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香港文学季今年以“文学好自然”为主题，策划一系列与自然生活相关的展览、演讲、露营等活动，为本以为只有城市文学的香港，增添自然面向。一如刘克襄在《四分之三的香港》写到，香港拥有广达百分之七十五的郊野，自然之于香港，是一直存在之物，端看有否被看见。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罗贵祥教授近年投入香港土地相关的研究，香港文学馆以“野”为主题，邀请他作文学季开幕演讲，分享他对郊野、土地的一起想法。
“什么叫‘香港’？我们不应该将定义讲得太窄。过去可能有一个迷思：香港等同城市，可能不是这样，香港一路都有所谓山水游记文学，但未必是主导。很多作家都有写过这类作品。”
当天下着毛毛小雨，罗教授在开始访问之前，跟我们分享他在办公室内养在窗台的三两盆小盆栽，又道及他在家里养的盆栽。种植盆栽处处是学问，施肥、浇水、日照都各有窍门，他半带无奈与嗟叹说盆栽们总无法照射到足够的阳光。言谈间，罗教授对大自然、土地的喜爱之情，平顺、温柔而坚定，每字每句都满溢人与自然共生的信念意向。
香港没有自然文学书写？
香港文学常被认为只有城市文学，但退一步想，到底什么才算是“香港”文学呢？“什么叫‘香港’？我们不应该将定义讲得太窄。过去可能有一个迷思：香港等同城市，可能不是这样，香港一路都有所谓山水游记文学，但未必是主导。很多作家都有写过这类作品。”罗贵祥教授特别提到也斯的发现美学和文学追求，所有事物都是发现，并不一定要跟从一种形式。当你走进街道观察，你有街道上的发现；你走入香港郊野里，你会看到山光水影。他写很多香港的郊野、旅行经验，不同于传统文人的山水寄托情怀，以主观情感投射于景物之中。纵要为香港定位一个特殊定位与身份，但对香港文学的想像也不要陷入一种刻板形象。
香港并非没有自然书写的发展脉络，罗贵祥教授提到今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香港新界风土名胜大观》，作者黄佩佳出生于20世纪初，由30年代开始在华侨日报写关于香港风物的文章，研究新界居民与地域的关系，集考古、民族志、风景于一身。他的资料在80年代被捐到香港大学图书馆，直到近年才被整理出版。待出版时才发现早自30年代已有人写香港旅游、自然景物，也有谈到乡村与历史的脉络。到60年代，也有南来文人到香港做地方志研究，当中最有名的便是许地山和叶灵凤，他们没有说瞧不起香港或只关心大陆，他们对香港的环境感到兴趣而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写了许多关于香港实际环境的书写。
所有事物都是发现，并不一定要跟从一种形式。当你走进街道观察，你有街道上的发现；你走入香港郊野里，你会看到山光水影。
“其实七、八年代已经有香港文学作品关于香港自然，”罗贵祥教授如是说，“香港在60年代出生的一代已经脱离了难民意识，对香港本土意识有比较清晰的关注。”香港零零散散都持续有不同的人在书写自然，叶辉、《十人诗选》中的李国威和其他作者都写过。关于在香港不同地方旅行、市区以外的景物，这个是香港本土，相对没这么多人知道，除非是很关心香港文学的人才会知道。
“反而更多人认识的是与中文大学有关的余光中。他在中文大学教了十几年，他写了很多文章用他独有的方法来形容、美化香港。他不像刘克襄以比较科学性、生态学、民族志的那种态度去看香港。余光中也写了十数年的香港山水，随手翻开余光的散文、诗，他写了很多八仙岭。但我觉得这都不是真实的香港。”香港是南方的福地，可以抵抗北方的寒气，也孕育出不少自然文学，只是缺乏整理。
保育论述＝土地论述？
“城乡”是一个既现代又历史的概念，是启蒙以后的概念。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强调香港的独特性，相对于台湾有乡土文学、大陆有寻根文学，香港的特别便是它所产生的城市感性。城市化是夺取与利用自然资源来发展，城市要支配郊野，文化要支配自然。相对中港台三地，罗贵祥教授认为香港的现代化走得最前、资本主义也走得最前，于是想要利用这优势来凸出自己的城市文化。虽云香港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方，但在罗贵祥教授心中，香港那七成的郊野又是处怎样的空间呢？
“香港不少运动的论述与保育相关，如保卫菜园村、反高铁，最终保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反高铁、不想中港联合密切。在九七之后，与香港新时代抗拒中国有关。”
罗贵祥教授笑言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其实那七成又不完全是郊野，有的是乡村、棕土，然后有些是尚未开发的郊野。当中，我没有实际的资料数字，但真正未开发的只有约30%，其他都已经是乡郊，有部分已有村庄而又不是城市发展的那种。我喜欢说‘棕土’，它本身是田地或尚未发展用地，但被用作其他用途，这约有七成。”回溯这七成“棕土”没有发展的原因，乃因当时港英政府基于各种战略考虑而不选择发展，或应对南下难民潮，或保证本地粮食来源。眼下梁振英政府要以中国现代发展模式永无止境地发展：当土地供应不足让他们盖新房，便要开发郊野公园。
“香港不少运动的论述与保育相关，如保卫菜园村、反高铁，最终保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反高铁、不想中港联合密切。在九七之后，与香港新时代抗拒中国有关。”罗贵祥教授又指，香港的土地论述仍然是讲土地的需要，但复兴农业仿佛只是一个口号。土地是真实的，现在高谈城乡并生虽有环保意识，也会去想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案，但更多的是以这套论述来对抗中国式发展的国家建设逻辑。
