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多美与我国断交后，我在脸书发文表达对台湾在圣多美援外工作的看法，也获得媒体转载，意外引起广泛的辩论与批评。此文延续前文抛出的观察，进一步深入检讨政府的援外政策，呼吁加强援外的专业合作、人道援助伦理，并重视民间接手政府援外努力的可能规划。
台湾援外工作，欠缺透明
圣多美与我国断交后，媒体多报导“外传圣多美索讨X亿元”，外交部长李大维也说那是“天文数字。”媒体不追问确切数字，官员也不吐露具体实情，让人哭笑不得。
台湾参与援外的机制，有外交部、有国合会、有医疗与农业等团体、有民间组织、有义工团，偶尔学界研究者也参与其中。民间组织与义工团不一定有接受政府经费；但其他类型组织，都可纳入广义的官方援助计划。那么庞大的经费分配是否合理？有无滥用？其实都该检讨。
但现实上，援外仍是一个不受监督、公评的政府作为──政府总以外交机密之名，隐匿相关资讯，形同绑架全国纳税人、援外工作者，甚至是友邦人民。
曾经参与援外工作的人，一定都知道各式发生过的弊端与不堪（例如曾赴圣多美参与疟蚊防疫的实验技术专员这些观察）。以我个人近二十年的亲历与听闻，最多的不堪，通常指向外交部及外馆的不适任人员。我们的外交人才养成，是以眼光朝向欧美日等先进国家为轴心。而亟待援助的国家，则位于全球化位阶光谱的另一端。要能让一般外交人员看得上眼，那得先换个思维才有可能。
我们的外交思维是什么？台湾人尽皆知：以金援维系穷国邦交。外交体系只有一个目标，其他都是次要，自然对援助伦理、第一线援助人员的情绪投入、受援国民众的福祉等，欠缺充分考量。这样的援外计划，不可能获得国际援助领域的认可与尊重。
以圣多美的援外计划来说，部分医学界希望透过疟疾防疫，突破金援外交的格局，确实值得赞许。热带医学史的研究──例如李尚仁《帝国的医师》也早已告诉我们，学科进展与卫生防疫可能并行。这个计划有机会贡献台湾的热带医学研究，又能促进圣多美民众卫生福祉，达成双赢。
然而，若从长年的援助过程与当下实效来看，要称这个计划为成功案例，我颇感犹豫。成就是一定有的，但如果同时考量投入的时间与规模、实作方式、消灭标准、永续与否等因素，仍难有历史定论。
良善立意加上长年投入，为何仍有未竟之功？可能原因很多。要能详细地检讨，相关资讯必须公开。圣多美的案例，就和马拉威、甘比亚等其他友邦援外案例一样，唯有公开资讯，台湾的媒体、学界才有机会一窥援外实作的堂奥，将之变成提升台湾援外品质的经验案例。若能做到这点，台湾的学者就不必只能使用他国案例来教学、启发学生，而将集体共业转为集体的宝贵经验。
外交官僚，凌驾公卫专业伦理
筹办援外计划，非一般医疗专家所长。但负责援外事务的外交部门，又如何规划医疗援外，反映何种思维？疾病防疫，需要医疗专业与社会工作专业配合实作；台湾的金援外交官僚，曾尊重这个道理吗？
单看外交部门的内部专业协调，就已令人对“由外交官僚来主导援外计划”难生信心。从国合会前副秘书长邵立中的观察，外交部甚至可能成为干扰援外计划的主要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人员真有可能仅专注于专业，就能有效发挥所长吗？当我看到外交部政务次长吳志中的投书〈协助友邦，台湾公卫专家的努力不容抹煞〉，不禁笑了出来。过去官员拿医疗当外交的冲锋枪，现在又拿医疗当外交失败的挡箭牌。
更重要的是，台湾政府是否尊重最基本的人道援助伦理？如果官员认为，圣多美的防疟计划正当有成，已进入“前消灭期”，那不是更不该撤离计划？不然，医学专家二十年来的努力，岂不前功尽弃？
基本的医疗伦理是：在战场上，医生不该拒绝为他的政治敌人治病。医疗援助与介入，是攸关生命伦理之事。古今中外皆有实例教训：死灰复燃的疫情，可能更难控制。诚然，没有一种援助必须永久持续，给他鱼不如教他钓鱼。但是，国际上对“撤离援助”的基本伦理共识是：尽力逐步平稳退出计划，并尽可能安排接手组织。
过去二十年的圣多美疟蚊防疫工程，在这个只有台中市一半大的国家，曾有多少台湾医疗专家投注了热情与心力，遑论2002年成立的世界第一大艾滋、结核与疟疾防疫计划“全球基金”，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卫生投入。疟疾发病率大幅下降，实属可预期之事。
台湾大概是唯一在圣多美设立疟疾小组的国家；说台湾居功厥伟，自不为过。
但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疾病防疫成功背后总有代价，都值得后人回首与反省。这就像是台湾除疟的成功经验，背后就有着DDT的可观代价。不论是回顾台湾自身、还是台湾在圣多美投入的防疫历程，目的不在于否认过往成就，而在于理解造就成功的背景，这才是人类医学与社会进步永续的正道。
