竟是摆给谁看呢？ 就在我喃喃问着这问题时，突然间，她站了起来，转过身，拄着雨伞，走向我。
我先是认出她的步伐，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她的脸庞。那是某人期盼已久的步伐，期盼它走过来坐下的步伐。那是我母亲。
［…］
在广场上，她挽着我的手臂，像说好似的，我们穿过对街，慢慢往“水之母”（编注︰原名为阿瓜里弗渡槽 Aqueduto das Águas Livres，是里斯本一个历史性的高架渠，是18世纪葡萄牙最杰出的工程之一。） 的阶梯顶端走去。 “约翰，有件事情你不该忘记—你已经忘记太多事情了。这件事你该牢牢记住：死者不会待在他们埋葬的地方。”
她开始说话，但她没看着我。她紧盯着我们前方几公尺的地面。她担心跌跤。
“我说的可不是天堂。天堂很不错，但我要说的刚巧是件不同的事！”
她停下来，咀嚼着，仿佛其中有个字眼包了一层软骨，得多嚼几回才能咽下。然后她继续说：
“人死了以后，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住在这世上的哪个地方，他们最后总是会决定留在人间。”
“妳是说，他们会回到某个生前让他们觉得愉快的地方？”
这时，我们已站在阶梯顶端，她的左手扶着栏杆。
“你以为你知道答案，你总是这样。你应该多听你爸的话。”
“他解答了很多事情。我到今天才了解。” 我们往下走了三阶。
“你亲爱的老爸是个充满疑惑的人，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得时时跟在他后面。”
“帮他揉背？”
“没错，还有别的。”
又往下走了四阶。她放开扶栏。
“死者怎么选择他们想住在哪里？”
她没回答，她拢了拢裙子，坐在下一层阶梯上。
“我选了里斯本！”她说，那口气，像是在重复一件非常明显的事。
“妳来过这里吗—”我犹豫着该用哪个词，因为我不想太过凸显其中的差别—“以前？”
她再次忽略我的问题。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以前我没告诉你的事，”她说，“或是你已经忘记的事，现在可以问我。”
“妳根本什么也没告诉我，”我说。
“谁都会说！说这！说那！所以我做别的。”她表演式地望向远方，望向太加斯河彼岸的非洲。“不，之前我从未来过这里。我没跟你说，但我做别的，我让你‘看’。”
“爸也在这？”她摇摇头。
“他在哪？”
“我不知道，我没问他。我猜他可能在罗马。”
“因为教廷？”
她第一次看着我，眼中闪耀着玩笑得逞的小火光。
“才不是，是因为那些桌巾！”
我挽着她的手臂。她轻轻将我的手从手臂上移开，握在她手中，然后缓缓地将我俩的手放到石阶上。
“妳在里斯本住多久了？”
“你不记得我告诫过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我告诉过你它就会像这样。超越了年月日，超越了时间。”她再次凝视着非洲。
“所以时间不重要，地方才重要？”我说这话是为了挑衅她。我年轻的时候很爱挑衅她，她也顺着我这么做，这让我俩想起了一段逝去的悲伤往事。
［…］
“这里至少有只动物可以拯救我们，”她说，眼睛盯着十个阶梯下方一只她以为正在晒太阳的猫。
“那不是猫，”我说。“那是一顶旧毛帽，一顶筒状的小牛皮翻毛军帽。”
“就是这样我才吃素，”她说。
“妳很爱吃鱼吧！”我争辩着。
“鱼是冷血的。”
“那有什么不同？原则就是原则。”
“约翰啊，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画线问题，你得自己决定你要把线画在哪里。你不能帮别人画那条线。当然啦，你可以试，但不会有用的。遵守别人定下的规矩可不等于尊重生命。如果你想尊重生命，你就得自己画那条线。”
“所以时间不重要，地方才重要？”我又问了一次。
“不是任何地方，约翰，是相遇的地方。这世界还留着电车的城市已经不多了，对吧？在这里，你时时刻刻都能听到电车的声音，除了深夜那几个小时。”
“妳睡不好吗？”
在里斯本市中心，几乎没有一条街上听不到电车的声音。
［…］
“我可以跟你说件事吗？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注意到圣胡斯塔瞭望塔？就是下面那个。那是里斯本电车公司的财产。塔里面有座升降梯，那座升降梯其实哪里也没去。它只是把人载上去，让他们从平台上瞭望四周，然后再把他们载下来。那是电车公司的。现在啊，约翰，电影也可以做同样的事。电影也可以把你带上去，然后再带回原来的地方。这就是人们为何在电影院里哭泣的原因之一。”
“我以为—”
“别想了！人们在电影院里哭泣的理由，就跟买票进去的人数一样多。”
她抿了抿下嘴唇，每次擦完唇膏，她也会做这动作。在“水之母”阶梯上方的一座屋顶上，有个女人正一边唱着歌，一边把床单夹在晒衣绳上。她的声音悲伤逾恒，她的床单雪白闪亮。