不被统治的“野”？
在文学季开幕演讲之中，罗贵祥教授提到“郊”和“野”是两个概念。《说文解字》中写道：“距国百里为郊”、“野，郊外也”，换句话说，城邑之外为“郊”，“郊”之外为“野”，“野”更接近未被统治或被治理入侵的一个空间，位于“郊”与“林”之间的边界，一个没有固定形式的空间。香港虽指七成是郊野，但这七成实际上已被纳入治理的空间，自然书写仍能带出呈现某种政治实践的可能？
“其实过去十年已经出现。因为大家觉得发展与他们无关，不会为他们带来好处。你建造更多的楼宇，他们便越买不起、无钱住，大家都面对这样的现实，也知道这些是骗人的。”
延续开幕礼当天的讨论，罗贵祥教授引用人类学家 James Scott 对 Summit（高地）人民怎样逃离与对抗国家的研究来解释。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体制、相对集中的政体，他不会开心本地的地方空间、本土利益，所有事物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首。面对现代国家主权，高地人民不断利用高山阻隔来逃离被国家控制。James Scott 认为在高地的制度相对平等，虽然会有与地方相关的小政府，但不会扩大成为现代的中央集权，人类历史上曾有好大一段时以这种方式生存和运作。当科技和交通愈发进步，现代国家的力量便更无远拂届地连高山边陲都能够控制，要找出突破的外在可能性，放在香港也是困难重重。
香港虽已是被收编了的空间，但随着人民对自然空间的想象有所转向，自然书写创作或能带来新的可能。“其实过去十年已经出现。因为大家觉得发展与他们无关，不会为他们带来好处。你建造更多的楼宇，他们便越买不起、无钱住，大家都面对这样的现实，也知道这些是骗人的。”罗贵祥教授形容现在可能是最好的契机给予香港文学更宽的空间，在建制以外建立一个不需太清晰的香港文学的身份，保有其模糊状态的优势，让更多人关注香港文学。
与文学对话，人在公共论述的位置？
对郊野充满欣赏、对生命充满感动的自然文学书写，又能怎样与香港主流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去对话？罗贵祥教授也叹息指，“在香港成立一个文学馆很困难，大家都觉得文学可有可无，基本上无人有兴趣与文学对话。从事一些活动而生产出的论述，往往会忽略了文学。”但论及文学参与日常社会，罗贵祥教授则掀出一抹笑容，带着微笑说道。
“很多时候我们讲 culture、society、language、agency、representation 和 subjectivity，这些都是人在文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过去的理论在围绕在上头。但或者可以讲一个 go beyond anthropocentric 的角度去思考？譬如 ecology？人是复杂网络的一部分，不再是一个主体。”
“我反而没那么悲观，你看透过建制化还有很多地方有位置、有声音去被认知。”罗贵祥教授又带出在中国大陆的文学随时成为政治控制的工具，从40年代毛泽东说要文学服务政治任务，到几年前又再度重复向文学讲话，其实文学的确是不同地方的建制化而成。“之前梁振英要设文化局，没成功，大家都很开心。他弄出一个局在做些什么？肯定是一些很可怕的事。集结所有学文学的人来‘分饼仔’，其实最终都是为了拥护他的政权，这就很危险了。”虽语带担忧，但罗贵祥教授仍是支持香港文学馆创立，只是不能以钱财和空间为交换条件，继而受制于人。
在雨伞运动之后，罗贵祥教授对香港的主体性的论述带着更多的保留。“很多时候我们讲 culture、society、language、agency、representation 和 subjectivity，这些都是人在文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过去的理论在围绕在上头。但或者可以讲一个 go beyond anthropocentric 的角度去思考？譬如ecology？人是复杂网络的一部分，不再是一个主体。”他说要人类放弃主体性的思维很难，但香港从雨伞之后开始强调主体论述是为了对抗中国，若能拉阔点看，人与对外在世界、对自然的思维和理解，其实都在说主体性。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关心自然，是一种保育性的自然，人仍然是主体。罗贵祥教授觉得这样是有问题的，人类是时候要重新思考，人是包含在系统之中，而不一定是主体。
在访问的尾声，罗贵祥教授受端传媒的邀请为推荐了两本自然文学的读物：
《牛》
作者：吴煦斌
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10月
罗贵祥教授说吴煦斌女士的作品他都推荐，特别是小说集《牛》和散文集《看牛集》。文学季今年亦设有“恍惚的、遥远的、随即又散了——吴煦斌对话展”向她致敬，介绍推广已甚多，便不再赘言。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湖滨散记》）
作者：Henry David Thoreau
出版：Wisehouse Classics
出版日期：2016年1月
大家或会因《公民抗命》而熟悉梭罗的名字，甚至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也是受他所启发。他是19世纪的美国人，拥有很少的自然空间。在游历新英格兰期间，梭罗深刻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写下豫这本《湖滨散记》（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但他笔下的自然是危险的，并不主张人类去拥抱它。罗贵祥教授因小时候生长于香港仔水塘，曾经历邻居同学因戏水而身亡，也就更领会到自然所带来或伴随的危险性。