如果外交系统可以扩大援外的目标格局，如果防疫不仅偏重生物面向（而能兼顾社会面向），如果更多非医疗专业可以加入合作，并且积极动员当地社会参与，甚至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台湾引以为傲在圣多美创造的成就，也许不必耗上二十年，而能更快达成。
更何况，台湾在这过程当中，不是没有过恶名。我曾听某位医疗工作者提及：世界卫生组织曾派员关注，台湾在圣多美除疟方式可能不宜。若真有此事，更应慎重检讨，视之为重要的经验案例，而不是视错误如过眼云烟。
这都是医疗史的集体教训，毋须针对个人陟罚臧否。我们必须面对的重点是：防疫机制和人员如何在异国特殊情境中，被不合适的外馆与外交部人员，当成筹码业绩，而不顾援外所涉及的专业实作伦理。
国民外交，善意的延续
每逢断交，台湾政府就立即撤出援助。有评论指出，这显示台湾的“国格主张”不明。台湾国格主张虽然不明，但是台湾的“国民性格”却很鲜明，有利于台湾在宣扬为独立的经济与政治实体之外，凸显台湾作为国际人道援助的独立实体。
国格主张，不应只由政府来界定，也可由国民性格决定。
都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大部分台湾人的显性特质是善良、勤奋、乐于助人，这些是放诸四海都很珍稀的国民特质。台湾在国际上的外交空间极其有限，但是，世界许多贫困之地，都能见到台湾人或台湾民间援助的踪迹。
我衷心相信，那些人，并不是因为要帮台湾拼外交而去援助，而是基于对异文化的兴趣、协助他人的善意、认识世界的热情，而络驿于道。但是，即使不以国民外交之名，在他乡异地心存为国争口气的念头，该是寻常之事。
就如同出国读书的学子，有谁是为了报效国家而留洋攻读学位？那是只有在国仇家恨的年代，由政权引导的动机。但是，出国之后，大部分的人都清楚意识并维护自身的台湾认同。政府如果相信台湾的国民性格，且善待这国民性格，毋须利用，只需顺水推舟，这国民性格会比金援外交更能深入他国人心。
官方的外交无法维系，政府何不换个思考方式，支持热心的台湾人，以另一种经费合理的方式，继续从事国民外交？政府中断官方援助，保住台湾的尊严，有其正当性。但是，实际的援助与促进国际往来，却不一定要以邦交之名，何况政府早已有各种方式如此实践。不然，外交部辖下为何会有“ NGO国际事务会”？为何学术界有大量的经费支持世界各地的学者与学子？
此刻，正是这套思维与路数派上用场之际。如果有人愿意留在第一线继续工作，如果民间组织愿意参与──例如，断交后的马拉威中央医院是一例；断交后的甘比亚学生，在台北科技大学老师努力协助下留台继续求学也是一例。政府何不把部分款项转移支持民间，让民间的善意接力，维护曾经建立的情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邦交国，多是国穷民困，台湾绝对不会是他们唯一仰赖的援助国与邦交国。即使在那些台湾人经常瞧不起的国度，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比台湾还“国际化”的现象。在那里，有联合国办公室、有台湾外交界向望的先进国家使馆，有自成一格的国际外交与援外社群。这也是中共当年与圣多美断交后，并不曾完全撤离之故。
我以为他们如此做，并非是为了准备把圣多美抢回去，而是为了联合国的区域政治。不论是当地国的民众还是国际人士，都是台湾人可以扩大眼界、宣扬国民性格的往来对象。政府何苦拆了自己耗费巨资建起的平台？不如把平台转给民间，协助民间重建他用，也让台湾的年轻人可以透过此一平台，体会世界之大。这不就是海外替代役与国合会志工曾经带给许多人特殊的生命经历吗？
国民性格无需政府培养，但须政府放手，不要将之视为执政与外交的工具。更不宜在面临外交挫折、处置政治事务之际，无视第一线援外工作者所面临的生命伦理困境，说撤就撤。这样，不仅为德不卒，有失人道援助伦理，也把台湾的国民性格拉下水，一同赔上。
编按：本文授权《端传媒》与《天下独立评论》同步刊登。
（刘绍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人类学博士，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任记者、派驻柬埔寨投入国际发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