“我第一次来里斯本时，”母亲说，“就是圣胡斯塔的升降梯把我载下来的。我从来没在里面往上升喔，你懂吗？我是从那里下来的。我们全都是这样。这就是它建造的目的。它的衬里是木头的，就像铁路的头等车厢一样。我看过一百个死者在里面。它是为我们建造的。”
“它只能载四十个人，”我说。
“我们又没重量。你知道，当我踏出升降梯时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吗？一家数位相机店！”
她站起身，开始往回爬。不用说，她爬得有点喘，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也为了鼓励自己，她噘起双唇，像吹口哨似的，发出长长的嘘声。她是第一个教我吹口哨的人。
我们终于爬到顶端。
“我暂时不打算离开里斯本，”她说。“我正在等待。”
她随即转过身，朝她刚刚坐着的长椅走去，然后，那座广场变得宛如展示品般寂然不动，仿佛静物一样，直到她终于消失。
接下来几天，她始终没现身。我在这座城市里四处闲晃，观看、画画、阅读、聊天。我没到处找她。不过三不五时，我会想起她—通常是因为某种半隐半现的东西。 里斯本这城市和有形世界的关系，与其他城市很不一样。它玩着某种游戏。它用白色和彩色小石块把广场与街道铺上各种图案，仿佛它们不是道路，而是天花板。这城市的墙面，不论室内室外，放眼所及之处，都覆满了著名的 Azulejos 瓷砖。（编注︰阿拉伯文原意指精美的石头，早期因价格高昂、工艺复杂只装饰在教堂修道院和皇室贵族宅邸，后日渐出现在各类建筑上，成为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艺术风格之一。）这些瓷砖诉说着这世上各种精采绝伦的可见事物：吹笛子的猿猴、采葡萄的女人、祈祷的圣者、大洋里的鲸鱼、航行中的十字军、大教堂的平面图、飞翔的喜鹊、拥抱的恋人、温驯的狮子、身上有着豹纹斑点的莫里亚鱼。这城市里的百变瓷砖，吸引着我们去注意周遭的有形世界，去留心那些可见的事物。 ［…］
“之所以会有诞生，是为了要给那些打从一开始就坏了的东西，在死亡之后，有个重新修复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为何出生在这世上的原因，约翰。我们是来修理的。”
从中央望去，在两条导管上方，一条石板步道笔直延伸至视线的尽头。步道同样很窄。无法容纳两人并肩交错。费南多打开他的探照灯，开始往前走。
过了一会儿，当我斜倚在他刚刚打开的大门对面的护墙上时，我想我听到他在说话。他说着一些简短的句子，像在做注解似的。但里面没人和他一起。
在水道桥的笔直怂恿下，我踏上户外步道，开始快速往下走。从某方面来说，薇艾拉‧达希瓦的画作都是关于里斯本，以及里斯本的天空和横越天空的通道。当我抵达峡谷另一端，我回过头，数着桥拱的数目，直到第十六座，那里离费南多打开的大门并不远。
通道下方，是几条尚未完成的街路，以及几栋住了人但还在兴建的房子。一个穷郊区而非贫民窟。我看见一辆缺了轮子的轿车，一个餐桌椅大小的阳台，一名小孩用一根绑在树上的绳索荡啊荡，红色磁砖涂上了水泥以免被大西洋的强风刮走，一扇没有窗框的窗子外挂着两床被褥，一只被炼住的小狗在阳光下狂吠。
“看见了吗？”她突然出声。“每样东西都是破的，都有些小缺损，像是给工厂淘汰的瑕疵品，以半价便宜出售。并不真的坏了，就只是不合格。每样东西—那些山脉，那片麦秆之海，那个在下面荡啊荡的小男孩，那辆车，那座城堡，每样东西都是瑕疵品，而且打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
她正坐在通道上一只携带式的小凳上，离我只有几公尺。那是一只三只脚的折叠小凳，非常轻便；她习惯随身携带，这样就可以在公共场合随时坐下。她戴了一顶钟形帽。
“每样东西一开始都是酸的，”她说，“然后慢慢变甜，接着转为苦涩。”
“老爸喜欢他的剑旗鱼吗？”我问。
“我是在谈论人生，而不是琐事。”
虽然她嘴里这样说，但脸上挂着笑，甚至连肩膀也在笑。我记得这笑容，很像1935年左右她穿着游泳衣站在沙滩上的笑容，因为当她穿上游泳衣时，她觉得自己不需要工作。
“打从一开始就出了错，”她继续说道。“每样东西都是从死亡开始。”
“我不懂。”
“有一天，等你来到我这位置之后，你就会懂了。创造始于死亡。” 两只白蝴蝶在她帽上转圈圈。牠们或许是跟着她一块儿上来的，因为在这个高度的水道桥上，根本没什么可吸引蝴蝶的东西。
“起始当然是一种诞生，大家不是都这样认为吗？”我问道。
“那是一种常见的错误，你果然如我所料，掉进陷阱里了！”
“所以，妳说，每样东西都是从死亡开始！”
“完全正确！先死后生。之所以会有诞生，是为了要给那些打从一开始就坏了的东西，在死亡之后，有个重新修复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为何出生在这世上的原因，约翰。我们是来修理的。”
“但是，妳不算真的在这世上吧，妳算吗？”
“你怎么会这么笨！我们—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我们都在这世上。就跟你和那些活人一样，都在这世上。你和我们，我们都在这世上，为了修理一些已经破损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何产生的原因。”
“产生？”
“变成这样。”
“妳说的好像没人能选择任何事一样！”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你只是无法希望每件事情都如意。” 她依然笑容满面。
“当然。”希望是一支超级放大镜—就是因为这样它才无法看远。
“妳为什么一直笑？”
“让我们只把希望摆在那些有机会实现的东西上！让几样东西修好吧！只要有一两样就可以造就一大堆。只要把一样东西修好，就可以改变其他一千种东西。”
“怎么说？”
“下面那只狗的链子太短了。改变它，把链子加长。这样，牠就可以走到阴影处，牠就会躺下来，不再狂吠。然后这寂静无声的环境，会让母亲想买只金丝雀养在厨房的笼子里。在金丝雀的歌声中，母亲把衣服烫得更平整。父亲穿着刚熨好的衬衫去上班，他的肩膀就不会那么酸痛。于是下班回家后，他就会和从前一样，有时间和青春期的女儿开玩笑。而女儿将因此回心转意，决定找天晚上把她的情人带回家。然后另一个晚上，父亲将提议和那个年轻男孩一起去钓鱼……谁会知道呢？这一切不过就是把链子加长而已。 ”
那只狗还在叫。
“有些事情想要修好，除了革命之外别无他法，”我说道。
“那是你的主张，约翰。”
“那不是我的主张的问题，那是环境的问题。”
“我宁可相信那是你的主张。”
“为什么？”
“那样比较不像推托之辞。环境！什么事情都可以躲在这两个字背后。我相信修复，还有另一样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东西。”
“那是什么？”
“无可逃避的欲望。欲望永远无法阻止。” 说到这里，她从折叠小凳上站起身来，斜倚着护墙。
“欲望是阻挡不住的。我们当中有个人曾向我解释缘由。但在那之前，我就知道答案了。想想无底洞，想想空无一物。完完全全的空无一物。即便在绝对的空无中，仍然有一种吁求存在—你要加入我吗？‘空无一物’吁求着‘某事某物’。总是这样。然而那里终究仍只有吁求；毫无掩饰嘶哑哭喊的吁求。一种锥心的渴望。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永恒难解的谜：如何从空无一物中创造出某事某物。”
她朝我走近一步。用她那游泳衣的笑容轻声低语，咖啡色的双眸凝定在远方的某一点上。
“这创造出来的某事某物，没法支撑其他任何东西，它只是一种欲望。它不拥有任何东西，也没任何东西能给它什么，这世上没有它的位置！但它确实存在！它存在。他是个鞋匠，我想，那个告诉我这一切的人。”
“听起来像是伯麦。”
“别再掉书袋了！” 她大笑，用她十七岁的傲慢笑声。“别再掉书袋了！”她又咯咯笑地说了一遍。“从这里，你可以杀死任何掉书袋的人！”
我们凝视着下面的红色瓷砖，以及窗户上的两床被褥。小狗不吠了。然后，她的笑声终止，我握住她冰冷的手。
“放手写吧，把你发现的东西写下来，”她说。
“我永远也不知道我发现了什么。”
“是啊，你永远不会知道。”
“书写需要勇气，”我说。
“勇气会来的。写下你发现的东西，让世人注意到我们，拜托了。”
“妳要走了！”
“所以，拜托了，约翰。”
接着，她迈开脚步，将折叠小凳递给我，朝费南多没上锁的大门走去。她用力拉开大门，像每天早上做了一辈子的动作一样，跨上导管顶端，步入那条狭窄的石板步道。 里头空气冷冽，仿佛我们是在地底而非天际。光线也不相同。门外，阳光闪亮而透明，渗入隧道之后，转变成金黄。每隔五十公尺，拱顶天花板便向外开出一座小塔，有如石造的灯笼天窗，将光线引透进来。而每一座天窗，像接力似的，不断向远方退去，洒落的日光宛如一道金色帘幕，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里头的声响也变了。在无边的寂静中，我们听见水流的舔啜声顺着两条半圆形石渠一路通往“水之母”—就像猫舌舔水一样，声声分明。
我不知道我们站在那里彼此对望了多久—也许有整整十五年，从她死后。
终于，她转过头，咬着下唇，开始走。
她走了，“拜托了，约翰！”她又说了一次，没有回头。
她从第一座石造天窗，迈入一重接一重的连续光瀑。在她两侧，水流闪映着宛如漂烛般忽上忽下的耀眼星点。她走进了金黄光束，光束似帘幕般将她藏起，我再也看不见她，直到她重新出现在远方的光瀑之下。她越走越远，越远越小。越走越不费力，越远越显轻盈。她消失在下一道金色帘幕的包覆之中，当她再次出现，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身影。
我屈下身，将手放进水中，追曳着随她而去的涓涓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